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15日

又到月坛北街浩然家与他交谈。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与他一起吃了他家自己包的绿豆红枣沙糖粽子。我们谈了一个上午。

见浩然桌子上放着日本作家上个月赠送给他的七八本书，

浩然谈到前一段经杨啸建议到河南辉县去了，去“燃烧燃烧”，结果在那里大病一场，患了重感冒。省委宣传部有三个人陪着，《河南文艺》约写散文，接见作者，讲话。本来带着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去的，可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访问者络绎不绝，脱不开身。又不好不接待，说让他参加一个座谈会，说只有几个作者，到会上一看，一百多！回北京不给买火车票，不让走！后来还是电影制片厂的同志给买了票，这才脱了身。回到北京，河南还有两个同志追到北京呢！电影架子搞出来。在辉县，两三个电影制片厂在那里搞剧本，题材内容大体上差不多。半年过去了，也没整出来。电影剧本作废了，可改成小说，已写十四万字，名叫《闯将》。这个小说和《西沙儿女》风格上有所不同，尽力通俗，故事性强，改改就能说评书。《西沙儿女》是散文诗风格，有的地方有点意思，但时间太紧，没有很好打磨。

浩然说自己搞东西主张拼，要快，一鼓作气把它搞出来。《西沙儿女》从采访到完成八个月，写的时间只有三个星期。《艳阳天》也是，从1963年到1965年12月26日全写完了，刚刚出版就遇上了“文革”。到现在出版已十年了，出版社出了精装插图本，里面有二十多幅彩色插图，作者是画《毛竹丰收》、《颗颗皆辛苦》和《故事员》的方增先，画得非常好。出版社说从没有过这样好的插图，但印出来就不及原画了。可是看了还是很好的。昨天他们送来给他看，很不错。浩然指着墙上挂的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毛竹》，告诉我说这就是方增先的作品。他说计划6月底电影剧本脱稿，然后把儿童文学中篇《草原》和这个《闯将》改出来，今年算有个交代了。

接着，浩然谈到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刚刚收到胡万春的一篇小说，发在《朝霞》丛刊上，征求他的意见，还没看呢。

浩然回顾了从1955年发第一个短篇《喜鹊登枝》到1965年出版《艳阳天》，十年间写了一百万字。大部分作品是业余创作，只有写《艳阳天》请了创作假。从1965年到1975年，又是十年。浩然说：“文革”初期，那些大字报给我贴的，但心里有底，一是我的作品打不成“毒草”，二是我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三是历史上找不出我什么。只是说我“骄傲”，有“自来红”思想，说我是周扬的“亲信”、“宠儿”，真是怪了！从1971年到现在的四年里，我写了一百五十万字，两部长篇，两个中篇，一个儿童中篇，一个短篇集，一个散文集。比起前一个十年，写得不算少，但那时我是业余啊，而现在是干专业了。他说：我的体会是，往往是搞得越快越顺利时，质量也越好，相反，那些很费时费劲搞出来的东西，质量往往也不大好，这就是个激情问题。写《艳阳天》和《西沙儿女》都很快，《西沙儿女》一天写七到八千字。他说：写《金光大道》给我两个月就够了。我问：“够吗？”他肯定地回答：“足够了。没有别的干扰的话，一天一章，有时一天可以写两章。时间长主要在酝酿时，酝酿好了，写就快了。电影剧本的挫折让我的情绪受到影响，血压都上来了，170到120。”

北京一个创作会议让他去讲，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讲，老讲老讲，没有新东西。特别是现在我自己正处在“难产”阶段，好比一个牙疼病人去卖消炎片，说能治牙疼，这不是笑话吗？！往往出东西时，再累兴致也高，也好讲。一个作者最重要的还是老老实实拿作品。天津编了我一个创作谈话集，北京出了一个散文集。在南京师院学报上发了一个“通信”。《杨柳风》以后，编第二个短篇集就难了。

浩然和我谈话时，他的三个儿子红野、蓝天、秋川都在屋。

1975年6月19日

我就要外出去黑龙江省，到浩然家告诉一声。恰好李学鳌征求浩然对他长诗的意见，浩然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没的可说。浩然说他要去写《金光大道》，到密云一个公社，找个山区“猫”起来写。

他告诉我到了龙江给他写封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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