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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树林上初中时,父亲狄鹏程已经和母亲离婚,被调到东河县文化馆了。&29378;&47;&20154;&47;&23567;&47;&35828;&47;&32593;&119;&119;&119;&47;&120;&105;&97;&111;&115;&104;&117;&111;&47;&107;&114;父亲在狄树林印象中一直是一个四处奔走的人。月而四十,他看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的卡褂子,拎个鼓囊囊的皮革包的父亲,匆匆忙忙的到市里和自己见一面,匆匆离去。母亲何秀兰已经是计委副主任,虽然一直单身,狄树林还是从别人的眼光中觉察到了什么。成绩不错的狄树林一直喜欢看书,无论是小说还是人物传记。何秀兰反对狄树林学文科:“你爹就是被什么狗屁历史真相、真理之类的玩意给害苦了。”考大学时,狄树林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鬼使神差的要报考汴京大学历史系。“儿大不由爷。”何秀兰见儿子和丈夫一个德性,也只好作罢。
何秀兰从副主任的位置上退居二线时,狄树林到汴京大学报到。四九年后,中南省政府从汴京把省会迁到中州,为了政治的需要,没有将汴京大学迁到中州,而是新建了中南大学,从政策上到资金上大大的扶资,短短的二十余年在级别上就压过了汴京大学。汴京大学虽然不如中南大学,也不是911工程,但国民党时期建的大学有着深厚的民国范儿,一批国民党时期的教授仍保持着学者的独立意识,把汴京大学的历史、文学院办得全国有名。
得知狄树林是狄鹏程的儿子,历史系无论是系主任或者教授都对他高看一眼。已经被贬到东河县陈坝乡任文化站站长的狄鹏程带着儿子回到母校,混成院长、教授的师兄师弟们轮番请客。“尽管荷尔德林说,‘人类思想和制度的变化与消耗远比在人类称之为现实世界之中降低的命运悲惨的多。’我还是觉得历史的灰尘会遮挡人类未来的思想成熟与制度建设。”头发灰白的狄鹏程谈起历史,仍是神采奕奕,刚吃过春药一样。“弗里德里希?尼采在过量历史给人们究竟能造成那些危害时就精辟地说。过量的历史看起来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并产生危害。首先,强调了内与外的对照,而削弱了个性。第二,这个时代开始幻想它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拥有更多最珍贵的美德与公正。第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折,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一样受到阻碍。第四,我们开始信仰人类的古老时代,认为我们后来的幸存者只是些追随者……”历史系主任杜宪法已经是国内历史学权威,对狄鹏程这位师弟一直很关心,无数次的惋惜地说,如果狄鹏程在留校任教,他只有当副教授的份。眼见狄鹏程三十多岁已是市志办副主任,到这个岁数又成了乡文化站当站长,曾无数次的劝过狄鹏程,历史与现实永远是一对敌人。“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狄鹏程的这句话,让这一帮子历史通哑口无言。“历史就是罗生门。同一件事的不同时期的同一个人的看法就不一样。”高文洋汴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法国几年,回国后先从政后经商,已是身价数千万,虽然对狄鹏程的观点不认同,却很尊重。“太多的历史会是负担,你没看四大文明古国没有一个真正是发达的。所以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真理范’都说:‘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当有不知情权’。”杜宪法对历史的研究,越来越陷入自我出矛盾中,一方面你接触到现代中国史,从历史真相的角度需要重写,无论是民国部分或是当下部分。另一方面,历史重写后又如何?无论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或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一切都在变好。虽然生命个体的悲剧还时常发生,但总体向好。作为一个学者,自己是不是已经开始妥协,向虚假的历史妥协或者直接承认了篡改历史的正当性。杜宪法的这种质疑或者自我拷问,曾经一度影响历史系的工作,幸好自己没有狄鹏程那么执拗,得过且过了。“鹏程,尽管我不知道你的坚持是对是错,但我一样佩服你。”杜宪法当着众人的面给狄鹏程敬酒。“在历史真相面前,我是唐吉诃德。”狄鹏程自嘲了一下,一口喝了。“奥威尔在《1984》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全部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高文洋陪了三杯,才说出这样一句话。让大家听后无言以对,只得放下这个熟悉话题,聊起陌生的话题——当年的同学都怎么样了。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何秀兰和副市长程秋发的事不是空穴来风,已经是成人的狄树林非常清楚。但是,母亲就是母亲。狄树林所知所想的和所做的,仅此而已。叛逆是因为“不成熟”。父亲的学者风范,狄树林在狄鹏程和师兄师弟的对话中领悟到了,加强了与父亲的联系及对父亲所做的事的理解。“没有人能够制造历史,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看见历史,正如我们看不见草怎样生长起来一样。”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激励着狄树林,不但在大学四年读懂了杜宪法的困惑与爷爷自杀的真相,还给自己下个目标,考北大或者武汉大学的历史研究生,用一种学术的方式解构“历史良知”,而非父亲以个人之力与庞大的利益现实殊死相搏。
正当狄树林准备继承父亲的事业时,狄鹏程不行了。
狄鹏程检查出肺癌没两个月,人就不行了。这期间,何秀兰尽心尽职的照顾狄鹏程,直到他去世。狄鹏程咽最后一口气前对狄树林说:“真相比真理更重要。”他仍像自己父亲狄国义临死前写的“无法交待”悬在手里一样放不下。“历史是本糊涂账,谁能算得清。”何秀兰看着奄奄一息的狄鹏程,劝慰说。“真相比真理重要,真理比生命重要。”狄树林看着父亲那死不瞑目的样子,悲愤万分。安置好父亲的后事,狄树林沿着爷爷狄国义工作的足迹仔细的考察了一番——随着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热潮,许多人已经不知道狄国义自杀这回事。尤其是父亲狄鹏程的去世,想知道这个原因的人也随着父亲的去世一起埋葬了。
一过都是过眼烟云。狄树林的这番感慨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基于人们对自己爷爷的遗忘的真实感觉。“历史学终究只是我们对死人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罢了。”苦闷时的狄树林一遍一遍的写着伏尔泰的话,彷徨不已。“程市长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去市府先历练历练吧!”在母亲的催促下,放弃了考研究生念头的狄树林到汴京市政府办公室报到了。那年,狄树林刚刚二十四岁,和洛巴一个办公室坐面对面。
“在中国,历史是过了时的政治。”三十年后,身陷囹圄的狄树林弄清楚了这个问题。不过,这是后话了。♂丝♂路♂文♂学♂网*♂www.su♂ns♂il♂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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