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的会上，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由于一把手钟世财下了决心，他强烈主张争取将红旗公社列为县上的试点之一，早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宦海淳全力支持钟世财，因此，会议同意在本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

第二天，红旗公社书面向县委提出申请，要求将本公社列入改革试点的公社之中。随着全县试点工作的展开，红旗公社的申请也被批准。批复上还对如何开展这一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给他们派来了工作组，帮助他们开展试点工作。此后，在工作组的帮助下，红旗公社制定了方案，选择三个村先行试点，打算取得经验后，在全公社全面推开。试点的这三个村，分别由一名公社领导和一名一般干部驻村，全面负责试点工作。宦海淳自告奋勇，要求驻村。公社党委同意后，他和他的搭档小张前往试点之一的红星大队，担负起该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任。

他俩到大队部，大队干部正候在那里。支书潘明禄因上次酒后言语失敬，见了宦海淳，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他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和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对官员的敬畏意识刻录在他的基因中，成为他精神性格的组成部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和他的社员天天批“三纲五常”，而这封建礼教的残渣余孽，不仅没有批倒批臭，而且在他的心中更加清晰明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宗法制的核心，他天然地继承了这一核心。因此，现在的这个宦海淳，已经不是昔日的二狗子，而是他的领导，他的顶头上司，对谁不敬都行，就是不能不敬他的上司。

“欢迎宦主任。”他迎出门来，上前握住宦海淳的手。宦海淳也就稍稍摆了个架子，随着大队的干部，进了大队部的门。

大队部没有上次那样凌乱，也没有酒味和土豆味了。他在潘明禄的办公椅子上坐下来，小张坐在旁边一个长条型的木头椅子上。他就招呼在场的人都坐下来，和他们说话。说着说着就说到包产到户的事，他问道：“怎么样，有没有决心？”

潘明禄想了想，说：“要说没有一点思想顾虑，那是假话。社员们集体劳动了二三十年，习惯了。一下子单干，确实转不过这个弯来。”

“恐怕是你这个支书先转不过弯来吧，”宦海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是怕社员都单干了，你这个大队书记也就要回家种地了，是不是这样？”

“宦主任，我不是这个意思。”潘明禄辩解道。

宦海淳没有听潘明禄的辩解，他的态度严肃起来：“你要是这么个态度，怎么要求其他干部转这个弯子，怎么号召群众转这个弯子！”

潘明禄不自然地笑笑，说：“我也就这么一说，精神是从上面下来的，想得通要干，想不通不是也得干嘛！”

“这还像个大队干部说的话。”宦海淳松了口气，“你们考虑过没有，怎么个干法？”

“这得听宦主任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潘明禄不假思索地说。

宦海淳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沉吟了半天，说：“万变不离其宗，遵照毛主席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我们这些当干部的，都走出去，到群众中去，听听他们想什么、怎么想，办法就自然出来了。”这是他跟随县委领导下乡时琢磨出来的经验，现在被他用上了。

“我们听宦主任的。”潘明禄说。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宦海淳提高了声音，问在座的人。

他们附和道：“就按宦主任说的做。”

他们走进第一生产队的打麦场。宦海淳绕着场转了转，见打麦场的四周有几个小麦垛，几个豆子、油茶籽、胡麻和大麦垛，麦垛上几个社员在翻垛。场中央，正在打场，七八个社员拿着鞭子，赶着几对牛和几匹马，拉着石头磙子，有气无力地在麦杆上沉闷地碾过。他们见了宦海淳，憨厚地笑着搭搭话。宦海淳就问队里的收成什么的，边走边和他们聊上几句。这时，潘明禄把队长带到他的跟前，他们握握手，走到一旁，在一个闲着的石头磙子上坐下来，少不了要叙叙乡情什么的，之后就问今年的收成怎么样，群众的口粮有没有问题之类的话。见队长犹犹豫豫的样子，潘明禄就对他说：“有什么话就说，宦主任又不是外人。”

队长阴沉下脸来说道：“不瞒你说，这几年收成还算可以，可年年都有一些社员吃不饱肚子。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生产队余粮里借一些，亲戚朋友帮一把，再就靠自留地里的那点青粮食过活了。赶粮食成熟了，也被青吃得差不多了，打不了几个粮食，来年还得这么过。今年收成明显不如往年，这些社员现在就开始为明年的生活发愁呢！”

“想过没有，生产队准备怎么解决这部分社员的生活问题？”宦海淳问。

“有啥办法呢。”队长望着宦海淳，壮着胆子说，“听说外头包产到户了，粮食多得吃不完。”队长试探性问，“我们这儿包不包呀？”

“你说呢？”宦海淳问道。

“听到这个消息，好些社员就等着要包呢。”队长委婉地说出了他的意见。

有些社员听到他们说着包产到户的话，就放下手中的活，陆续围拢过来，宦海淳就这个话题和他们聊了起来。社员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宦海淳洗耳恭听这些议论，有赞成的，有犹豫不决的，也有反对的。他望着这些社员，心中暗自统计了一下，赞成的占大多数，犹豫不决的不多，反对的更少，他的心里渐渐有底了。

他们又走访了几个劳动场所，得到的结果大同小异。傍晚时分，队长安排宦海淳一行到一户社员家吃饭，户主被称作诸葛爸。进了门，诸葛爸一脸和气，他收起烟锅子，放到上墙的一长琴桌上（长条桌，当地人称琴桌，并非诸葛爸爱弹琴，或他家有弹琴的），就让着他们上炕。

他们上了炕，诸葛爸从炕对面的面柜上搬过炕桌，放到炕上。诸葛婶子就端着一个馍馍盘子进来了。她放下盘子，宦海淳一看，是杂面的（实际上是豆面的）。宦海淳就是吃着这种面长大的，见着它，食欲大增（可能也是饿了）。炉子上的铝壶，已经沸腾，壶嘴里喷发出一股蒸气，壶盖跳动着，砰砰作响。诸葛婶子拿过几个玻璃杯子，放在炉子上，提起铝壶逐个沏满杯子，一个一个端到炕桌上。那是一种转茶，当地社员都叫茯茶，也是宦海淳喝惯了的。他说声“麻烦大婶”了，就端起茶杯，用嘴吹一吹，喝了一口，掰一块馍馍，吃一口，搅动舌头，品味着那带点苦涩的味儿，也品味着他有点久违了的生活。

他们就着茯茶吃着馍馍，说着一些家长里短的话，宦海淳感到了一股浓浓的乡情。“你也算是我们这个鸡窝里飞出去的凤凰了，乡里乡亲的，我们也跟着长脸。”诸葛爸和蔼地说，“常言道，打墙的板儿往上翻，谁不把挣着往好处去。少年得志，固然可喜可贺，但有句老话说，天道有常，人生无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宦海淳了解诸葛爸，他是位半拉子大学生。20世纪50年代末考入省内一所重点大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遇上了大饥荒，母亲去世，父亲奄奄一息，家里其他弟兄则外出逃生，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养活父亲。他性格爽直，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年纪虽然不是太大，而大家都尊称他为诸葛爸。后来县上招干，他被招到县委当了干部。在“文革”期间，他因摘了“反革命分子”张岩的牌子，被县委开除，回家种地。所以，他说的“天道有常，人生无常”的话，是他的切身体会。想到这里，宦海淳问道：“那档子事，诸葛爸还一直记着呢？”

“怎么不记得！”诸葛爸有点感慨地说。

“那时我还小，”宦海淳说，“只知道有那么回事，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

“是这么回事。”诸葛爸道出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是初秋的一天，诸葛爸响应县委的号召，下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下到自己的家乡红星大队，随社员到田间收割麦子。时值晌午，骄阳似火。他和社员们坐下来喝口水，休息休息。这时，有几个造反派拉着一个人在游街。到了跟前，他才看清，被拉着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公社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张岩。张岩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个木头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岩”。诸葛爸惊讶地站起来，心想这怎么可能。前几天，张岩还组织公社干部与县上下来的干部一起下队，传达最高指示，为社员教唱革命歌曲。他绝不相信，张岩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见张岩满头大汗，挂牌子的铁丝深深地勒进脖子里。张岩向他投去乞求的目光，一副疼痛难忍的样子。于是，他端了一碗水，一边给他喝，一边从他的脖子上摘下牌子，并对拉着他的那个小头目说：“你看这铁丝都勒进脖子里了，先取下来缓一缓，喝口水再给他挂上。”那小头目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充满了恶意，什么话也没说。

此后不久，他被县委开除，理由是同情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张岩的所谓反革命罪行，是因那天他教社员唱革命歌曲时，将“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唱成“无寿无疆”，造反派就说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事给诸葛爸的心灵极大的震憾，所以，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说到这里，诸葛爸叹口气，对宦海淳说：“你头脑灵活，心气高，在社会上闯荡，凡事不要做得太过了呀！”

宦海淳对他的这番话虽不十分理解，听着也不怎么舒服，但他感觉到这番话里所包含的深意。“多谢诸葛爸指点。我年纪轻，又没有多少文化。以后多向大家学习。”宦海淳说着转了话题，“眼下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社会上说好的有，说坏的也有。依你看，我们这儿包好呢，还是不包好？”

诸葛爸笑笑：“我一个庄稼汉，东门不出，西门不进，孤陋寡闻的，说不出个道道。”他收敛了笑容，若有所思，“你们知道，我娃娃们多，都在上学，我又不是种庄稼的行家，包了单干，说不上好。可不包，现在这样子，社员们辛辛苦苦的，一年下来，连肚子都吃不饱。不包，还能有什么办法！”

“是呀，”宦海淳说，“下来看了看，社员们的日子苦着呢，大多数人的看法，和你一样，看来，不包是确实不行了。”

在座的人就这个话题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子，诸葛婶子上饭了。她做的是长面，长长的绿色的面条，拌上自家做的醋，吃起来酸溜溜的，很有味道。为了节约粮食，庄稼人一年也吃不了几回，这次，显然是做给宦海淳的。宦海淳吃得津津有味，头上吃出了细细的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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