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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段记载，我们除了要敬佩姜子牙的大智大勇之外，更值得敬佩的就是，他能准确的区分科学和迷信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在那个巫术横行的年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却是难能可贵的。姜子牙虽然提出了“龟壳朽骨，蓍草枯叶”的至理名言，可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周易》作为占卜之术的窠臼。直到孔子时期，这一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孔子在学《易》之前，也只是把《周易》看作占筮之书。然而，当他发现《周易》的“德义”之后，便开始用儒家思想对其进行了驯化。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这样便极大地提高了《周易》的哲学思想，从而使得《周易》向哲学范畴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那么，孔子又是如何圆融《周易》中的哲学与占筮之间的关系呢？孔子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意思是说，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正如《论语子路》中记载：“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孔子就是这样在承认《周易》占卜功能的前提下，又充分挖掘和发展了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从而使之相互圆融的。
可以说，正是由于孔子的诸多努力和付出，才使得《周易》这本占筮之作，变成了一本包罗万象，内容庞杂的社会和哲学专著。此外，由于孔子在修订《周易》之时，更加偏重于义理说教，因此，这也为以后《周易》义理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周易》的学术流派《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记载：“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只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相互攻驳。”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周易》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发生分化，以至于衍生出了两宗六派。
两派指的是指义理派和象数派；六宗指的是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实际上，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则偏向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则偏向于义理派。下面我们就两派六宗的产生和传承情况，予以简单介绍说明。
一、义理派义理作为易学两大要素之一，主要是阐释《周易》的文义和道理。《周易》经文的“义理”是通过卦名和卦爻辞表现的，主要阐发卦爻象数所象征的物象、事理和吉凶悔吝，因而其“义理”以占筮之理为主，兼含哲理观念。例如：《周易说卦传》言八卦“乾为健、坤为顺、震为动、巽为入、坎为陷、离为丽、艮为止、兑为说（悦）”，即是系统阐述八卦的属性、功用之“义理”。
此外，卦名也是对《周易》本身“义理”的高度概括。但是，历代易学家对卦名的由来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观点如下：
（1）取义说。认为卦象代表事物之理，取其义理为卦名。如乾卦皆为阳爻，主刚健，乾即有刚健之义；坤卦皆为阴爻，主柔顺，坤即有柔顺之义，故此命名。
（2）取象说。认为易卦来源于对物象的观察，因而以某种物象之名命名。如乾卦之象为天，乾本义为天；坤卦之象为地，坤本义为地，故此命名。
（3）占事说。认为卦名同所占问的事件即卦爻辞的内容有关。闻一多先生考证，“乾”本为“斡”，是北斗星的别名，乾卦中的“龙”象就是龙星，龙星的出没表示四时节气的变化。此卦为占问节气变化，筮得乾的卦象，故取名为“乾”。另如“坤”卦乃占问失马之事，牝马驯良，可以求得，筮得坤的卦象，故取名“坤”（驯良、柔顺）。“家人”乃占问家庭之事，“震”为占问打雷之事，“履”为占问打猎之事，等等。
其实，纵观以上的释名观点，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他们对卦名有着异样的理解，但是，他们对《周易》之义理观的认知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
（1）老庄宗所谓的老庄宗，指的是用以老庄玄学阐发“易”之义理。代表人物有王弼、韩康伯等。
王弼，字辅嗣，三国魏国山阳人，撰有《周易注》、《周易略例》等著作。他看到汉易越来越烦琐，不但依象解辞，而且句句都要附会易象，致使八卦之象有三百三十种之多，烦琐至极。他于是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观点。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倒明象篇》）但是，这里王弼所说的“忘象”，并不是不要“象”，而是在得“意”时，不必拘泥于“象”，只有这样，才能“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即紧紧把握“意”（每卦的思想内容）和“义”（同类卦象的核心实质）。例如，乾卦之义在于“健”，就不必拘泥于其卦象一定是马，坤卦之义在于“顺”，就不必拘泥于其卦象一定是牛，等等。
由于，王弼的《周易注》，推翻了汉朝的烦琐象数易，倡导“忘象求意”，用简洁的文字注释《周易》六十四卦，可以说为《周易》的繁荣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同时，也为宋人以“理”说易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王弼又被称之为义理派的开山祖师。
（2）儒理宗所谓的儒理宗，指的是用孔孟儒学阐发“易”之义理。代表人物有孔颖达、朱熹等。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隋唐间儒家学者，经学家。
孔颖达出身官宦人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曾从时之名儒刘焯问学，以精通五经称于世，对南北朝经学之“南学”、“北学”均有颇深造诣。入唐后，被李世民聘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成为李世民智囊团中重要人物，是著名的“十八学士”之一。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锐意经术”的唐太宗，有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且繁杂而歧见纷出，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乃命孔颖撰《五经正义》。其中有《周易正义》，采用魏人王弼注本和晋人韩康伯注本，由孔作疏。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第一》提出了八论：第一论易之三名；第二论重卦之人第三论三代易名；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第五论分上下二篇；第六论论夫子十翼；第七论传易之人；第八论谁加经字。其中，第一论最为重要。主要讲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据《易经乾凿度》和郑玄《易赞》，重申易有变易、不易和易简三义。其二是，同意《易纬乾凿度》关于“有形者生于无形”的原则，认为“易理备包有无，而易象唯在于有者”。于是，他把《同易》分成有形的易象和兼论有形无形的易理这两部分。《周易正义》于永徽四年（653）三月，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
《五经正义》的颁行，一扫了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儒经师说。如今古文学之争、郑王学之争、南北学之争等，这些各行其是的学术宗派从此失势，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就不劝自息，经学的汉学系统至唐初而得以统一。
宋代是理学繁盛的时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大家，开始把理学思想融入到了《周易》的研究之中，开创了《周易》研究的新局面。他们主张以象数明义理，又以义理释象数，相互发明，相得益彰。
（3）史事宗所谓的史事宗，指的是以史证易的《周易》研究方法。代表人物有杨万里、苏轼、李光等。
杨万里（1124-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人，是南宋初年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被时人称作四大家。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同时，还是伟大的哲学家，最能表现他哲学思想的著作就是《诚斋易传》。
杨万里在研究《周易》时，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引史证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是书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清代学者全祖望跋杨万里诚斋易传时也曾指出该书以史事证经学，尤为洞邃。以史证易的研究方法主要特色是“对各卦和各爻义理的解释，几乎皆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行加以论证，以说明《周易》乃圣人通变之书”这与那些空谈天道的方法相比，更具有实在的价值。
在杨万里眼里，《周易》具有强大的推理功能，一方面，它可以从主体形式（天、地、人）方面进行纵向推导；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从内容方面由正及反进行横向推导。例如在《观》中，六三的爻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那么，它相反的一面，即进退失道是何种情况呢？诚斋解释说：“必进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这种从否定的知识界域中，突现失道的行为，足以给人的道德修养划定最低限度的边界。
总而言之，“引史证经”的方法，不仅是《周易》研究史上创新，也为更多《周易》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第二、象数派在《周易》经文中，“象数”指卦爻符号和奇偶之数。《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首次提出“象”“数”的概念和说明“象”与“数”的关系。由于卦爻象数是出于占筮及“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需要而制作的，因此为以后占筮、哲理的解说提供了最佳范式，成为占筮、哲理二大流派的原点。
我们这么所说的象，其实指的就是易象。象不仅是《周易》重要构成因素，同时，也是易学的重要范畴。《周易系辞》说：“易者，象也。”《左传昭公二年》有“见《易象》与《鲁春秋》”的记载，其中“易象”即指《周易》。孔颖达疏：“易》文推衍爻卦，象物而为之辞……是故谓之《易象》。”而所谓的数，指的就是易数。《系辞》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极其数，遂定天下象。极数知来谓之占。”《说卦传》说：“参天两地而倚数。”说明“数”可以定卦象，推衍“数”可以预知未来。
其实，《周易》从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其主要功能就是占卜。换句话说，也就是借助易之象与数的推算，占断人生之祸福吉凶。所以，我们可以说，《周易》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天生的象数派。而《周易》发展到汉代，“象数”便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卦爻象和卦爻数，而是指融合了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及天干、地支、五行在内的新的卦爻象数系统。
（1）占卜宗占卜宗由来已久。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学会借助龟甲，兽骨，用火烧烤之后，望其断裂之纹路，而判断吉凶。正如，孔颖达所说：“卜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其实，这就是最早的占卜。
然而，由于选择龟甲十分费事，龟卜、非常繁琐。所以，这才导致发展到比较简易的筮占。筮，就是用竹签或著草占卦。正如《周礼曲礼》所说；“龟为卜，策舟筮。”其中，策为推算用的蓍草的根数，并由此判断祸福。
（2）禨祥宗禨祥宗是在原始占卜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如《四库全书》记载：“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由此可见，禨祥宗是一种对占卜术的继承和创新。例如，禨祥宗的代表人物京房，就成功的把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纳甲等学说融进了《周易》占卜之中，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占卜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京房（前77-前37年），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师从焦延寿，深得焦氏《易》学“真谛”。并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此一流派在当时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人们把这一流派称之为今文《易》学“京氏学”。
京氏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十六卦变”。简单的说就是：占者遇：变入本宫卦者，灾福应十分。外戒卦：吉凶从外来。内戒卦：祸福从内起。骸骨卦：生则赢瘦，死不葬埋。棺椁卦：病必死亡。血脉卦：主血疾漏下。绝命卦：事多反复，为人孤独，不谐于俗。游魂、肌肉卦：精神恍惚，如梦如痴。归魂、家墓卦：坟墓吉，而无事可成也。
除此外，京房易学还将阴阳二气收入纳甲体系，以及将十二支纳入八宫卦中，从而使得《周易》的占卜功能更加完善。因此，我们可以说，京房是《周易》象数派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3）造化派杜甫有诗云：“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里所说的“造化”，其实就是赞美大自然无穷变化的本领。因此，《周易》流派中的“造化派”，指的就是具有先知先觉，能力无穷的占卜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陈抟、邵康节。
邵康节，名雍，字尧夫。宋朝著名卜士。范阳人（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移居洛阳。是中国占卜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梅花易数的创始人。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作品。
《梅花易数》是一部以易学中的数学为基础，结合易学中的“象学”进行占卜的书，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随时随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种多样。相传邵雍运用时每卦必中，屡试不爽。
据说，在辰年十二月十七时申的一天，邵康节先生偶然观梅花，见两只鸟雀争占一枝而双双坠地，很以为奇怪，因此占了一卦，辰年五数，十二月十二数，十七日十七数，共计三十四数，除八，得四余二，二数为兑，为上卦。三十四数加申时九数，计四十三数，除八，得五余三，三数为离，为下卦。上下卦总数四十三除六，得七余-，初爻动，得卦为泽火革，初九爻动，变艮，互卦见有乾巽二卦于是，邵康节先生断卦说：详查此卦，时天晚上，当有女子折此梅花，园丁不知原因，追逐女子，女子手足摔倒在地，伤了右边大腿。在泽火革卦中，上卦兑属金，为体卦，下卦离火为用卦，克制兑金。六二五爻至九三爻、互卦为巽为木，生离火。这样一来，克体兑金之卦气旺盛。兑为少女。所以知道少女被伤，而用互巽木又被体互乾金所克伤。巽为大腿，所以有伤大腿之应。所幸初九爻动后，变卦为艮，艮为土，土虽使兑金体卦得以生扶，但艮又为止，所以知道女子虽然受伤，但不至于有危险。
关于邵康节梅花易数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其中心思想，无怪乎就是称赞梅花易数的神奇，并使其披上神秘的外衣，这样就无愧于“造化”这一盛赞了。
5.《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当我们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周易》独特的艺术文化的魅力时，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周易》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更是中国一切艺术文化，乃是自然科学的源头。它以有容乃大的胸怀，包藏了艺术学、哲学、文学、建筑学、医学、数学，以及物理学等众多门类的科学知识。
《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深远的。如果让我们敞开胸怀畅谈《周易》的积极影响作用，恐怕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因此，我们将有选择的介绍一下，《周易》在中国艺术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
一、《周易》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周易》对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二是，阴阳和谐的思想。凡是读过《周易》的人，都会发现，《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在于表达天地自然之道，及该卦在自然之道中所处的时势，然后把这个道与时势，作为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制约，从而决定人们应当怎样去行动。而这种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统一性，古人称之为“天人合一”。
而这种思想的建立基础，必须要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周易》认为，人是认识的主体，而天是认识的客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有意识的，而作为认识客体的天是无意识的。所以，《周易》的思想就是要建立起从“人”到“天”的沟通阶梯，借此来帮助主体去认识客体，也就是帮助人们去了解天地之道即自然规律，同时也了解和认识人类本身。说道这里，我们不妨插句话，早在远古洪荒时期，由于自然科学不发达，先民便对世间万物充满了崇敬，在这个时候，“人”无疑是最渺小的，而率先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在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之后，关键的问题，就是强调人与天得相辅相成作用。简单点说，就是当天道之中含有人道，人道之中也含有天道，唯有如此，方能天人合一。《系辞传上》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意思就是说，天道与人道如同形影的关系，不可割裂。
此外，还有天地交，泰。后（君）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以，人只有在自觉地遵循天道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它，并能动地协调于天道的相结合，这样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正如，《乾卦》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阴阳乃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阴阳二气之中，阳气是创生的、主导的，阴气则是顺动的，终成的。阳气是活性的，具有生命力；阴气则是收敛、闭藏的。两者虽是构成宇宙不可或缺的对等因素，但作用并不相同。因此常常褒阳而贬阴，重阳而轻阴。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也是《周易》所批判的。因为，阴阳二气虽不是平行关系，但是，两者相互消磨，相互融合的过程，却正是力求平衡的过程。所以，《周易》认为，平衡与和谐乃是阴阳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关键的就在于“变”。
我们以损卦为例，六三爻；“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辞说“一人行，三则疑也”。意思是一人行走会得到友人，三人同行会产生猜疑。《系辞下》解释这一句说：“天地因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其含义是完全相同的。总之，阴阳都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并实现和谐统一的。
二、《周易》对文学的影响《周易》文字优美，词简而意丰，其本身就是一部很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实，很多人阅读《周易》的初衷，并非奔着它的占卜作用而去的，反而是把它当成优秀的读本。例如：《孚卦》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想象，眼前是一片浓荫，一只煽动着翅膀的白鹤，正在引吭高歌，仿佛是在抒发自己美好的心情，或是在呼朋引伴，而就在此时，距离不远处，一只小白鹤也随之高声鸣叫，悠长的鹤鸣，回荡在空谷之中，这是何等的惬意啊。然后，把盏临风，对酒当歌，这又是何等的逍遥自在。想到此处，难道我们还不为之动情吗？难道，这与苏子在前赤壁赋中所写：“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境界不同吗？答案是，完全一致。所以，即便我们把《周易》称之为是一部优美的散文诗，那也是不为过的。
当然，《周易》的运笔行文，跌宕多变，时而是一首婉转流动的诗篇，时而是一则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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