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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鲜战争开始,到1957年,美台关系因艾森豪威尔当政重度“蜜月”期,美国逐步加强了对台湾和台湾海峡、澎湖、金马的军事控制,一方面阻止大陆用武力解放台湾,另一方面想以各种方式吃掉台湾。美国对大陆的政策也从武装侵略为主,改变为以和平演变为主了。苏联的赫鲁晓夫也向中共伸手,不断施加压力。当时大陆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侵略干涉。台湾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美国,大陆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苏联。蒋介石事实上已放弃用武力反攻大陆,只是嘴上叫叫而已;中共事实上也不采用武力解放台湾,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统一中国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两岸之间开始了频繁的第二次秘密接触。
虽是冬天,中南海丰泽园里的七棵古柏仍然苍劲挺拔,傲雪斗霜。
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明确说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蒋介石也不是不可救药的,我见过他两次,还可以见第三次,同他谈一谈,这是可能的。”
尤金惊异地听着,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又说:“但是蒋介石反对,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他每天反对,我们就每天说要同他合作。这样就使我们的蒋委员长很难处,他的内部正在分化。”
这是中共打出和牌之前,毛泽东向外国人吹的风。
1956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屈武等人,将中共要打和牌的主张告诉他们:请你们捎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
张治中说:“总理,你和毛主席最近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紧锣密鼓呵!”
邵力子高兴地说:“把我们都鼓舞得坐不住了,手舞足蹈想做点事。”
周恩来强调说:“蒋介石在台湾,枪还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刘斐感慨说:“政府真是宽大、宽容。”
周恩来说:“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我还要代表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方谈判。”
这些被称为“和平将军”“和平老人”的原国民党上层人士,听了都欢呼雀跃,跃跃欲试。
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总理,我可以借探望殷夫人的名义去香港,找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探求祖国统一的道路,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
周恩来一直微笑听着,听完说:“我支持你去,你这条线直接呀。”
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书房,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喝茶、交谈,章士钊走了进来,毛、周站起,热情问好。
章士钊一眼看见宽大的书案上平摊着怀素的《自叙帖》,便说:“早晌在郭老处见到主席的草书,师自怀素《自叙》之意,而又不露其迹,已臻化境,我们都很喜欢。”
“今天请行老来,不谈文事,不谈文事。”毛泽东扬起宽厚的手掌,连连摇动,又笑着说,“专谈国事。行老不是老成谋国嘛!”
周恩来说:“上次行老和我谈及,愿意去一趟香港,我报告了主席。主席和中央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去香港试试是可行的。中央相信行老的为人,相信行老的本事。”
毛泽东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
章士钊问:“主席说的照旧,包括哪些方面?”
毛泽东挥手画个半圆,朝胸前一揽说:“包括一切方面。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
周恩来说:“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
毛泽东说:“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周恩来具体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意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说:“我们是一片真诚可对天。港台报纸说我们挖了蒋介石的祖坟,那是造谣嘛。”
章士钊笑说:“蒋先生倒挖过毛先生的祖坟。”
毛泽东也笑了:“想挖断我的龙脉,到头来倒把他自己的龙椅弄翻了。”
周恩来说:“我马上要对台办有关方面打招呼,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要加以保护,中国的传统信这些嘛,对他们在大陆的亲属要注意照顾。”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你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他。”
周恩来郑重地将信交与章士钊。
章士钊接过信收好,又从口袋取出一信说:“我也给蒋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主席、总理过目。”
毛泽东接过信,津津有味地看起来,读到警言佳句处吟哦道:“‘溪口之花草无恙,奉化之墓庐依然。’好!挠到蒋委员长的痒痒肉。”
毛泽东又读下去:“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他停顿了一下说,“把台湾比作‘南天’似觉不妥。”
章士钊说:“那就请主席改一下。”
毛泽东提起笔来说:“改作‘南云’吧。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到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
周恩来指着信说:“这里还有一句关键的话,‘现在支持你蒋先生的就是毛先生’。”
毛泽东笑说:“这么说也公平,连‘台独’分子要暗杀他的情报,我都及时告诉他嘛。”
章士钊是一个有沧桑经历的老人,跨越了晚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在思想、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青年时期在武昌求学时,与武昌起义的统帅黄兴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他加入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是同窗好友。他还在南京学堂组织过反清学潮,并策划过行刺广西巡视王之春的暗杀行动,并为此坐过大牢。他曾经编译宫崎寅藏所著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编译中因一时笔误,将孙先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字连缀成文,写作“孙中山”。后来该书出版,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
后来,章士钊经杨度介绍,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他们常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十分投机。同盟会成立时,章士钊并没有成为该会的成员。他提倡苦读救国,一生坚持做无党派人士。他的结义兄弟章太炎苦劝其入同盟会,但他不为所动。章太炎知道章士钊对同盟会员吴弱男女士甚为倾慕,于是生出一计,请吴弱男出面动员章士钊入会。不料吴弱男没有完成任务,反而通过此番接触成了章士钊的情侣,后来他俩在英国结了婚。孙中山后来说及此事时,开玩笑说:“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
章士钊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参加过反袁、讨袁斗争。后来他又投靠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他设法营救过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并曾经出庭为陈独秀辩护,其数千言辩护词,使举座为之震惊,被上海的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他还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日伪劝诱他加入汪伪政府,被他严词拒绝。此后,日伪政权对他进行威胁,他于是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再后来到重庆。他在重庆结识的殷德贞,就是他的第三任夫人,也是他后来九十二岁高龄去香港探视的人。
以章士钊如此独特与复杂的经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合适不过的。他来做祖国统一工作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在国民党中有许多故旧,好些国民党头面人物是他的好友。他和毛泽东是同乡,并且早就认识,相互之间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前,经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介绍,他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中共的成立,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毛泽东到上海找到章士钊,请他帮忙。他立即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得两万银元,悉数交与毛泽东。
毛泽东、周恩来选择他作为“和平使者”,那是独具慧眼。
他们从书房走出,来到静谷树林里散步。
周恩来问:“行老,中共中央的信,您用什么途径转交呢?”
章士钊说:“我想先与许孝炎接触,他是湖南沅陵人,我的小同乡,在重庆共过事。他现在香港负责国民党的文化宣传工作,主持《香港时报》,深得蒋介石信任。”
毛泽东说:“我看许先生较合适。”他又征询周恩来的意见:“你看呢?”
周恩来点头说:“许先生挺合适。他大约五十五六了吧?他是北京大学毕业,抗战胜利后,当选为国民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1949年,蒋介石派他去香港,他是国民党在香港举足轻重的人物,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毛泽东建议:“可以给许先生先去封信,就说大驾要探亲嘛。”
周恩来问章士钊:“您什么时候动身,要统战部安排一下。”又叮嘱道:“行老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身体。高龄了,国之重宝,探亲也要带个秘书照应。”
1956年的春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
飞机在碧蓝的天空中平稳飞行,舷舱外是金灿灿的阳光。
章士钊望着舷舱外掠过的苍穹,有些激动。
秘书俯身对他轻声说:“行老,您休息一会吧,打个盹就到香港了。”
“唔。”章士钊漫不经心地唔了声,摸了摸藏在口袋里的信件,踏踏实实闭上了眼睛。
飞机穿越轻烟似的云雾,飞到了蔚蓝色大海的上空。
秘书欢快地轻喊:“海!海!看得见香港维多利亚湾啦!”
章士钊睁开眼睛,望向舷舱外,眼睛有些湿润。
飞机在启德机场停稳了,身穿一袭灰色长衫的章士钊在秘书搀扶下,缓缓步下舷梯。
许孝炎等朋友快步迎上去,握手问候。
十多个新闻记者一齐将镁光灯打开,镜头对准了章士钊。
许孝炎搀扶章士钊,突出记者包围,走向停在附近的轿车。
章士钊住下后,顾不上休息,拜访了许孝炎。许孝炎在密室热情地接待了他。
喝茶之后,章士钊说:“老乡,想当年我俩在重庆同为参政员,交往密切,分别了十年,竟如同路人了。”
许孝炎摇手说:“哪里,哪里,我一直想念章先生,今日有缘相见,分外高兴。”
章士钊说:“老乡,我们还要共同参政,参祖国统一之政。中共有意和平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托我捎信给蒋先生。”他从怀里取出密藏的信,给了许孝炎说,“要托许兄亲交蒋先生。”
许孝炎接过信后,掂了掂,藏进了内衣口袋,问:“信我就不打开了,请问行老,中共方面的主要条件是什么?”
章士钊说:“临行,中共最高层对我作了交代,主要是四点: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先生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先生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许孝炎听了说:“好,蒋先生很关心祖坟是否完好,因为港澳有的报纸说,蒋氏墓庐已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运动中荡然无存。”
章士钊大声说:“那是谣传,信上写的有。”
许孝炎爽快地说:“我立即直飞台北,亲手交与总统。”
第二天,许孝炎已经飞到台北,走进了士林“总统官邸”。
他坐在墙边陈旧的沙发上,侃侃而谈,已经把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又把信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端坐案前,展开中共的信件,看一遍,望许一眼,再看一遍,又望许一眼,看到信的结尾,他喃喃地念出声来:“溪口之花草无恙,奉化之墓庐依然……”他内心起了微澜,表面依然平静,沉默无语,闭目静思。
许孝炎坐着不敢作声,额角已经渗汗,端起玻璃杯喝口水。
柔和的阳光爬上窗台,已是下午4点了。蒋介石睁开眼,瞥眼窗外,轻声说:“唔唔,这个,唔,到户外走走。”
蒋介石拄杖外行,许孝炎赶忙跟出。
蒋介石走到官邸门前金鱼池畔喂金鱼。早有侍卫捧着饲盘立候。蒋介石接过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向挤游过来的鱼儿抛食。
蒋介石喂金鱼是很专心的,他给每条金鱼都取了名字,往常要一边轻喊着鱼儿的名字,一边抛食。如今他有心事,行动迟缓,闷头搭脑心不在焉地抛食。
抛了一会,他扭转头,向目光充满期待的许孝炎摆手,轻声说:“你可以走了。”
乘兴而来的许孝炎不得要领,蔫头耷脑地离去。
据蒋介石身边的人后来透露,这天夜里蒋介石卧室的灯光长夜不熄,他失眠了。“溪口之花草无恙,奉化之墓庐依然”,这句特透情的话,久久在他脑海里闪现。
蒋介石多年来身居海外未给祖宗扫过一次墓,未在母亲的坟上铲过一锹土。他终生难忘,他是在南京被中共占领不久的4月26日下午,当中共三野七兵团第二十二军逼近宁波、奉化一线声称要活捉他的危难时刻,才泣别母庐,带着儿子蒋经国、爱孙爱伦匆匆离开故乡到达象山港,原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扶着他登上早已停候在那里的“泰康号”兵舰。当“泰康号”起航时,他不由来到了后甲板上,望着舰后渐渐远去的故乡群山,眼里不由湿润了。
也许蒋介石这个不眠之夜,用“魂牵武岭,梦系溪口”八个字,足可表达他浓浓的乡愁,和对祖宗的深切怀念。
但是面对大陆伸过来的和平之手,他本能地采取了强烈的抵制情绪。他不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更是心有余悸。蒋介石常说:我倒霉就倒霉在国共合作上了。这次,他拿着许孝炎传过来的信,对儿子说:中共的和谈呼吁不过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是“统战诡计”,是“宣传诡计”。台湾绝不会妥协,要坚决反共到底,要扫除共产主义!
虽然章士钊成功地把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中,但台海局势并未因此风平浪静,5月15日,金门、厦门之间又爆发激烈炮战,一直持续到22日。22日之所以国共双方停止炮战,是因为双方要对付南海上的突发事件:菲律宾在当日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29日,北京、台湾不约而同地发表声明,指出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抗议菲律宾的无理要求。6月6日,国民党海军舰队开始到南沙群岛巡弋。12日,台湾当局宣布派往南沙群岛巡弋的舰队在南沙群岛树碑、升旗。不久又派出了驻守部队。北京对凡是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事自然是默认的。
蒋介石因为忙活这些事,脑子里对中共伸出的橄榄枝也有疑虑,派特使的事也就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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