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一番长谈，不知不觉天色已亮，蒯彻将酒壶倾覆过来，只倒出几滴残酒。他哈哈一笑，跃下供桌伸伸双臂，对宋留道：“天色已明，浊酒已尽，多谢你的款待让我一夜尽欢，如今天已放晴，你我就此别过，各自赶路吧。”

宋留赶忙也从供桌上下来，“不可，不可，宋留虽是一夜未眠但丝毫不倦，难得遇上先生这等世外高人，在下怎可轻易别过，宋留愿与先生结伴同行，一路之上再听先生教诲。”

蒯彻一皱眉，“宋壮士盛意权权蒯彻心很感激，只是你我并不同路，你要去齐国，当走琅琊郡，我要回范阳，需走东郡，又怎能结伴而行。”

“先生勿怪。”宋留施了一礼，“在下心虑渔阳戍边一事，就算没遇到先生，我也决定走东郡到邯郸再到渔阳，然后折返到齐国。今日得遇先生，宋某更要如此了。”

蒯彻看宋留一脸真诚，不像是作伪，心中也很感动。他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蒯彻就再叨扰壮士一程了。”

“先生千万不要这样讲，能有先生相伴并聆听教诲，宋留见识大开，实是我的福分。”

这宋留对蒯彻还真客气，在大泽乡雇了一辆大车，拉着蒯彻上路，省得他一路行走。路途之上，宋留也是好酒好饭款待，蒯彻心下过意不去，也对宋留讲一些名家的情况。

名家创始人是惠子与公孙龙。惠子是宋国商丘人，同时也是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和支持者。惠子虽是宋人，却来到魏国做官，主张魏国、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并建议齐、魏互尊为王。魏惠王在位时，张仪为破苏秦的合纵之策来到魏国。因为惠施与张仪意见相左，而魏惠王宠信张仪，惠子被驱逐出魏国，他首先到楚国，后来回到家乡宋国，并在宋国国都商丘与老乡庄子成为朋友。魏惠王死后，由于东方各国的支持，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国，张仪失宠离去，惠子得以重回魏国。

惠子结识庄子后，二人一见如故，都为对方的学识而折服，交游甚密，曾发生过著名的“濠梁之辩”。惠子洞彻人性玄机，是诸子百家中第一个提出来“人际关系论”的人，他认为：社会生活具有复杂性，一个人在社会上受器重的程度，不是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而是取决于他与周围世界的人际关系，取决于他联系大众的程度，而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保证个人的潜在能力能够得以在社会上实现。惠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因此他才能在当时成为一时的名士，深受各国君主的器重。惠子有一个朋友叫田需，一度受到魏王的重用和宠信，但惠子告诉他，你除了要忠于魏王，还一定要很好地对待魏王身边的人。田需不解，惠子告诉他，比如那杨树，横着栽下去能生存，倒着栽下去能生存，折断栽下它也能生存。可就是这么一种易生之物，就算十个人栽它，却经不起一人的拔除，原因就在于栽起来费工夫，而拔除它很容易。要想使它生存下去，就必须戒除任何人的拔除。你今天虽然能使自己受器重于君王，但也经不起人们的诋毁，而要想取得君王的长久信任，就必须防止人们在君王面前的诋毁。所谓“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就是这个道理。

惠子离开魏国后到了楚国，当时楚国有一位奇人名叫黄缭，他问惠施，“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旁人一听都很为惠子担心，因为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但惠子不假思索，应对如流，阐述了他认为的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据说黄缭听完后对惠子钦佩有加，后来庄子听说了这件事，就在他的著作《天下篇》中记载了这件事，同时保存了惠子的十个命题，这就是有名的“历物十事”。

“历物十事”包括有：

(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二)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五)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六)南方无穷而有穷。

(七)今日适越而昔来。

(八)连环可解也。

(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十)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子是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历物十事”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他善于对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作出哲学的概括。在“名”、“实”关系上，他是从现实存在出发的，承认“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实”的反映，是第二性的。这与墨子后期思想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质粒子所构成的。现代科学证明，墨子和惠子的思想超越了他们的那个时代，可与现代人比肩、看齐。惠子的思想贯穿着“合同异”的辩证因素，同时对“大同异”、“小同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分析，得出万物“毕同”的结论，这样就把相同的事物和不同的事物都抽象地统一起来，推论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结论，这就与庄子的“万物皆一也”的结论很接近了。或许这也是惠子与庄子感情交好的原因，因为二人的思想、理念相近。

惠子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什么是“大同”呢？他举例说比如马，凡是属于马这一类动物都包括在内，这就是“大同”；至于其中黑马、白马、大马、小马等等又有各自的差别，这就叫“小同。”正是因为惠子坚持自己的思想，所以在创立名家后，他的思想就被称为“合同异”派。

蒯彻一路行来说的尽兴，但宋留听来却是懵懵懂懂，整个头都大了。这样的哲学问题岂是他这样的人能理解的，只是他知道这是名家的思想所在，可以说是名家在诸子百家中安身立命之所，因此也不敢打断。

蒯彻说了一通，见宋留一脸茫然，默默无语，知道这些对他而言太深奥了，于是转移话题。他告诉宋留，正是惠子以马为例，提出种种“合同异”的思想，才引来名家另一位重要人物的学说，那就是“离坚白”一派的代表人物——公孙龙。这其中最有名的典故，就是白马非马。

宋留一听来了精神，“这个好，我听说过‘白马非马’这个典故，但详情不知，先生你给说说。”

公孙龙是赵国人，亦是名家的创始人，但他的思想与惠子不同，倾向于诡辩之术。

赵惠文王六年，封公子赵胜为平原君。平原君喜好名家论辩之言，遂召公孙龙为门客，待之甚厚。与惠子“合同异”思想相反，公孙龙的思想却认为天下事是“别同异，离坚白”，就是完全脱离感性认识，只强调概念的逻辑分析，因而具有十分浓厚的形而上学特色。公孙龙擅长诡辩之术，但却不是胡言乱语的诡辩，而是有着强大的内在逻辑。可以这样讲，公孙龙是中国最早倡导逻辑学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

公孙龙的“离坚白”学说是从对“坚白石”的分析出发的。他在自己的著作《坚白论》中举例说，好比一块白色的石头，人们用眼睛看，不知道它是坚硬的，而知道石是白颜色的，这就是没有坚硬；用手摸不知道它是白颜色，而知道它是坚硬的，这就是没有白颜色。在前一种情况下，坚硬藏了起来；在后一种情况下，白色藏了起来。这就叫作“自藏”。他又说，看到它的白颜色，摸到它的坚硬，有“见与不见”的情况，这就叫离，因为石与坚、白不能互相包含，所以就分离了，而分离就是藏起来了。他认为，不使石与物变坚硬而独立的坚硬(即抽象的坚硬)，天下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坚硬藏起来了。若白颜色本身定是白颜色的话，它就不必通过使物体发白而表现自己是白。他把本身是白颜色看成一种抽象的白颜色。它看不见，即是藏起来了。石头假如没有独立成为石的本领，又怎么能够形成既坚又白的石呢?因此，他的结论是白色与坚硬并不是结合在石头里面，而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这就是“离坚白”学说的主要论点。这一学说把事物的各种属性一方面与物质实体割裂开，另一方面又把它们一一孤立起来而否认其统一性。这在哲学上就意味着一般不是存在个别之中，而是可以脱离个别单独存在的。公孙龙“离坚白”学说的诡辩性质，在他的“白马非马”的命题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宋留怔怔地看着蒯彻，很显然，他最想听的，就是那著名的命题——白马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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