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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看见他站在城关的一个陡坡处，手里掂着一根绳，给拉煤的架子车往上拉坡儿，拉一个坡度给一毛钱；还有人看见他站在游街的队伍里，被警察押着，脖里挂着一把锯和一个“投机倒把犯”的牌子；九爷的儿媳妇从城里回村串亲戚，也对人说，她碰见梁五方了。她去派出所给孩子办户口，见梁五方在铁西街派出所一个柱上铐着，趿着一双烂鞋，两脚都是冻疮……说得一村人泪津津的。
还有人说，梁五方被送去“劳教”了……
有一年，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竟然跑到我上高中的学校里，伸出手来，说：丢儿，借我五分钱。他知道我是个孤儿，手里没有多少钱，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向我伸手的。当时，我怔了一下，说：五分钱你能干啥？他说：我买两张纸。会还你的。我说：还申诉呢？他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时候，他戴着一顶破草帽，背着铺盖卷，那伸手的动作分明就是一个乞丐。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里已没了当初的暴烈和激动，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苗儿亮着，我甚至在他眼睛里发现了一丝游移。那游移藏在痛苦的火苗后边，被一层风霜和污垢遮盖着，嘴里念念叨叨的，一脸的茫然。可他还是要申诉的。他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人。他已申诉了这么多年，他必须申诉下去。不然，他还怎么活？
还有一年，临近国庆的时候，在大队部里，我听见公社书记老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老蔡，是老蔡么？蔡国寅，你王八蛋，支书还想不想干了？老姑父说：怎么了大书记？你不能骂人哪。我……老曹在电话里说：快国庆节了，你狗日的不知道？你那个梁五方又日白出去了！赶紧给我弄回来！老姑父说：人在哪儿呢？老曹说：县收容所。赶紧派人，给我捆回来。我告诉你，看紧了，可别让他到北京去了。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老姑父带着两个民兵亲自把他从遣送站里接回来的。回来后，就把他关大队部里，由民兵分三班看守……梁五方这次回来，口音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民兵们逗他说：五，又去哪儿日白了？他竟操着普通话说：北京。
尔后，不等人们问他，他就说：你们这些毛孩子，见过啥？我告诉你，知道中南海门朝哪儿吗？上过天坛吗？去过故宫吗？游过什刹海吗？知道人民大会堂有几根柱子？天安门有多高？吃过北京的冰棒、喝过北京的酸奶吗？
一群民兵围着他，说：说说。说说。
五方说：有烟么？给点根烟。
于是，民兵们赶忙给他敬烟。他看了，说：八分的？不吸。
这时，老姑父走过来，喝道：五方，县里都挂上号了，还不老实？
五方说：老实，我老实。当支书的，给弄枝“彩蝶”。
在时光中，一个称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当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发生变化时，对他的称呼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梁五方在建“龙麒麟”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好的口碑。可后来人们对他的称呼变了。他在全乡、全县似乎都有了些名声，是坏名声。当人们说到他的时候，已不再提他的名字了，只说那个“流窜犯”或颍河的那个“流窜犯”，又进京了。
在一级级的政府大院里，人们一提到他就摇头……那时候，梁五方这个名字，只出现在一级级政府的公文里。这时候的梁五方，成了一个“上诉人”。仅一个“上诉人”梁五方，就给邮局增添了多少麻烦啊！
听老姑父讲，一年又一年，他的申诉材料从不同的邮局、用不同的纸张寄到北京去，尔后又经一级级政府签收盖章后批转回来。有的批着：调查处理。有的批的是：严加管制。有的写两个字：查办。有的是写一“”，再划一圆圈。有的仅仅是加盖一公章，不作任何解释。尔后贴上邮票又重新寄回来……这些材料经过千里之行，经过一个个办公桌，一个个邮递员的手，最后都一一经公社签收，在公社秘书的办公室里靠墙堆放着。老姑父去公社开会时，公社许秘书曾指着他身后的那面墙说：老蔡，你看看，一面墙，都是那个“流窜犯”的材料。老姑父还在厕所里见过几页，那也许是许秘书一时找不到手纸，匆忙间撕了两页，擦屁股用。
甚至于在无梁村，也没人再提梁五方的名字了，人们几乎是把他给淡忘了。一年又一年，偶尔说到他的时候，人们的口吻是一再省略的。原来还叫他五方，或是用较亲近的口气叫他：方。现如今人们一提到他，只取中间一个字：五。人们会用淡淡的、略含贬义的、有几分滑稽的儿化音说：五儿，又窜出去了。
你知道么，那捆人的绳子也不仅仅是绳子。那时候，在人们心里，这就是“作奸犯科”的标志，或者说是生活中的“另类”，是让人鄙视的“坏分子”。当一个人一次又一次被人用绳子捆着押回来时，人们看他的眼光也就变了。
再后来，当他一走过小桥，人们就说：五儿回来了。
一九七五年，梁五方他娘去世时，他仍在上访的路上……家里人等了他三天，实在等不及就葬了。早些时候，五方他娘也曾苦苦地劝过他，说：儿呀，认了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咱认了吧。可他不听劝。现在，他娘死了，他也没能见上一面。
可是，突然有一天，村里人在他娘的坟前发现了一包荷叶包着的肉煎包，还有燃过的三枝烟的烟蒂儿，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回来过。偷偷地。
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当人们再把他送回来的时候，就不再捆了，只是几个人押着他，把他送回村里。可他仍旧像捆着似的，显得很滑稽：他走路两只胳膊紧贴着身子，头往前探，动作僵硬，身子佝偻，脖子梗着，往前一蹿一蹿地走，就像根本没有手一样……在小桥上，村里人一看见他就笑了。
他也笑。嘴咧着，那笑竟有些贫。
人们说：五儿，回来了。
他挤挤眼，说：回来了。
人们说：还去么？
他回头看看，满不在乎地说：去。去。
人们说：五儿，吃上北京烤鸭了？
他说：眼吃。眼吃。
那时候，老姑父和他，常常蹲在大队部门口谈心。老姑父递上烟，递上水，苦口婆心地说：五，你是爷，你是祖宗，咱别再去了吧？你说，那北京能是咱去的地方么？去一趟让人捆一回，你脸上好看？再说了，这人世间，谁还不受点委屈？
梁五方说：老蔡，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我是为了啥。上头咋也得给个“政策”呀？他要是给我个“政策”，我就不去了。
老姑父说：现在不讲成分了，你还要啥“政策”？
他说：还没给我平反呢。照你这么说，我这些年白跑了？
老姑父说：那不就一张纸么？
他说：那可不是一张纸，那是“政策”。你得给我落实政策。
最后，老姑父甚至哀求他说：五儿，我也干不了几天了，我服了你了。你说咋落实，咱就咋落实，你别再出去了。
他狡黠地一笑，说：你说了不算。
老姑父说：你怎么成“滚刀肉”了？
他说：我就是“滚刀肉”。
这一年，又快到国庆节的时候了，一到国庆临近，就为了这么一个“流窜犯”，一个县的官员都心惊肉跳！县委书记亲自把电话打到了镇上，要求“严防死守”，千万不能让这个“流窜犯”再到北京去了。那时公社已改成了镇，镇上曹书记又打电话把老姑父骂了一顿，说你给我盯紧点，连放屁的时候都要跟着……尔后曹书记仍不放心，亲自派人把无梁村的干部和梁五方一起“请”到镇上，在镇政府的食堂里摆了一桌酒菜，现场办公。待梁五方酒足饭饱，曹书记说：五儿，还跑不跑了？
梁五方说：不跑，不跑了。有烟么，吸一棵。
老曹吓唬他说：五儿，可不能再去北京了。你要再去，我整死你！
他说：不跑。你放心，不跑。
这时，老曹给他点上一枝烟，语气缓下来，说：五儿，你那事，该解决解决，最后还是咱这儿解决，你说是不是？
他说：是。我听你的。
老曹说：你那富农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么？现在成分取消了，不讲成分了，你还闹啥闹？
他说：还没给我平反呢。
老曹说：成分都取消了，又没给你戴帽子，平啥反？好，平反，我现在就给你平反。这行了吧？
他说：我那三间瓦房呢？我的自行车呢……
老曹说：房子，房子的事吗？这个，这个……好，给你解决。老蔡，他的房子呢？退给他。
老姑父很为难，说：现在地分了。那房子多少年了，漏雨，都快坍了……
老曹一挥手，说：退给他，回去就退。至于，漏雨么，修修。镇上给点补助，这总行了吧？我再说一遍，你可不能再去北京了！
他说：不去了，再也不去了。
可是，当天晚上，他又跑了。
国庆节那天，国家信访局一个电话打到省里，省里又打到县里，县里打到镇上……一级级的，都愤怒无比：那个“流窜犯”又跑北京上访去了！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解决？！老曹气坏了，站在镇政府院里拤着腰大骂老姑父：蔡国寅你个王八蛋，我撤你的职！
据说，就为这个“流窜犯”，临近退休的老曹被当众免职了。县里下了决心，派干部专门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去堵他，同时派人四下去找……可是，北京太大了，一直忙活到大年三十，人们才在长城上找到了他。那时，他正坐在八达岭的一个垛口处看风景呢。
夕阳西下，风哨着，一个年轻的副镇长看见他就哭了，说：你，你可真……祸害人哪！
他说：我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怎么了？不能来？
那副镇长说：爷，你真是爷，咱回去吧。
他说：等等，我还没吃饭呢。
那副镇长说：走，先吃饭。先吃饭。
他说：有酒么？二锅头就行，小二两的。
那副镇长说：放心，弄，给你弄。说着，两人架着他的胳膊，搀着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生怕他再跑了。
这一年，他整五十岁。
梁五方的问题是在他五十五岁这一年得到“彻底解决”的。
这时候，他已经在这条上访的路上走了三十三年，走成了一个弯腰驼背的小老头了。他一脸的沧桑，背着一个铺盖卷，见人就低头、鞠躬，尔后规规矩矩地往地上一蹲……不管谁看到他都会顿生怜悯之心。据说，县里一个新任女书记看见他竟然掉了泪，说：老人家，你放心吧，我一定给你解决。彻底解决。
这个分管信访的女书记姓林，名叫林岚。她调来不久，就看了一大批上诉材料，其中就有梁五方的……梳着剪发头的女书记，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她说话是算数的。这一年的秋天，她亲自带人到无梁村现场办公，解决梁五方的问题来了。
女书记领着县、乡、村三级干部站在无梁村的场院里，让人当众宣布了对他的平反决定（其实他已无“反”可平），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云云……尔后，又带人来到了梁五方曾经被没收的那所瓦屋前。
如今，乡下人也都盖了新房。周围一栋一栋的全都是二层、三层的贴了瓷片的楼房，独有他这所破瓦屋夹在一片楼房中间，显得那么破旧、逼仄、凄凉。这所三间的小瓦屋早年曾经当过生产队的仓房，如今已坍了一半，风刮雨蚀，院子里荒草萋萋，一片破败……看了让人心酸。女书记站在院子里，看着梁上的蜘蛛网，良久，说：王书记，这房子已经不能住人了。你说，怎么办？你要是不能解决，我来解决。
镇上的王书记赶忙说：放心吧，镇上解决，马上解决。
女书记说：好，我给你十天时间，够么？
镇上的王书记说：够。十天之内，完不成任务，你撤我职。
女书记说：那好。尔后转过头，对梁五方说：老人家，房子重新给你盖，照原样盖。你满意么？
梁五方嘴里嘟哝着，喏喏地说：那啥，还有自行车、缝纫机啥的……
不等女书记回话，镇上王书记马上说：一并解决，乡里一并解决。
这时候，女书记又从兜里掏出三百块钱，递给梁五方，说：老人家，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思，收下吧。
于是，县、乡两级干部也都纷纷掏出钱来，三十五十，一百二百的，一共凑了一千五，全都给了梁五方……
女书记临走时，又反复交代村里，要照顾好老人的生活，村干部们也都满口答应下来。尔后，女书记问：老人家，这样处理，你还满意吧？
梁五方塌蒙着眼，说：满意。满意。
可是，当女书记离开村子时，县信访局长悄悄地走到书记的车前，小声说：林书记，这人可是个滚刀肉，你再给镇上交代交代，我怕万一……
女书记说：滚刀肉？不会吧？要相信群众。
县信访局长喏喏地，不再说什么了。
听老姑父说，这一次，梁五方的确在村里安安生生地住了几天。等房子原样盖好后，村里人轮番来看他，有的说：五，听说你这回补了不少钱？闹吧，闹闹也值！有的说：马庄有一个转业军人，是从城里押送回来的，一家伙补了几十万，户口还转到城里去了……有的说：听说北乡有一主儿，告响了，一家伙补了一屋子钱。每天醒来光剩数钱了！有的说：五，说说，你补多少钱？一年一万，怕也得几十万吧？！有的还出主意说：五，要是真没给，你得讹住她。天天去找她。蹲她家门口……
众人都说：对对对，就讹这女的。这女人面善，好说话。
村人们川流不息地来了，又去了。大多是问钱的。他大哥五斗曾让他的一个侄子给他端过两顿饭，在屋里坐了会儿，咳嗽了一阵，叹口气，走了；他二哥五升也让儿媳妇送了两回饭，接着就试探着问他补了多少钱？说这些年也跟着他背“成分”的害，补了钱能不能先借他用一用（五升早把塞了他一嘴驴粪的事忘记了）……梁五方一声不吭。
老姑父也对他说：五儿，你不有手艺么？
他说：手艺？
老姑父说：当年，盖“龙麒麟”，你名头多响呀……这年头多少盖房的？拾起来吧。这年月，有门手艺，比啥都强。
有人见他扫了扫院子，尔后从旧物什里找出一把锯来，试着在一块旧木板上锯了几道，可锯着锯着，手抖，竟然锯歪了……就此，他把锯一丢，又走了。
不久，北京方面又打来电话，说怎么搞的？那个流窜犯又到北京上访来了……
据说，县里的女书记听了汇报后，气得直拍桌子：这人怎么这样？太不像话了！当面说得好好的，该解决的都给他解决了，还想怎样？他还要脸不要了……良久，她问：这人真是滚刀肉？
县信访局长说：滚刀肉。
女书记说：他精神上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
县信访局长迟疑着说……不像。我已跟他打过多年交道了，是个肉刺儿，不好对付。要不，送精神病院？
女书记摇摇头，深吸了口气，说：不管他，让他告去吧。
可是，国庆节很快又到了。临近国庆前，北京搞社会治安大清查，梁五方再一次被人遣送回来。在县信访局的院子里，信访局长一看见他，气不打一处来，说：五儿，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呢！你说说，你一个农民，书记现场办公，亲自出面给你解决问题……你还想咋？你他妈是人吗？还有点人性吗？你他妈红口白牙答应得好好的，咋又日白到北京去了？你信不信，我立马把你送看守所，好好捆你一绳！
梁五方在地上蹲着，像是聋了一样，任你说任你骂，一声不吭。
信访局长怒不可遏，指着他说：你说，你还想要啥？自行车、缝纫机……啥没给你？你给我说个道道儿？！
梁五方蹲在那里，等信访局长脾气发完了，就势往铺盖卷上一坐，耷蒙着眼，喏喏地说……那啥，我媳妇呢？
信访局长愣了一下，问：说啥？他说啥？
接他回来的副镇长说：他说，他媳妇跑了……得给他找回来。
信访局长说：他他他，媳妇在哪儿呢？
副镇长说：打电话问了，早跟人结婚多少年了，孩子都一堆了，都有人叫奶奶了……
信访局长跳起双脚，破口大骂：啊呸，日他妈，老子不干了！
梁五方却不紧不慢地说：局长，你看你，我都不急，你急个啥。别急嘛，别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
年轻的副镇长气呼呼的，嘴里嘟哝说：就他，一路上，太爷一样，还要酒喝呢。
梁五方说：哎呀，一个大镇长，就二两酒，小二两。也值当说？此后，梁五方就成了一个流浪者。
他常年在外，到处流浪。偶尔，也找我借过几回钱，不多。
他还在告呢。在常年的上访队伍里，他成了一个老上访户。在省、地、县三级信访部门都混成了一张“熟脸”。政府部门的人一看见他，就说：五，又来了？他说：我又没有个家，政府就是我的家。你要是给我安个家（他指的是“女人”），我就不来了。永不再来。再来我是孙子，你吐我一脸唾沫。
听老姑父说，房子退给他以后，他曾经偷偷地去看过李月仙。李月仙后来嫁到了孙刘赵村一户姓孙的人家，现在已儿孙满堂了。他戴着一顶破草帽，装成一个瞎子，拄着一根竹竿，直接摸到了李月仙的婆家。他站在院门前，低着头，喏喏地说：这位大姐，盛两口吧？李月仙头发白了，眼也花了，两人面对面，竟没有认出他来。只是看他可怜，就说：你等着，我给你拿块馍。可是，当李月仙转过身，他突然说：大姐，门楼不低呀。我给你看个相，后走（指改嫁）的吧？李月仙一怔，说：你咋知道？等着。你等着。给我算算。可是，当她让儿子拿着两个馍、端着一碗水从屋里走出来时，那要饭的却不见了。李月仙的儿子回头说：妈，人呢？李月仙赶忙从屋里追出来，愣愣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刚刚还在呢，这人……突然，她像是有了什么感应，急匆匆地追到村街上，喊道：唉，这主儿，你等等……远远的，只见那草帽在街角处一闪，又不见了。
听说，后来李月仙也托人打听过他。两人本是要见个面的，原是经李月仙娘家哥约在镇上的那家包子铺里。可三十多年了，镇上的包子铺早已拆掉了，连当年风光无限的“龙麒麟”都已扒掉，冲成了一条柏油马路……李月仙想想就落泪。再后来不知怎的被孙家的人听说了，孙家老老小小一大家子，一齐给李月仙跪下，一声声叫娘、叫奶奶……并且放出话来：他只要敢来，打断他的腿！李月仙只好作罢。
那一年，当我在北京火车站碰上他的时候，他已穿得比较整齐了。手里提一人造革的黑包，身上有棉有单，还戴着一顶蓝帽子，新的。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穿来穿去，看见单个的女士，就凑上去，追着人家小声说：算命么？那女士是个穿西装裙的白领，人长得很漂亮，这白领女子翻眼看了看他，说：不算。他就一直追着人家的屁股说：大妹子，算算吧。你啥都好，就婚姻不顺……那女的站住了，说：你咋知道我婚姻不顺？他说：你面相里带着呢。算算吧？那女人说：看你那穷酸样。我说过了，不算。你别再追了。你再追我打110了。
这让人哭笑不得。命运如此多舛的一个人，他还给人算命呢。当时，我曾经暗暗笑他。那会儿我想，命相这东西，在大学里我倒是看过几本书。就人的八字而言，很难框定一个人的一生。不然，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命运却截然不同？所以，一个人的命运，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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