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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最早的时候，老姑父曾抱着我一家一家寻奶吃，看遍了无梁女人的奶子。后来，我就变成了无梁村的一种“无名税”：先是一家一家地派饭吃，后来就成了一种强行的摊派：一家出二斤麦子或是五斤玉米（由大队统一扣），供我上学。从小学到高中，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我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
那时候，我一星期往县城中学背一次粮食。每次回去背粮食，我都会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我最早发现的是，老姑父的酒量大了。老姑父原本是不大喝酒的，喝也是一两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老姑父成了无梁村的“第一陪客”。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或是谁家来了体面的客人，定是要支书作陪的。如果哪一次没有请到老姑父，那是很没有面子的。我记得，在我回去背粮食的那些日子里，常见一些女人找到大队部来，缠着老姑父让他去当陪客。最先老姑父有些愠怒，他说：这是干什么？拉拉扯扯的？不去。可他经不住女人的再三缠磨，也就应承下来了。一年又一年，甚至可以这么说，老姑父的酒量，是全村人合伙哄抬起来的。特别是村里逢会，那是一年一度仅次于过年的大节气，家家都有亲戚来……到了这一天，老姑父至少要串五十家以上！
后来，在我跟着他走过村街的时候，我发现女人们的笑脸像葵花一样处处开放。我知道，那都是对着老姑父的。女人们亲切地、昵昵地叫着：老蔡，老蔡耶……而老姑父却昂着头，一路“嗯、嗯”地走着，有时候还会说：嗯，记着呢。十三，我记着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姑父已经很习惯地把村里的公章拴在了裤腰带上。最初当然是为了方便群众。那会儿需要盖章的事情特别多，哪怕出一趟远门，也是要盖章的。老姑父人好，有人找到他，无论黑天白夜，老姑父都要从家里爬起来，跑到大队部去给人盖章。次数多了，他也有些烦了，后来就干脆把村里的公章拴在了裤腰带上。有人来找，就给人盖一下。那公章终日拴在裤腰上，磨来蹭去的，总是缺油，于是老姑父就“哈”一下，再盖。所以，每当有女人来找，只要不违反政策，老姑父就问：哈一下？人家会说：老蔡，哈一下吧？于是就“哈”一下。
在无梁，“哈”也有亲嘴的意思，次数多了的时候，不知老姑父是否使用了“延伸义”？
渐渐地，我还发现，老姑父“领席”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夏天的时候，老姑父常常领着一张席到瓜地或是芦苇荡里去。有时候，他是陪县上或公社下来的驻队干部。有时候，他是领着村里的一群编席的女干部们开会。还有的时候，他领着一张席到处走，从树下到场院，又从场院到水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蚊子。他说：有蚊子。
他心里有蚊子。
我说过，老姑父所谓的“作风问题”，最早是因我而起。那是他在慌乱中端错了“奶子”……后来的事就难说了。后来人们传的那些，都是添枝加叶、捕风捉影、经过渲染的。那年秋天，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村里小学校长苗国安（他也是无梁的女婿）在县上开会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大学要招生了！是推荐招生。一个公社分了三个名额。得到消息后，他就急急忙忙地骑着自行车回来报信儿，希望老姑父亲自出面，为我争一个。
是啊，在全村人的眼里，我是一个祸害。是一只吃遍全村的蝗虫。如果能把我推荐出去，全村人就都“解放”了。当然，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那时候上大学不但不要钱，还给生活费呢。就此，我也充分理解了人们的善意。可小学校长又说，虽说一个公社三个名额，可有两个已被公社干部的孩子占去了，就剩下一个了。这一个指标三十个大队去争，能不能争到手，还很难说……快找老蔡！
可是，就在这时候，老姑父不见了。全村人到处去找，一百个喉咙四下喊，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小学校长苗国安说：敲钟吧，一敲钟，他也许就知道有急事了。
那天傍晚，当钟声响过三遍之后，终于把老姑父敲出来了。老姑父是从苇荡里走出来的，他一手领着席，一手还提着裤子……他没想到村街里会站这么多人，他愣了一下，忙解释说：妈的，撒泡尿，把裤腰带给弄断了。
人们都望着他，人们根本不听他的解释，人们都去看他的裤子……前后村都喊过了，钟也敲三遍了，他才出来，这泡尿有这么长么？
就在这时，吴玉花牵着孩子从人群里走出来，抖手给了他两耳光……尔后，她一句话也不说，牵着孩子扭头就走。
老姑父就此蹲了下来。在无梁，老姑父入乡随俗的第一个姿势就是“谷堆”。“谷堆”是个象形词，就是蹲下的意思。老姑父“谷堆”在地上，很狼狈地靠着那棵挂钟的老槐树，平着脸色，略显尴尬地说：啥事？啥事吧。
老姑父的裤腰带断了，谁都知道这不是尿尿的问题，可人们还是信了。在无梁，凡是有职务的，只要给一个理由，人们就信。人们是心里不信，脸上信。于是人们不再研究“裤腰带”的问题了。
小学校长苗国安给老姑父说了推荐上大学的事……尔后说：抓紧吧。三十个村子，就剩一个指标，听说明天就上会定了，是不是得送点礼呀？
此时此刻，全村人异口同声地说：送！这得送。
这一个“送”字，经全村人的热喉咙喊出来，显得铿锵有力。
那会儿我就躲在老姑父的背后，他靠着树的阳面，我靠着阴面。我不禁脸红了，心里怦怦乱跳。那时候，我还会脸红，此后就不会了。
人们都在等着老姑父说话，可老姑父就是不开口。我知道老姑父不开口的原因，这是逼着他去找公社武装部长老胡，老胡是他的战友，这是让他去给老胡送礼……他不愿去求老胡，他还想给自己留一点尊严。
可这一次，全村人不答应了。人们像“森林”一样地围着他，立逼他说话。“送”是必须的，人们甚至开始议论送什么的问题了。有的说，队里不是还有几桶小磨油么？有的说，代销点有烟，赊上几条好烟。有的说，光烟不行，还得有酒……
事关前途，我心里很急。我喉咙是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这时候，我是多么感谢村人哪，我看见我的心都跪下来了！
人们的目光再一次把老姑父给淹了。在目光的海洋里，不光是一个“送”字，还含有“裤腰带的问题”。老姑父再三说是“绷断的”，可人们不听他解释……这几乎是一种威胁了。再说了，这里边还有善的含意。我是一个孤儿，他们是在帮助一个孤儿，这就是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道理后边都包含着很多因素。可人们只说道理，不说“因素”。老姑父显得很无助，他“谷堆”在那里，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老姑父已无处可藏。这时候，他不可能回家，他回不去了，家里也面临着一场战争。老姑父很艰难地站了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不要“脸”了。
这天夜里，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给人送礼去了……老姑父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来。也许，那天夜里他在老胡的门前蹲的时间太长了。他是很想要“脸”的，可他没有办法。他跟公社的老胡喝了一夜酒，回来把自行车一撂，就瘫倒在场院的麦秸窝里，人像是生了一场大病！
可人们还等着他回话呢。当人们把他围起来的时候，他眼都没睁，只喃喃地说了两个字：妥了。
我承认，我上大学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是考上的，是“送”出来的。那时候三十个大队抢一个名额，可这个名额最终让我得到了。那是用全村人的油，还有烟酒和老姑父的脸面换来的。当那张薄薄的“纸”发到我手里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么？我心里说：拜拜了无梁，我再也不用看人的脸色了。
我告诉你，不要轻看任何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就是内容。待我拿到那张“纸”之后，我又一次吃遍全村！人们开始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用最优美的语言夸赞我，我在无梁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人们无限放大，我不再是祸害了，我成了一个最聪明、最懂事的孩子。每一次到村人家吃酒，都由老姑父作陪。那一天，老姑父又一次喝醉了，醉了的老姑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冤哪，我的裤腰带真是绷断的。
在我走的那一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我得说，这里边的情愫是很复杂的。首先，这又是一次善的集中体现。其次，在他们心里，我已约等于“官”了，他们送的是一个未来的“预备役官员”。可不管怎么说，我的被褥，是村里女人们套的，我的脸盆，是村里给买的，还在我的兜里塞满了柿饼和鸡蛋……女人们哭了，我也掉了泪。女人们围着我问：丢儿，还回来么？我说：回来，放了假就回来。可我还是有一种“放生”的感觉。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那张“纸”，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以为，这将是一次成功的逃离。可是，我错了。
老姑父跟吴玉花的战争是旷日持久的。
那天的“裤腰带事件”是个***。当老姑父回到家之后，吴玉花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一把把刚一岁多的小三儿从床上拉起来，倒着提在手里，恶狠狠地说：一窝吃里扒外的货，摔死算了！
老姑父吓坏了，老姑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三儿。吴玉花一连生了五个孩子，五个全是闺女，虽然只活下来三个，可终日里擦屎刮尿，她早就烦透了。在她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祸害，都是老姑父带给她的灾难。所以她很轻易地攥着小三儿的一只脚脖子儿，倒着提在手里，好像随时都会松手！
然而，这小三儿虽整个倒垂着，可那两只杏仁眼却忽灵灵的，像是在笑……
老姑父急忙冲上去跟吴玉花抢孩子，他就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倏尔就把小三儿夺在了手里，同时用脚勾倒了吴玉花。于是，在把孩子撂回床上的那一刻，两人同时倒在地上，就此厮打在了一起。两人先是碰翻了木制的洗脸盆架子，踢倒了一卷编好的席捆，撞散了一排苇子秆，尔后又用屁股拱倒了屋角里的水缸，像两只泥母猪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
老姑父家的墙上已挂满了人生的“脚印”。那脚印蜿蜒曲折、忽高忽低、且重且轻，全是在搏斗中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老姑父与吴玉花的每次搏斗都是以命相抵的，两人总是头顶着头或是相互揪着头发在地上滚来滚去，屋子里边的四堵墙成了他们随时借力的地方，每一脚都跺得墙咚咚直响，墙上的石灰末四溅！那时老姑父常年穿一双两块半的解放鞋，那些带胶底花纹的半个脚印都是他踩出来的，而布底或牛皮底（两人结婚时，老姑父给吴玉花买过两双皮鞋）的脚印则是吴玉花踩出来的。两种脚印又常常会交叉重叠在一起，回环往复，就像是倒挂着的人生曲线图。
最初两人只是在屋里打，暗打，脸上会带些伤而已。后来就打出了院子，打到了村街上。可一旦到了村街上，老姑父就决不还手，那就成了吴玉花一个人的死缠烂打。吴玉花的骂声就像是村中广播碗里的“新闻”一样，每晚准时播出。那骂声像爆豆一样从她的薄嘴唇里迸发出来，鲜艳、凌厉、脆！就像是相声演员说绕口令，既含蓄而又泼辣，既生动而又斑斓。有人说她是得了村里最会骂人的七奶奶的真传。她打头的第一句总是：你还是人么，你荞麦面打糨子，你兔子屎编辫儿，你城隍庙贴膏药，你还要脸么？！猪、狗、黄鼠狼……开初时人们还劝一劝，此后就不再劝了。
其实，老姑父早就不要脸了。他的脸已烟化在无梁那无边的田野里了。
客观地说，虽然是传闻，老姑父也许难免会有作风问题。而我不想再说传闻中那些跟他有牵连的女人的名字了。她们是我的乡亲。也许吧，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日子里，她们是很需要“哈一下”的。再说，老姑父的日子也太困顿了，他在无梁村的岁月里终日苦哈哈的，回到家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也太需要宣泄和滋润了。或许，这里边还有风俗的原因，有情感的原因，那由一个人“领”出来的席，在无边的田野里，在缀满星星的夜空中，铺下的一张张流动的床，不就是让人睡的么？在无梁，“睡”也是有两说的。
此后就是“游击战”了。老姑父每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吴玉花就四处侦察、围追堵截。吴玉花常常是一手夹着那最小的孩子、一手打着手电筒在暗夜里快步走着，从场院到河边，再从河边搜到苇荡，她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她的长杆子腿一个晚上可以围着村子走几十里地仍不知疲倦。有时候，已是下半夜了，她还会去拍一个寡妇的门，看老姑父是不是睡在了人家的床上！
长年累月的家庭战争把吴玉花锻炼得就像是警犬一样，她能随时随地在风中分辨出老姑父的气味。她还能从气味中发现异样的情况，比如沾在老姑父身上的一根长头发，或是在苇荡里发现了空火柴盒子，或是挂在芦花上的一节红绒绳……一旦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她就高度兴奋，穷追不舍。有时，她甚至还会在黑夜里对着星空不管不顾地大声喊道：抓贼呀，抓光屁股贼呀！她的手电筒是加长的，能照出半里远。那一条光的长线一次次抛在夜空中，照得无梁人四下躲闪。
老姑父也有一支手电筒（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年用助学金买来送给他的。老姑父虽然每月有七块钱的伤残补助，可这钱他一分也得不到，都攥在吴玉花的手里），无论是在场院、苇荡或是田野里，每当两支手电筒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脸上那刻骨的仇恨。每一次，当吴玉花手里的手电筒照在老姑父脸上的时候，吴玉花脸上就会出现一丝诧异的神色，她像是在问自己：我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呢？而老姑父却是沉默的，他总是很快就把手电掐灭了，仿佛不忍看那岁月的残酷。
这仇恨都是在困顿的日子里一天天积攒下来的。日积月累，久而成仇。我猜，在他们两人之间，仇恨竟然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两人从一起床就开始对骂，你骂我，我骂你，就像是吃炒豆一样。他们二人常用的话语是一个字：死。每当这个字从牙缝里跳出来，都像锯齿一样节奏明快、铿锵有力：“死鳖。”“死去吧。”“死外边。”“死心眼子”……可两人自始至终谁也没有提出过离婚，谁也不说离婚。
也许，在精神层面上，老姑父需要“战争”。他打过十六年仗，如今在没有炮弹呼啸的日子里，他有些无所适从？难道说他已习惯于“紧张”，他仍需要一个敌对者，需要时刻绷紧脑海里的那根弦么？不然，如果哪一天，老姑父回家后发现吴玉花不在，没有人跟他聒噪了，他就会忍不住问上一句：你妈呢？
后来，我发现，在情感上，“仇恨”和“依存”居然可以结伴而行。对于吴玉花来说，那是一种日子与日子的对垒。是精神上的纠结与胶着。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宁可化成灰，谁也不放过谁。这里边竟然还有温情的成分，有对既成事实的默认，有以敌对为外壳的相互间的照应，还有一种看似荒唐的对手间的默契……比如，冷不丁的，吴玉花也会问一句：那老不死的，你爸呢？
日子像流水一样，那无尽的詈骂就成了不断泛起的一朵一朵的浪花；是用锯子拉出来的如歌的行板。如果哪一天两人没有吵架，倒成了很让人诧异的事。连村里人都会说：稀罕，咋没声了？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老姑父最小的女儿，就是那个出生第五、排行老三发高烧侥幸活下来，仅有六岁名叫苇香的孩子，居然在一天晚上趴在老姑父腿上咬了一口，几乎咬下一块肉来！
苇香从一岁起就偎在母亲的怀里去寻找父亲。她的眼睛特别适应黑暗，在黑夜里她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两只手紧拽着母亲的衣襟，任吴玉花带着她到处奔走。吴玉花的咒骂声伴着她走向田野，走向苇荡，走向炕屋和磨坊……在长达五六年的时光里，小苇香在母亲的咒骂声中茁壮成长。母亲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色，不是打就是骂；而虽然很少回家，却特别疼爱她的父亲每次都会偷偷地给她塞块糖吃。
可是，当她长到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两人在苇荡里又厮打在了一起……而此时此刻，小苇香突然跑上来，趴在老姑父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两人都愣住了，老姑父已伸出了打人的手，可他的手还是无力地放下了。他突然大声咳嗽着，满眼都是泪水。因为他看到了一双喷溅着仇恨的眼睛，这双眼睛里爬满了蜇人的蚂蚁，那都是在黑夜里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吴玉花已成功地把仇恨种植在了这个小女儿的心里。
从此，吴玉花有了帮手了。
欠债总是要还的。
当我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老姑父给我写的第一张条子，就是要我去寻找苇香。
此后老姑父又给我写了无数个“见字如面”的白条，一直写到我在学校里无法生存，辞职下海为止。这也是我仇恨老姑父的原因。
十七岁的小苇香是突然之间失踪的。那时候她正上高中一年级，在学校里已经有了绰号：“小洋马”。她的母亲曾经被人称作“大洋马”，她现在已经出落成“小洋马”了，漂亮是不必说的。暑假里，在“小洋马”回到无梁的第三天，她突然失踪了。
一时间村子里有许多传言，议论纷纷……最靠谱的消息是，她被一个骑着摩托到村里收购头发的小伙子拐走了。
为此事吴玉花跟老姑父又打了一架。两人除了互相责骂、大打出手之外，就是心急火燎地分开四下去找……他们甚至还报了警。
可是，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查到苇香的任何消息。于是老姑父就让人给我捎了一张条子，让我帮着去寻找蔡苇香的下落。
我已欠下了无梁那么多的人情，老姑父的“条子”自然是不敢怠慢的。于是，我骑着借来的一辆自行车在颍平城里整整寻找了三天，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旅店，每一个派出所我都去过了，我还托了一些在政府工作的大学同学，让他们也帮着查找，可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苇香的任何消息。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回了一趟无梁，专程向老姑父禀报情况。
然而，当我带着礼物赶到老姑父家的时候，老姑父却不在家。我问吴玉花：花姑，老姑父呢？吴玉花冷冷地说：死了。
那一天，当我找到老姑父的时候，老姑父又喝醉了。他躺在场院的麦秸窝里，成了一摊泥，怎么也喊不醒。
在无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光里，在村人的抬举下，老姑父经历了由陪酒到馋酒再到醉酒的复杂过程。如今，他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已成了人们说的那种“熟醉”，一喝就醉。有几次他醉的很不像样子，被人们从家里抬出来，晾在村街里的一张席上。据说，那天老姑父吐得一塌糊涂，等他醒来时，他身边卧着两条狗，一只黑狗，一只黄狗，狗也醉了。
这个“狗醉了的故事”在无梁传开后，很是影响老姑父的声誉。人们再见老姑父的时候，眼里就多了些不屑。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政策的不断变化，人们需要老姑父给“哈一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当他在村街里行走的时候，人们脸上的笑容就淡了许多，对此，老姑父肯定是有些失落的。
这年冬天，我在省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却在无意之间，阴差阳错地碰到了苇香。
我说过，我本是立志要当一个学者的。那时候，我虽然只是省财贸学院的一个讲师，可我已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省内也算是小有名气。在这次研讨“平原部落文化”的会议上，我碰上了一个已小有职权的同学，那时，他已官至副处。读研究生时，我跟这位绰号叫“骆驼”的同学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年，感情还是有的。一天晚上，当我与他争论平原文化到底是“脸文化”，还是“脚文化”的问题时，他突然对我说，吊吊灰，我带你去个地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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