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方冰同志电话，让我到辽宁大厦出席一个座谈会，说是中国作家代表团从黑龙江访问结束后到达辽宁，在这三十多位作家中有一半是诗人，辽宁的诗人们与代表团的诗人们聚会一下。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被禁锢多年的新诗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一些诗人重返诗坛，大家向往交流，向往团聚。我赶到辽宁大厦，在一个宽敞的大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来辽宁的有艾青、苏金伞、公木、公刘、刘剑青、包玉堂、莎红、苗得雨、石英、郭宝申、李小雨、吴超、孙绍振；参加座谈的辽宁诗人有方冰、阿红、晓凡、厉风、解明、刘文玉、路地、高广成、柳清波、陈秀庭、姚莹、孙日成、丁晓翁、徐光荣、荆鸿、陈进化、李荔等。

方冰在开场白中讲道，诗歌是文艺的一部分，被“四人帮”搞得一塌糊涂，一团混乱。凡是不符合“样板戏”标准的都给否定掉了，说假话成风。文艺作品中诗最多，诗如何接受遗产，怎样在中国旧诗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怎样创新，都有赖大家探讨。阿红首先发言，他说，解放思想，怎样解放？“四人帮”打倒了，还是感到影响不小。肃清流毒是长期的工作，诗歌要不要有真情实感？要不要有真切感受？有很多诗看起来是借来的材料，从报纸上找材料，把散文缩了一下，于是产生“诗”。还有的叙的事，抒的情，都是仿制品。许多诗生活气息浅薄，不像在座的老诗人的作品那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另外什么是时代精神？是不是用大话、玄话、高话喊出报纸上的话，时代精神就强了？如何理解时代精神？如何在作品中表现时代精神？打倒了“四人帮”，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国家和人民都充满了希望，同时我们也看到生活中一些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东西，看不胜看，数不胜数，诗能不能接触？小说提出破禁区的问题，诗有没有禁区？能不能突破？新诗如何创作？如何发展？十年二十年后，一百年过后，新诗的形式会怎样？

方冰说：诗为政治服务怎么服务？刊物上纪念日特集，为什么不“打”人儿？我常常不愿看。阿红说：《诗论》里面写的是启蒙的东西。艾青说：“放毒”不少。方冰对艾青说：你的诗启蒙不小，我到延河就背着你的《大堰河》。艾青见没有人接着发言，便开玩笑说，这么多人，压场，干脆散会吧！他说，我们也希望听一听，脑子活动活动，否则僵化了。点名讲话是最僵化的办法，点到谁谁头疼，自由发言最好。每个人脑子里至少有十个问题吧，但为什么不拿出来？总是有原因的，或者没抽烟，没喝水，早饭大约都吃了吧？不要把写诗的同志、写诗的朋友叫“老前辈”！公刘认为，阿红提的问题扼要、准确。路地说，目前诗歌不大活跃，将来一定会活跃。“比较勇敢”的人才能成为诗人。都是写应该说的话，而不是写想说的话，一百年、一千年也不能繁荣。中央提出了解放思想，但下面步履艰难。总是“没见过，这行吗？”包括一些编辑，一些地方领导，所以省内文艺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拿出的作品不招人读，不如去读唐诗。

晓凡说，这些年诗把读者的胃口败坏了，也把诗的威信扫地了。文艺不反映生活，我们不主张诗专门去鞭挞阴暗面，但不去战斗，爱憎都不鲜明，要诗干什么？公刘的《哀诗魂》是战斗的。

辽宁的诗人们都希望客人们、诗坛“老前辈”们多讲讲。艾青笑笑说，你们，我们，咱们，老前辈，太可怕了！这个会开得活跃，提出的问题深刻。只有政治民主的制度下才能达到百花齐放。写诗的人这么多，一人放一朵花，千百万朵花就出来了。诗没有特点，没有个性，就不可能百花齐放。歪曲，造成文化专制主义，当然不止是诗歌，结果是文化凋零，纸做的花，塑料花都出来了。看起来很繁荣，但有一个好处，不会凋谢，不需要种子，泥土也不要。统治文坛多少年？不只是从江青开始，姚文元、张春桥早就经营了。更多的考据是历史学家的事。我们受害者沉默吧！沉默是一种抗议，也是一种怯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唯一很重要。为什么帮气、帮风，每逢纪念日汹涌而来？主要观点不出社论范围。诗，社论，分工不同，一个逻辑思维，一个形象思维。如何经形象思维解决问题？我没有回答。既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勇气。我们没提倡所有人写风景，也没提倡所有人写爱情。但写风景、写爱情应允许。千人一面，似曾相识的东西太多。为什么不能画自己的东西？上海有个画家没东西画了，画梅花，她在丛中笑。熊猫到处有，白猫，两个黑眼睛，动作像一条虫在爬。物以稀为贵，这样的艺术！艺术应是自己看也喜欢，别人看也喜欢。这里包含着对美学的认识。我认为，自己认为美的东西，不要放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像戏里的“平安无事啊”。自己要坚持自己的美学观点，一个诗人不坚持自己的美学观点，他不可能写出好东西。他这样写当然“平安无事”了，但浪费纸张。坚持观点，是不是不谦虚？不是的。这样才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形而上学。这些年吃了猛药、烈性药，醒过来了。感谢中央粉碎“四人帮”，刀不刃血，一弹不发，这个漂亮仗打的。如没这个事情，还能在辽宁在辽宁大厦，当贵客接待，抽中华烟？别做梦了！老老实实在牛棚待着吧，当然不一定吃草。几个元帅生命都被夺走了。前年的10月6日以前，他们神气得可以伤害总理，我们算什么？蚂蚁一样。当然现在过来了，“俱往矣”！

老诗人苏金伞说，见到许多写诗的同志，很高兴。大家都想解放思想，怎么解放？敢不敢解放？不仅从“四人帮”开始，假“左”真右，宁“左”勿右，早就成为条条，怎么来突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一两个勇士也不行。这是多年形成的思想状况，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敢于突破，敢于解放。

曾经在1932年听过鲁迅讲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作者公木说，诗要战斗，义愤出诗人，困难的是敌人是谁，怎么认识他。写诗总得要有才、有胆、有识、有力。过去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总要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说话，就抄社论？那不行。要抒自己之情，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这时艾青插话：力所能及。公木说，自己觉得对的就应坚持，有人反对，可以不考虑。好多作者主张形象思维，但写起来就不按这个办了。3月份编辑约“五一”稿子，书生也知道“五一”的意义，找一点形象，就写了。现在我自己还不能完全拒绝此类约稿。

公刘说，我好多年没写诗了，粉碎“四人帮”给了我歌唱的权利和责任，自己经历得多了一点，想的也就多了一点。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可能一帆风顺。也许将来有一天，批判到这个深度，明白产生“四人帮”的历史原因。东方大国，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大国，特殊的历史现象。如果不是把“四人帮”本来面目揭批深透，就会停留在表面的现象，就不可能写出代表亿万人的诗。必须把事情看得深一点，否则对“四人帮”的批判无法入木三分。什么样的爱情诗可以写，什么样的爱情诗不可以写，没有正面提出，也没有正面回答。也不知等什么人登高一呼。艾青插话：等你嘛！公刘说，整个历史大潮流汹涌澎湃，只要我们为社会主义歌唱，为四个现代化歌唱，何罪之有？我们的诗歌作者不管走过什么道路，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都为四个现代化歌唱。

苗得雨讲到应以源为源，不要以流为源，现在有些人写作不从生活出发。他说，“深水有肥鱼”，要到水的深处去捉鱼。这些年不仅不去深水，浅水池也不去，就在水边捉两条。还有的有一点生活就写很多东西。据说五百吨矿石才炼出两斤金子。文艺作品如何提炼？一斤豆子想轧出一斤油是不可能的。我们既要有生活基地，又要跑些地方充实，加强自己。诗要含蓄，“明白文章糊涂诗”，诗不能太实，太实不为诗。要向民歌学习。民歌是一切文艺形式最早的。古今中外的大诗人都从民歌吸取过营养。

在座谈会上，还有许多诗人发言。座谈没有固定的话题，真正是畅所欲言，好像春风里自由飘荡的一只风筝。座谈之后，大家兴致极高的，在辽宁大厦门前随意地排了四排，合了一个影，留作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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