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晨军在全县标美路誓师动员大会上高调宣布，要从根本上改变松山县的交通状况，除了争取上级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外，就是坚持以工代赈。&29378;&20155;&32;&21715;&35498;&32178;&936;&969;&936;&12290;&120;&105;&97;&111;&115;&104;&117;&111;&65287;&107;&114;温晨军说，以工代赈是指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的一种扶持政策。现阶段，以工代赈是一项农村扶贫政策。国家安排以工代赈投入建设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工程，贫困农民参加以工代赈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直接增加收入。修建标美路，达到村村社社通公路的目标，是农村基础设施工程中的重中之重。

温晨军还从历史文化的基点开始，用大量的篇幅，引经据典，向他的部属们诠释了以工代赈的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意义。他说，“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着‘以工代赈’的经济思想，早在公元前2002年，西汉戴圣编纂《礼记·月令》篇中就有‘季春之月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的记载。《汉书·食货志下》‘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清会典.户部》‘恩赏地……有赈田，贵州有之’《后汉书·质帝记》‘方春戒节，赈济乏厄’。都为以工代赈的‘赈’字作了最好注解。正如郑玄所注‘振，犹救也’。纵观历代的扶贫赈灾，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减赋、免征、平粜、赈济、借贷、安辑、抚恤等。减赋、免征，即减免税收；平籴，即在灾年平价调拨卖出粮食。赈济包括粮赈、钱赈、物赈、粥赈和工赈，借贷是指由国家出借钱、粮、种子等物给灾民并于秋成缴还，安辑指对遇灾流亡在外的灾民的安置，抚恤是恤孤贫、养幼孤。‘工赈’是赈灾诸多的措施之一。通过这些典籍的引证，我们不难明白以工代赈就是以无偿发放实物、现金为手段，鼓励、支持人民群众通过劳动方式来领取，达到济困、度荒、减灾或奖励、赏赐的目的，是一种独特的救济、赏赐方式之一。发放实物的种类古代较为单一，赈田、赈粮、赈食、赈货币。”

不管台下的人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是在认真听还是似懂非懂是听非听，温晨军依然采用灌输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宣传以工代赈的意义，讲诉以工代赈的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到秦汉、唐宋，再到元明清以致近代现代，凡是有利于说服把大家的思想，都把它集中到主题上来引证，史迹、典故的力量，他都最大限度地把它们发掘出来，调动起来，充分地为主题服务。

他特别讲解了宋代政治家范仲淹在这方面的壮举，他说，“以工代赈的这种思想到了宋代更加活跃了起来，大家可以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去查一查，因为这里面沈大师提到了政治家范仲淹在浙西时为缓解吴中饥荒而采取的工赈措施。”

温晨军说，“我最近在资料中看到，那个时候吴中地区遭遇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当时范仲淹正担任杭州太守，他采取了包括发粮、募民存饷等方式来使人民摆脱困境。吴中人都喜欢竞渡，就是赛龙舟，又都信佛，对佛事很是虔诚。于是范仲淹就号召大家都去赛龙舟，有太守亲临比赛现场。同时，他还召见佛寺的主管，跟他们说：‘现在是饥荒年岁，工价是最低的时候，你们可以大兴土木，好好地修缮寺院。’于是，大大小小的寺院都热火朝天地开工了。他还新盖了粮仓和吏舍，每天有数千余民工在工地上干活。这时候，有人上奏参劾他嬉游无节，不恤荒政，而且大兴土木，伤耗民利。范仲淹上书自我辩解说：‘之所以鼓励人民嬉游，兴造寺院及馆舍，乃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发一些余财，以接济那些贫困的人。对付荒年，没有比这个政策更好的了。’这一年，两浙地区只有杭州的老百姓没有流亡，这都是因为范仲淹的工赈政策的功劳。

温晨军说，我最近在翻阅清史稿时，发现清代作者俞森的《荒政丛书》中这样提道：赈灾有二难、三便、三权、六急、六禁。即：二难，一为得人难，二为审户难；三便，一为极贫之民便赈米，二为次贫之民便赈钱，三为稍贫之民便赈贷；三权，一为借官钱以买卖粮食，二为兴筑水利、土木工程以助赈，三为贷牛种以通变；六急，一为垂死的贫民急需稠粥，二为患病的贫民急需医药，三为病愈的贫民急需汤米，四为已死的贫民急需埋葬，五为被遗弃的小儿急需收养，六为受伤的囚犯急需宽恤；六禁，即禁止掠夺性捕鱼，禁止抢劫偷盗，禁止防碍出售，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宰杀耕牛，禁止劝人出家当僧尼。明代，赈灾济贫的措施已相当完善。清代把中国古代的救灾制度推向了一个鼎盛阶段。《清史稿》中，“以工代赈”这个词频繁出现。

温晨军还说，自从汉代以来的一些灾荒救济指南中，通常都会给“工赈”留下一些篇幅，而以晏婴、范仲淹等人为例来加以说明。官方的工赈法规一般是规定常平仓中的钱谷在荒年时，必须用于从事水利工程以便赈济灾民。清朝乾隆年间，有一道上谕要求仔细勘察各省待修的城垣，列上各项工程的优先顺序，这样一旦有需要就可以立刻实行以工代赈。

在谈到以工代赈的作用时，温晨军斩钉截铁地说，以工代赈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是使灾民生活有所保障,使贫困农民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来源。他还举例说，宋代嘉祐年间，雇民兴修万春圩,役工112万,费米3万斛,钱4万。每工平均支米2.7升,钱若干。绍兴二十九年雇工开浚平江府诸浦,役工约337.4664万,费米101539.89石,钱337466.3贯。每工计支钱100文,米3.1升。

历代以来，以工代赈不仅缓解了各种水旱灾害,而且对水利事业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很多圩田、道路及水利设施便是通过以工代赈而兴修起来的。

同时，以工代赈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史料称，在范仲淹的治理下，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以工代赈缓减了灾民背井离乡状况。正所谓“穷民无事衣食弗得,法网在所不计矣。故盗贼蜂起,富室先遭荼毒,而饥莩亦丧残生,为害可胜言哉?今劝富民治塘修，饥者得食富室无虞,保富安贫之道莫过于此。”

经过温晨军不厌其烦的宣传、鼓动，松山县的庞大标美路计划以及以工代赈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短短几年时间，有村必有路，有路必是水泥路或柏油路的景观，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松山人的眼中，温晨军的功绩有目共睹，为他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官职得以一路飙升。以松山县为基础升格为地级松山市以后，他毫无悬念地坐上了市委书记交椅。

如果不发生意外，温晨军不仅可以稳坐钓鱼台，而且还有可能继续平步青云。然而，这郑云奇的一连串荒唐举动，却把温晨军逼上了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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