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武帝灭佛前,佛教在北魏有一定发展,主要活动地点在北魏占领的今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

佛教是外来宗教，佛教的发展，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佛教初入中土，寺院由布施而得到的财产在当时为寺院集体所有，主要用于维持僧人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后来随着寺院财产的不断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寺院地主经济才最终形成。加上佛教寺庙往往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女婢。造成了社会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会昌灭佛时就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

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的行为更积累了社会矛盾。中国佛教史上所谓“三武一宗”之难，就是这种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

与以后历次灭佛的原因不同，北魏灭佛时，世俗地主与僧侣争夺控制劳力、土地、财富的因素不明显，至少不是重要原因。

太武帝时,北魏全境有多少居民史无明载。杜佑《通典》载:“(北魏)明帝正光(520—524年)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焉。”太武帝时虽非北魏全盛期,但已统一北方,魏宋间基本上沿淮河秦岭这一中国南北自然分界河分水岭拉锯。所以，保守地估计,当时北魏全境当有两千多万人口。

太武帝灭佛前，北魏的佛寺僧尼数肯定少于太和元年的六千多寺庙，七万多僧尼，推定约为5万左右。在两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2000多万人口中,只有僧尼5万,这个数量是很小的,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400。这个比例比北魏末年的约1/15,周武帝灭佛时的1/10,是很低的,微不足道。比起今天西藏地区不到300万人口就有4万多僧尼,约占1/60,也是很低的。

当然,当时还有道教徒,不过道教正在发展中,势力较小,史籍又无北魏时期境内道士道观数量的记载。据佛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估算,中国历朝历代,道士女冠数只及僧人尼姑数约1/20,即使在道教最盛的唐代亦不过如此。按此比例,太武帝时北魏境内道士道姑可能只有两千多人,基本上可忽略不计。这样,当时北魏全境的僧尼数量相对于人口疆域仍很少,所以北魏灭佛前僧俗地主之间的经济矛盾在历次反佛中是最小的,朝廷佛门间争夺劳力、耕地、赋役、财富这些世人常强调的，并不是灭佛的主要原因。

然而经济矛盾是这次限佛的因素之一，目的是把私养的沙门、师巫、工巧之人交给官府，听候调遣安置，扩大税源、兵源、役源。当然它不是最主要的，首次灭佛基本不存在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争夺劳力、赋役、财富这个原因。

太武帝疑僧人与盖吴通谋造反，憎恶沙门敛财、贪酒、好色，在发现的四大类违禁品中，兵器是最大的罪证，通谋造反是最重的罪行，最令太武帝仇视，是刺激太武帝决心立即灭佛的最强烈的刺激物。他当场勃然大怒，彻底搜查，又发现其他三类违禁物，财物、酿酒具、淫室。

至于沙门与盖吴是否确有通谋造反一事，因史料匾乏难以回答。但从太武帝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越来越严厉的情况来看,可推知当时佛教中许多人对此极为不满。反魏的僧人趁盖吴起义之机,与义军通谋也很可能。

如果有僧人与盖吴通谋造反,那太武帝灭佛便有了充足的理由;但是,有僧人、佛寺反魏,也不意味着全国的僧人、寺院都反魏。另外,长安的那家大佛寺藏着大量兵器,也可能是用于习武,也可能是用于将来的割据,还可能是想形成坞壁、堡寨这样的势力,组成僧侣地主团练这样的武装,对付农民起义军等。但不论怎样,都对国家不利,都是潜在的危险因素,所以太武帝要取缔。

私藏大量兵器,直接威胁到社稷和统治。由政治因素引发的灭佛自然比较残酷、严厉。太武帝对起义造反叛乱者一贯血腥镇压,例如延和三年(434年),在讨伐当时的山胡叛乱以后，就来了个屠城。山胡类似于盖吴领导的“卢水胡”,指山区非鲜卑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就在此后的446年，太武帝剿平响应盖吴起义并接受盖吴位号的薛永宗农民军后,薛永宗部中丁壮大多战死,剩下的男女少长并非战败后绝望赴水自杀自戕,而应是被俘后被武帝下令处死(因为武帝在前线军中)。可见,对造反叛乱者严厉镇压是太武帝的一贯做法。

北魏一贯严刑峻法,迁都洛阳主动汉化前尤其如此。北魏初年,定“盗律,赃四十匹致大辟”，也就是非法得四十匹布就得死。太武帝时,因“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就在明年真君八年(447年),随军西征的将军中，有八人偷了军资各千、万左右，结果都被杀了。这还是随军的将士，更别说出家人了。朝廷对统治阶级中人都“赃三匹皆死”,对非统治集团中的僧侣阶层窝赃“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犯下了酒、淫二罪和私藏兵器图谋造反之大罪,自然不会留情。

酿酒沽酒,搜刮囤积，隐藏大量钱财,勾引和私通玩弄贵族平民妇女,这酒、财、淫三条均严重违反了佛教戒律,又严重触犯了北魏法令。天平真君五年（444年）太子拓跋晃初监国,即下令劝农,“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垦田大为增辟”。该寺所为是顶风作案。

又如淫,早在建国二年(338年)就明文规定:“男女不以礼交(媾)皆死。”后来神龟年中(519年),有个驸马与民女私通,还“殴主伤胎”。案发后驸马畏罪潜逃。最后孝明帝元诩御判钦定:悬赏缉拿驸马,奸妇处死,奸妇之兄知情不报,处流刑。

寺院经济的发展可能诱发起义，威胁国家统治。佛教中，佛法平等，但实际上，佛寺中等级十分森严。寺主和各种神职人员构成了统治阶层，下层僧侣及依附于寺院的人口则构成了被统治阶层。原先，寺院可作为救济场所，后来寺院的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高利贷剥削。

寺院依附民所受的剥削压榨，比起世俗界农民所受的并不轻。寺院剥削的主要方式是租佃制。比如北魏的僧祗户，他们每年需向僧曹输谷六十斛，其被剥削率最低也该是见税十五。身受沉重经济剥削的同时，他们又被套上了一条神权枷锁，这样双重的重负使他们的处境比俗界农民更凄惨。

僧尼有免役调租税特权，寺院的依附民也不向国家纳租税出调役。当僧众人数少，依附人口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这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人数多，严重影响官方税收。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赋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头脑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总要感到佛教是侵夺人口的无底巨壑。

还有一种威胁，即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被天竺佛徒同化。寺院有其法律（僧律），有其武装（僧兵），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佛国愈多，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就愈大，所以，朝廷废佛是有理由的。太武帝灭佛并非出于一时激愤,而是有其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那么灭佛运动是怎么进行的呢？请看下回——太武帝灭佛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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