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迫不及待的和龚荣荣来到了图书馆，那是从前郧山书院的藏书楼，一幢红窗红门红柱的二层楼阁，外墙上爬满了枝叶繁茂的爬山虎，被称作“红楼”。&40;&29378;&95;&20154;&95;&23567;&95;&35828;&95;&32593;&45;&119;&119;&119;&46;&120;&105;&97;&111;&115;&104;&117;&111;&46;&107;&114;&41;尤其是秋冬季节，爬山虎的叶子变红后，满墙红叶，是名符其实的“红楼”。以前，这里面曾经供着五个神龛，中间是孔子，两旁为“四配”：颜回、孔伋、曾参和孟子；最兴盛的时候供的还有“十二哲”：闵损、冉壅、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及二十八先儒、三十九先贤。文革中，红卫兵把这些先儒先贤先圣的牌位画像掀的掀了，砸的砸了。

原来，郧阳中学的师生，只要说一句：我去做“红楼梦”了，就知道去了图书馆。此“红楼”和彼“红楼”，大概是同一个朝代的产物，“香焚金鸭鼎，闲傍小红楼”，在“红楼”里读书，更接近“红楼梦”的意境。

我和龚荣荣装作打闹的样子围着图书馆跑了一圈，并没有人注意我们，只有远处有人影晃动。我挡住龚荣荣，警惕地看着周围，她迅速打开那两把巨大的铁锁，然后用虚掩的封条遮挡住锁头，我们侧身闪了进去。

进门就看到过道的地上乱七八糟的堆放着很多书刊杂志，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人管理这个地方了。我们先在左侧的阅览室看了看，书架上没有几本杂志，地上散落着一些过期的杂志，落满了灰尘。然后，龚荣荣打开右边的门，我们进了图书室。里面门窗紧闭，一股有些呛人的霉味扑面而来，屏声静气的，我们蹑手蹑脚走进去，一步一个灰脚印。看到眼前的一排排书架，马上分辨出那霉味中还掺杂着书香纸香，紧绷的心慢慢松弛下来。

我和龚荣荣对望一眼，互相都看出了眼睛里那一丝亮晶晶的喜悦，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图书馆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面对着成千上万册书，我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看多久就看多久，这是多么开心痛快的事情！真想在里面大叫几声，楼上楼下狂转几圈，翻几个跟头。

龚荣荣小声说了句：“我们各看各的吧。”

我点点头，回头看了她一眼，深深地一眼。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看什么。

谁也没有想到我的“色眼子”还有这种神奇的功能。

我有点吃惊，从龚荣荣身上叠化出一只奇怪的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鸟，画册图片上也没见过，它长着一身像在燃烧的鲜丽的羽毛，金灿灿的夺人眼目，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辉煌感。难道它是一只神鸟？但它不像我们楚地的凤凰；好像是一只外国的鸟？它是怎么飞到中国来的呢？它在空中盘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若隐若现，带点挣扎的感觉，似乎在寻找什么。它不停地飞呀飞，向远处飞去，变成一个小红点消失在遥远的天际。它飞到哪里去了呢？我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什么预兆吗？我不知道。

前世和今生，有着怎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

我揪了揪头发，控制住重瞳穿透带来的头疼，按住从胸口散发的心惊肉跳，带着一丝丝疑惑，一步一步向书架深处走去。我先上了楼，楼上多是理科类的书籍，还有几个古旧的崁贝壳的雕花硬木书柜，里面锁着一些发黄的线装书，弥漫着年长月久的气息。文科书籍大都在楼下，我下了楼。

我在文学类的书架中走了几个来回，就成了满园选瓜，选的眼花，恨不得每本书都想看，却不知从哪里看起。我抬眼看了看龚荣荣，她已经擦干净了一张椅子，坐在上面看了。我走过去一看，原来她看的是合订在一起的《大众电影》，每一年的订成厚厚的一本。

“还有画报？”我嘀咕了一句，低头看到了墙边堆着几摞合订本的《人民画报》、《民族画报》，就随手拿起来翻开着。那天，我用一目数十行的速度，把这些文革前的画报翻了一遍。是“翻”，不是看，翻到感兴趣的图片和内容，才仔细观看。正是这次翻开，使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迷上了舞蹈。在此之前，我并不特别喜欢舞蹈，对舞蹈的概念就是郧阳中学文艺晚会上白雅蓝们跳的新疆舞。但翻了十几大本的画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个人，一个是阿老，他的舞蹈速写真棒，几根简单的线条，就勾勒出了跳动飞扬的舞姿，尤其喜欢他画的南斯拉夫民族舞蹈速写。一个是张均，她跳的是民族舞“同饮一江水”，那美丽的民族服饰，那种“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的舞蹈意境，让人心驰神往。还有刘庆棠跳的芭蕾舞剧《海侠》，那是根据拜伦的诗作改编，具有浓郁的异国风情。我没想到在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扮演铁骨铮铮党代表洪常青的刘庆棠，还可以扮演一个风情万种的海盗。刘庆棠是中国第一个“芭蕾舞王子”，他那俊美华丽的舞姿，许多年后，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正是这种迷恋，我 干了一件坏事，一个明知故犯的坏事。我一直没敢告诉龚荣荣，我把有他们三个人的画页偷偷撕下来，藏在身上带回了家。

我们在图书馆一直看到天黑，不敢开灯，看不见书上的字了，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临走时，我希望带走一本书，夜晚看了，第二天再还回来。

龚荣荣有点犹豫，我说：“就一本书，藏到衣服里面，看不出来，明天再还回来，根本发现不了。”

说着，我把书塞进衣服里，外面平展展的，的确看不出来。

龚荣荣眨巴眨巴大眼睛，说：“好吧，就一本。可别让人发现啊。被人知道了我妈可要挨斗了。”

我使劲点着头，郑重的说：“向毛主席保证，向毛主席保证。”

我带回家看的第一本书是《古丽雅的道路》，这是一本苏联传纪小说，里面有古丽雅的十几幅黑白照片，其中有几幅是她童年的照片，完全是一个美丽的洋娃娃。那时古丽雅在苏联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就像《卓娅和舒拉》中的卓娅和舒拉，她曾是苏联的电影明星，体育冠军，后来又是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女英雄，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年龄。

晚上，我爬在被窝里，蒙着头，打着手电筒，看完了这本书。

好羡慕“古丽雅的道路”，她在人生中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度，她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没有虚度，明星的精彩、英雄的壮烈，都如烟花般炫目，她还拥有美貌、爱情和一个儿子。就像看到马克思的女儿穿的呢裙一样，看到古丽雅的照片，在羡慕的同时，有更深的失落，我想我今生今世是不会穿上这种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呢裙了，街上没有这种呢裙卖，这是被放逐被抛弃被批判的一种生活。

看完这本书，躺在被窝里，第一次想到自己的未来，那会是什么样的呢？心里灰灰的，竟忘掉了撕扯神经的头疼。

第二天，我和龚荣荣如约来到小红楼，进去后，我们没有说话，抽出一本书，坐在一个角落里看了起来。我那时很想看外国小说，那都是禁书，但越禁越想看。在文学类的外国书籍中，大都是苏联小说，高尔基的三部曲读过了，当时有名的红色“四大名著”《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牛虻》读过了，也正是这些书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革命的想象和向往。后来，我看到一本叫《金蔷薇》的书，书名很好听，作者的名字一长串：帕乌斯托夫斯基，抽出书来，里面还夹了一个小字条，字体娟秀，写着：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这是哪一个借书的大哥哥大姐姐留下的感想？他（她）现在又在何方？我藏起这张小字条，继续坐在墙角看了起来。

很多年后，我一直怀念那段时光，在红楼里，靠着墙，蜷着腿，缩在角落里，一本接着一本的看书，看的都是禁书。书给我这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儿，推开了一扇扇门，每一扇门内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我走过大漠孤烟，走过长河落日，走过渔舟唱晚，走过层林尽染……眼睛看累了，望一眼红格窗棂上阳光照射下爬山虎的绿叶，仿佛看到了“风掠过草尖、树梢、和水波……”，听到了“维罗纳全城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有一天，还没看几页，龚荣荣就要上厕所，她问我：“你去不去？”

我摇摇头，我根本顾不上去厕所。她一个人悄悄溜出去了。

金蔷薇！书中的内容和名字一样美丽，那白昼、白桦林、篝火、赤杨林、黄色的睡莲、天蓝色的亚麻，还有那白杨的飞絮和金粉的微尘，给我掀开了一个美不胜收的世界；还有那些句子：“她的双唇比含露的花瓣还要鲜艳，她的睫毛因夜来的泪珠而熠熠闪光……”“童年时代的太阳要炽热得多，草要茂盛的多，雨要大的多，天空的颜色要深得多，而且觉得每个人都有趣极了。”我看的如痴如谜，都忘了自己置身在中国，置身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每日打打杀杀、斗来斗去的日子里，那真是血雨腥风的日子，而我的脑子里充满了那些诗情画意的场景和优美的文字。

但那天龚荣荣有点烦人，她一会儿跑一趟厕所，每次上厕所都要让我在窗子那里给她看看外面有没有人。我正在看“夜行的驿车”那一章时，琢磨安徒生为什么“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受爱情的本领大得多”，她又叫我了，这样打断我了两次后，我没好气的说：“你怎么啦？早上喝多了水？”

龚荣荣脸有点红，啃哧了一会儿，才说：“讨厌，‘老俵’来了，每次第二天都来的特别多。”

“老俵”？啥“老俵”？见我愣怔的样子，龚荣荣又说：“就是那个，那个来了嘛。”

那个？我这时明白过来，她来月经了，难怪有些女生经常“老俵”长“老俵”短的，“老俵”是个代名词呀。龚荣荣比我大几个月，我是不是也快要来了？我觉得自己哆嗦了一下，脸红耳赤，大腿根儿马上变得热呼呼的。下意识的，我夹紧了双腿，垂头丧气的站在窗户那儿给龚荣荣“望风”。

这一望，望到了外面墙上风吹雨淋后斑斑驳驳的大字报，上面的字迹张牙舞爪，心一下子从云端掉入深渊。“夜行的驿车”里的贵夫人和安徒生离我如此遥远，遥远到天边。那个世界，我只能在想象中进入，但现实毫不留情的生生把我一次次拽出来。那种痛，我自己知道。今生今世，那个世界我将永远无法企及？

接下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只要有时间，我都要约上龚荣荣到图书馆去，白天看一整天，晚上再带回来一本看。还有一本书我印象深刻，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名是《一个匈牙利富豪》，作者约卡伊·莫尔被称为“匈牙利的雨果”，“十九世纪的荷马”。我当时看的泪流满面，好几天都沉浸在书中不能自拔，为书中美丽的女主角范妮的爱情悲剧而伤感。人都要经历爱情吗？为什么爱情如此的令人心动？爱情是什么？这是我那个年龄段的困惑，困惑中还有一丝朦胧而真切的向往。

鬼使神差，我在一本少儿读物成语故事书里，看到了一种动物的插图，就是好多天前在小玉姐姐家看到李大网时，从他身上叠现出来的那种我认不出来的长头角的动物。原来这种像鹿又不是鹿的动物叫麋鹿。成语故事讲的是“麋蒙虎皮，攻之者众”。书上解释说麋鹿如果披上虎皮，攻击者比攻击真老虎还多。比喻诸侯掠取天子之位必然会引起众怒而群起攻之。

我赶紧找到一本辞典查“麋鹿”，这种头脸像马、角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的麋鹿，似牛非牛，似马非马，似驴非驴，似鹿非鹿，俗称“四不像”。在远古时代，郧阳府叫古麇国，那时的自然条件，是有大量的麋鹿存在的。

麋鹿？“四不像”？我没见过这种动物，无论是电影上还是图片上，为什么脑海里会出现这种动物呢？我忽然又想起我在看见麋鹿的时候，它身上散发出的那种熏人的气味，那又是什么呢？我在书架上乱翻乱找，终于在一本书上找到这样一段话：“每年5月，麋鹿栖息地槐花飘香，绿草如茵，白鹭云集。在这个生动的季节里，雌鹿身上发射出一种神秘的气味，在没有风的日子里，这种气味相对稳定地在离地面约5米的空气中，沿水平方向在灌木和草丛间弥漫，成年麋鹿开始进入发 情期。雄鹿陶醉在这种浓烈的气味中，它跟在母鹿的身后，猛吸一口，然后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歪侧着头，良久，再舒缓地呼出，神态如醉如痴。之后，成年雄鹿开始装扮自己，它们往身上涂泥浆，用角挑戳青草作为装饰，在麋鹿的眼里，这是威武的象征。雄鹿希望以此来博得雌鹿的青睐。”

发 情？原来麋鹿发 情时节才散发出那种神秘的气味？又浓又香又怪的气味。我看见麋鹿时是它们发 情的季节？在春天的时候，尤其在夜晚，在司令部院子的屋顶墙头上，总能听到一些野猫声嘶力竭的叫声，像哭像喊像嚎，能连续不断的叫好几个钟头，闹的人无法安睡。大人们说这是“猫叫春”，说是猫发 情了。有人骂“该死的野猫！”有人骂“淫 荡的野猫！”“发 情”这个词我似懂非懂，但我知道那是个不好的词儿，本能的感觉到其中蕴含的模糊暧昧下作的意味。

遥远的的麋鹿发 情的季节。

李大网身上叠印的麋鹿为什么散发出“发 情”的味道呢？又为什么被我闻到了呢？想到这里，心里有些忐忑。

正当我们看的昏天黑地，正当我以为我们可以在停课的日子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度过美好的“红楼梦”时间的时候，龚荣荣家里出事了，出了天大的事情。

龚荣荣的爸爸龚愈真是外语老师，郧阳中学的人都说他是语言天才。他原来是学英语的，教的也是英语。五十年代，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称苏联为“老大哥”，在上级的指示下，很多学校停了英语课，改上俄语课，英语老师一下子闲置起来，无所事事。龚愈真老师突击自学俄语，到省里去进修了一个学期，回来后一边学一边教，没用多长的时间，从过去一个优秀的英语老师，变成了优秀的俄语老师。后来中 共和苏联交恶，友谊地久天长的“苏联老大哥”变成了十恶不赦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俄语课停了，又恢复英语课，龚愈真老师放下俄语捡起英语，照教不误。他在汉语、英语、俄语三门语言中畅通无阻。除此之外，龚老师没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也就是额头有点高，脑门亮亮的，像抹了蚌壳油。他平时不爱说话，也不太跟人交往，见了我们小孩子，只是淡淡的点个头。

那是一个跟往常没有两样的文革的早上，我和龚荣荣到图书馆了。龚愈真老师搬了一个板凳娃儿坐在门前，拿着一个斧头，在一块油光青石头上劈木柴，把一根根锯短了的圆木柴劈成四小柈。那时家家都是烧木柴，也就是烧树，树干树枝树叶树根，树的全身都可以燃烧。西河汃码头有木柴铺，乡民们从山上砍了木柴，“哼唷嗨哟”挑进城，卖掉肩头一担柴。冬天砍了树，烧成炭进城卖；有时也走街串巷的叫卖，“卖——木柴哟！”那长长的拖音和急速下坠的尾音很好听。花栎柈子是耐烧的上好的木柴，黄色的栌木棒易燃火苗旺，那些木质疏松的马桑树柴棒，俗称“胖婆娘腿”，掂在手里轻飘飘的，不经烧。我跟着张妈买过柴，学到了买柴的知识。道光年间，巴山秦岭的森林还和武当山神农架的森林连成一片，郁郁葱葱的围住郧阳城。住在郧阳城里的人，觉得漫山遍野那层层叠叠的树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就这样烧了几千年，砍了几千年，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拼命砍伐，一直到城周围的山都变成秃山，这是后话。

龚老师劈了几根木柴，看见有一群红卫兵进了“司令部”，他没有在意，如今，红卫兵在“司令部”出出进进已经司空见惯，今天又是来揪谁斗谁呢？龚老师从眼角里扫了一眼，继续劈柴。他没注意到，这是一群带枪的红卫兵，他们的神情都绷的很紧，其中还跟着几个背黄挎包的外地人，领头的是一个退伍军人模样的人，古铜色的脸上目光炯炯，穿着货真价实的发白的旧军装。他们很快就看见了龚老师，互相使了个眼神，十几个人撒开一个扇形包抄过去，以包围圈的架势围住了龚愈真老师。

在十几个人站定的时候，龚愈真老师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败露了，再也瞒不过去了。他慢慢劈了手中的那根柴，拍掉胳膊上的一小片木渣，坐在板凳娃儿上不动了。

“你就是龚愈真？”从头顶上方传来一声厉喝，但对龚愈真来说，这声音是如此的熟悉，如此的亲切，仿佛是儿时小伙伴二狗子的音调，那是他将近二十年没有听到的乡音，地地道道的乡音啊！透过乡音，他似乎看到了母亲的面容，还有母亲站在村头小河边送他远行的身影……儿子走了，一去不复返。

“起来！跟我们走！”又是一声厉喝，乡音带着杀气。

龚愈真站了起来，无意识中，手里还提着那把劈柴的斧头，几个声音同时急促地喝道：“放下斧头！放下斧头！”里面还夹杂着扣动枪栓的声音，十几杆枪齐刷刷对准了他。

龚愈真扔下了斧头。

“走！跟我们走！”

龚愈真顿了一下，回头望了一下自己的家门，他明白自己这一走就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来，他是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家人。杜老师和龚荣荣的弟弟龚希希不知在屋内干什么，都没有发现屋外的异常，没有人出来。

龚愈真开口了，说：“我去带点换洗的衣服。”

“不用带！跟我们走！”十几杆枪对着他，生怕他玩儿什么花招。

“带走！”那个退伍军人模样的人挥了下手，指挥着：“你们几个，进去抄家，搜出证据，然后把杜清一也带走！”

七、八个人持枪带着龚愈真走了，剩下的几个人冲进龚荣荣家，到处乱翻，不仅翻箱倒柜，连米缸面桶都倒了个底朝天，被褥也用刺刀挑开了，挑的棉絮乱飞，瓶瓶罐罐砸了个稀巴烂，不知要找什么东西，这应该是“司令部”最彻底地一次抄家。抄完家，把杜老师也带走了。圆头大耳的龚希希站在门口，看着家里狼藉一片，父母被押走，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撇了一下嘴，哭了起来，然后跑到图书馆，来找龚荣荣。

没一会儿，一个惊人的消息飞速传遍了“司令部”，传遍了郧阳中学。

龚愈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

龚愈真的老家在福建，家里是富农，解放前，老家的人都知道他读的是外语专科学校，抗战时在具有神秘色彩的“中美合作所”工作，当时是很让人艳羡的一份工作，乡邻都认为龚家的儿子有出息。龚愈真还穿着美式军装，开过一辆美式吉普回过一次家。据说他见过戴笠，接受这个大特务头子的直接领导。龚愈真嘴里的金牙，衣服上的扣子，腰里系的皮带扣，都藏着发报机，密电码吞在肚子里。他家里还有金砖金条，是特务活动经费，他潜伏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等候台 湾方面的指示，准备到时候里应外合，反攻大陆。

解放后，他就消失了，没回过老家，人们以为他逃到台 湾去了，或者在重庆解放时被打死了，就没追究。文革中，革命造反派第三次抄他父母的家时，无意中撞倒了米缸，从倾出的米粒中发现了十几年来龚愈真和他父母来往的信件，还有几张龚愈真、杜清一、龚荣荣和龚希希一起照的“全家福”，这才知道龚愈真既没被打死，也没逃到台 湾，而是跑到遥远的鄂西北山区潜藏下来并结婚生子。当地的革命委员会马上派人来抓捕这个特务。而龚愈真的父母本来上了年纪，见儿子身份败露，知道凶多吉少，两人深受刺激，不久后双双自杀身亡。

因为一本红色小说《红岩》，“中美合作所”及渣滓洞、白公馆在中国家喻户晓，大名鼎鼎，都知道那是罪恶的特务组织，是杀害革命先烈的魔窟，那里面都是罪大恶极、面目狰狞的侩子手。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还有那个可恶的叛徒浦志高，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那时，我们都恨透了那些狗特务！

听到这个消息，人们不寒而栗：原来在我们身边，真有潜伏的特务，还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太可怕了！

我和龚荣荣躲在小红楼里捧着书看的正来劲儿，完全忘了今夕何夕，听到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吓了一跳，从书中回到了现实。赶紧猫着腰跑到门口，大气不敢出，偷偷从门缝里向外张望。从门缝里看不清楚外面，我们不敢开门，一直到龚希希哭着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