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瞎子大名叫韩子旺，是六合屯小学校唯一的老师。

在东大岗包下屯子东北角的小学校里,他一个人教二十几个孩子念书。

校舍是新盖没几年的一排土坯房,但明显比民房要宽大一些。校舍前是一个诺大的操场，围绕四周栽了一圈榆树，把小学校整个圈了起来。

学生虽然不多，却包括一到五年级各个学年的学生，还都拥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另外还空闲着好几间教室办公室，按说用于分年级分班上课足矣，眼下因为只有他一名老师，只好把学生聚集在一起,放在眼皮底下盯着，按年级顺着坐，这样好管理。

尤其对于他让人不敢恭维的眼神来说，在一个教室，即使眼前黑压压一片，总比到每一个教室单独去逐个辨认要好得多。

年级不同又在一个教室上课，只能轮换着讲课。

这个年级上算术，那个年级讲语文，不管他给那个年级上课，教室内其他各个年级的所有孩子全都能听见，想不听都不行。

有的低年级聪明一点的孩子，也跟着学会了高年级的课程；高年级的学生已经听了好几年低年级的课程，想当年自己上一年级时背诵不下来的课文，几年下来背的滚瓜溜熟，对仍然背诵不下来课文的师弟师妹，大有恨铁不成钢的遗憾。

同时，为韩老师慢条斯理的讲解着急，都想上前抢过他手里的小木棒替他讲课了，你说你都讲了好几年、好几个轮回了，怎么一句话一个字都不带差的，咋就没有点什么新鲜玩艺呢？

孩子之间年龄差距也挺大的。

大一点的像尤二混子，已经虚岁十七了，还在继续攻读五年级。这小子已经留级三次了，这学期是第四轮读五年级了，还乐此不彼的，因为上学可以不干家务活，更不用下地干活挣工分了。

年龄最小的学生撒尿还不会解裤子，经常尿裤裆。难道农场也跟城里一样，孩子这么小就上学开发智力了，其实不然，无非是父母双职工上班下地干活，家里没人给看孩子，把学校当成托儿所了，一年就二块钱的学费，比上托儿所便宜多了。

韩子旺身兼数职，除了体育课，由于他分不清双方队员谁是那伙的、看不着八号线（粗铁丝）捰成的篮筐，不知篮球投没投进筐里去的原因而未开设外，当时正规学校里有的课程全都开设了，至于教的怎么样,学的如何，那是另一回事了。

韩老师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去教育局开会他就是校长；亲手敲课前钟时，他就是校工；对流鼻涕尿裤子的学生而言，他就是保育员；队里办夜校给成年人扫盲，他又是文化教员；大队干部开会也得找这个土秀才去参加，帮着参谋参谋，不待见他的人说他是瞎参谋烂干事；屯子里不管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得专门上门去请韩先生，他瞎摸觑觑的往炕头上盘腿一坐，还真给事主家提气，让街坊邻居高看一眼。

在六合屯，他整个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谁叫他是屯子里土生土长的文化人呐，好像哪儿都有他的用场。

韩瞎子也就三十岁出头。

别看都叫他瞎子，其实他并不瞎。开什么玩笑，瞎子怎么能当生产队小学校的教书先生呢？他只不过是近视眼，高度近视而已，高度近视而又不配眼镜，显得瞎觑觑的。

至于他近视到什么程度？先说他在家里吧。

有一次，他去队里粮店打豆油，这好像是他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还是他自己主动申请的。

韩先生是谁呀，家里外头的正宗的东北大老爷们，尤其是在家里绝对是甩手掌柜的，从不干一丁点家务活，更别说出门打青酱（酱油）买醋打豆油了。

他偶尔争取一次出门打豆油的动机，是想让屯子里的老爷们们看看：响应党的号召，提倡男女平等，树社会主义新风。我韩老师都能亲自到粮店打豆油，你们凭什么不能在家干点家务，都解放好些年了，东北老爷们不干家务活的臭毛病，也该改一改了。

他兴致勃勃地拎着装满三斤豆油的大玻璃油瓶子回家了。

怕老婆孩子不注意碰到油瓶子鼓捣洒了，想就手把油瓶子挂在墙上。

一抬头，正巧看到对面墙上有一个挺大的黑乎乎的洋钉子帽，他以为是他前几天刚掟上去挂帽子的那颗洋钉子。因为眼神不济，他家掟在墙上的洋钉子都比别人家的大，劲得住三斤重的豆油不成问题，举起油瓶子往上一挂……

“砰”的一声巨响，豆油瓶子掉在地上摔碎了，咕咚咕咚地往外冒油，溅了他一身油。

奇了怪了，明明挂钉子上了，怎么还掉下来了？

抬起头来趴墙上看，墙上的大洋钉子帽怎么不见了，闹鬼了吧，难道洋钉子自己从墙上飞走了？

你别说，还真就是飞走了，只不过飞走的不是洋钉子，他记错自己掟洋钉子的地方了，当时正巧墙上落了一只绿豆苍蝇，那苍蝇看他破马张飞的，好像拿个大棒子要打自己，赶紧飞走了。

洋钉子不翼而飞。

结果油瓶子摔得七零八碎，洒了一地的豆油，正在缓慢地流失，可把他媳妇师娘李桂芝心疼坏了。

她不仅仅是心疼碎玻璃碴子扎破了丈夫的右脚脚面，鲜血已经流入豆油里，而是心疼一地无法收起的豆油，那可是一家人一个月的供应量啊。

你说你韩瞎子净臭得瑟不是，显大眼，谁让你去打豆油了，油全糟蹋了不说，还搭上一个用了十几年的油瓶子。

看来，这个月只能白开水煮白菜帮吃了。

对于这次在家中自己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韩子旺拒不承认是因为近视而造成的，而归罪于那只可恶的苍蝇。

从此，苍蝇成了他的天敌，令他恨之入骨。

有一天，他看见一只苍蝇落在和上次差不多高矮的地方。

仇人相遇，分外眼红。

韩先生恨不得连墙皮带苍蝇一口吞了。

心想：小小畜生还想骗我，肯定是上次那只苍蝇的后裔。兔子没尾巴——随根，让你趴在墙上气我，看我不打死才你解气。

抡圆了胳膊，恶狠狠地拍了下去。

只听“啊呀”一声惨叫。

叫声当然不是来自有灭顶之灾的苍蝇，因为苍蝇是不会大吼大叫的，而是发自韩先生肺腑的痛苦的呼唤。

原来，墙上落得不是苍蝇而是洋钉子帽，实实在在的洋钉子。正是他以前掟在墙上，上次挂油瓶子没找到的那颗洋钉子。

他一巴掌拍在洋钉子帽上，下手也太狠了，钉子帽都扎进手掌肉中，如果不是手掌内骨头长得密实的话，肯定会穿透了手掌，把他自己吊起来挂在墙上了。

这一次，他错把自己掟墙上的洋钉当苍蝇打了，这不都是眼神不好惹的祸。

在学校里，般大般的孩子站在五米开外，他分不清男女。所以，他要求女同学不许留“五号头”（一种齐耳朵的短发），必须留大辫子，而且上学时辫子要耷拉在胸前，最起码得让他先分清男女再说，男女都不分，成何体统？

究竟对面是谁，就不那么重要了。有事时，他看不清人就叫“那个谁”，“小那个什么”，听学生回应的口音再辨别，大致上错不了。

据说盲人耳朵都好使，韩瞎子不盲，耳朵也比常人的好用。

领着学生朗读课文时，书本趴在他脸上；拿粉笔写板书时，他脸对脸趴在黑板脸上。

在屯子里，韩瞎子这个绰号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叫的，只有他媳妇——师娘李桂芝可以天天叫魂般地唤个不停，前提是老婆婆不在跟前；屯里老人长辈当面叫得亲切；学生们在韩老师十米之外，分不清人时偶尔叫；一般的大人背后叫，当面不好意思叫也不能叫。

国人既尊重知识又尊重人才，不管怎么说，人家韩瞎子也是本屯子的大知识分子——唯一的教书先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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