1966年五六月间，中国大陆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运动，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山河一片乱，乱到对台工作的机密档案都没地方放的程度。

这一天，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与负责对台工作的童小鹏、罗青长在商量工作。

童小鹏汇报说，总理，对台工作还怎么搞嘛，对台工作领导干部罗瑞卿、杨尚昆被打倒了，徐冰、孔原靠边站，罗青长被造反派挂在孔原的“黑线”挨批斗。

周恩来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李宗仁说了，统一战线不能丢，不管怎么困难，也要坚持搞下去。

罗青长说，现在最要紧的是保护对台工作的档案机密，不少地方在打砸抢抄，很危险！

周恩来决断说，对台工作办公室搬进中南海国务院内。童小鹏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了，把部分机密文件和廖承志家的对外机密文件，转到中央办公厅保存。

童小鹏说，徐冰保存的机密文件，统战部造反派抢夺档案时，他的秘书机警地转到了安全地方。

周恩来高兴地说，好！台湾当局最担心我方会把他们传话、传信的机密暴露，要想法告诉他们，我们不会泄密的。

在台北阳明山蒋介石官邸客厅，蒋介石与宋美龄、蒋经国在议论大陆“文革”形势。

蒋介石得意地说，这是大陆的内乱，这是中共的崩溃，中共从此休矣！

蒋经国说，我已经下令加强“匪情”研究。

蒋介石说，我在想，大陆既然这么糟，我们应该配合做点事。大陆进不去，香港可以试试，我决定把香港共党各种机关所有头面人物，全部召到台湾来，要他们“个体起义，投奔自由”。

宋美龄微讽地说，就怕像以前一样，情报部门搞来一个半个，骗我们是“要员”，一查是共党丢弃的垃圾。

蒋经国听得很尴尬，蒋介石忙说，这回我自己来管，不给情报局他们搞。

宋美龄泼冷水：美国可不这么看，他们的中共问题专家少说上千人，他们并不认为中共会发动搞垮自己的内乱。

蒋介石没有理会宋美龄，对蒋经国说，他们破四旧，毁孔孟，反传统，我们要大修孔庙，提倡复古，利用传统反攻大陆！

蒋经国走后，宋庆龄提醒道，达令，不要忘了上帝！

是是，信仰不能丢。蒋介石乖乖跟夫人走进祈祷室，虔诚地进行基督仪式。

蒋介石向着东方脱帽致礼，先大声高唱“天父，圣哉，圣哉”，然后坐下，用毛毯将双膝盖好，闭起双眼，就念念有词做起祷告来。

蒋介石做完祷告出来，蒋经国等在门边，悄声告诉他：阿爸，那边捎话，不会泄露机密。

蒋介石松口气：嗯嗯，好好。他们还能控制？

蒋经国：看来，乱是表面的。

这天中午，蒋介石由蒋经国陪同登上桃园县角板山，在梅台静坐下来，蒋介石神情发呆地望着绵延起伏的山野。

蒋经国问，父亲，你一天闷闷不乐，发生了什么事？

蒋介石痛苦地说，我接到报告，家乡慈庵祖坟被“毛匪”的红卫兵所毁，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不孝之罪孽呀！希望你与子孙要永记这一仇恨不忘！

蒋介石看着慈庵的照片，泪流满面。

蒋经国哽咽地说，父亲孝心令我感动。掘祖坟是深仇大恨，孩儿永世不忘！

蒋介石叮嘱道，私仇可以不理，大仇不可不理。因私仇者个人之仇，大仇者国族之仇。大丈夫可不计私仇，但不可不报国族之大仇也。

蒋经国唯唯：经国谨记父亲教诲。

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汇报说，总理，浙江奉化蒋介石的祖坟遭破坏。

周恩来指示说，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打电话，要说服红卫兵，中国人历来对挖祖坟的事最反感，最不得人心，不能这样做！破坏的部分要修复！修好后拍照寄来。

童小鹏说，我立即打电话！

蒋介石看了特殊渠道从大陆寄来的修复的祖坟照片，更感觉大陆的乱是表面的，毛泽东稳稳地控制着局面。他不希望、不相信乱是表面的，而是希望“文化大革命”的大火越烧越旺，大陆乱得更凶。他幸灾乐祸之余，精神格外振作起来了。等待了十几年的“反攻复国”时机终于到来。于是，他开始修订其反攻大陆的政治策略。

1966年6月16日，蒋介石在风山陆军军官学校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消长成败的形势及其关键》的讲话。在这篇演讲中，他变得聪明起来，缩小打击面，引人注目地将过去“反共”的一贯提法，改成了“反毛”，由跟一个政党为敌变成跟一个人为敌，提出“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与信仰之下联合起来”的口号。他知道共产党搞运动就要整人，共产党要整的人，便是他要“团结”的人。

他说：“凡是被毛匪整肃和在整肃边缘上的知识分子，皆是我们三民主义的战友。我们必尽其全力，提前进军，来做你们的后援。我们今日重申‘不是敌人，便是同志’的信条。凡是反对毛匪思想，反抗毛匪暴力，不甘心做毛匪奴隶的反毛青年，皆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同志。”

10月9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告中共党人书》。在这篇文告中，他针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挨整的对象做文章，竭力挑拨大陆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离间中共党政军干部同毛泽东的关系。说什么“今天很明白的事实，就是毛泽东对于你们这一代，从党政军领导干部到党员团员及其所谓工农兵群众，根本上都不敢相信，认为都已不可靠了”；“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是要“对其党政军人员来整风——整党、整政和整军”，“就是要将你们凡是有知识、有思想，过去有功绩、有贡献的共党干部和一般党员团员，借此来整肃清除”。声称“你们大家现在彼此所应该商量的第一件事，我以为莫过于是如何自救以救国的切身大事了“，三民主义“是你们唯一可走的路子，亦是唯一可通的路子”。

在这篇文告中，蒋介石错估形势，以为被整的中共党政军干部就要造反起义了，立即制定拉拢奖励政策，对中共党政军干部发表了三项郑重声明：

“第一，在我们国军大举反攻之际，只要你们不与国军为敌，不加抵抗而接应国军，就可以论功行赏，获得国军的番号，享受国军同等的待遇。

第二，如其你们先行起义……我们就立即承认你们的军事与政治地位，以排、连、营、团、师、军长以及各地区司令委任，并按其功绩晋升官级；同时赋予你们所光复地区行政长官之权，如你们沿海一带军队要请求国军援助，则我们可于六小时之内，立即派到大军驰援，与你们并肩作战。

第三，……只要你们诚信相孚，不与我国民革命军为敌，则你们共产党团员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对你们必如过去战友一样，一视同仁，决无彼此厚薄之分。”

蒋介石在遥远的孤岛注视着“文革”动乱事态的发展，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并不认为军事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他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台时，我们就能顺利地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像1967年的那样奇特，他在攻击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次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次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1967年的这篇“元旦文告”中，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战略口号——“讨毛救国”，并认为这一战略的重要性远远超越军事战略。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设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在各种会议上振臂高呼：“一切反毛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思想和信仰之下联合起来！”

他通过报纸、电台呼吁大陆“反毛”力量组成“讨毛救国军”，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并保持与台湾国民党的联系。

在1967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上，“讨毛救国联合阵线”成为主要议题。会议通过的《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方针案》，确定了基本方针十二条，均以蒋介石的上述思想为基础。蒋介石一再声称推行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本乎‘打蛇击头’‘铲草除根’之旨”。翌年1月23日，“扩大推行讨毛救国运动大会”在台湾召开，严家淦、谷正纲参加大会。大会宣言中声称要响应蒋介石的号召，“把讨毛救国的努力，进一步扩展到全世界去，促使全球自由力量的大联合”。

但这一运动除了停留在空喊口号、空订条例、空开会议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更谈不上将这个阵线扩展到大陆。不久，这一运动便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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