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947年1月10日），耶律德光（辽太宗）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东京汴梁，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

靠别人的力量建立的王朝很难长久存在下去。在称帝之前，辽太宗也做了做表面文章，假装让了让帝位，谦虚一番，但后晋的大臣们被赦免已经很感激他了，谁还敢说别的，于是都说“夷、夏之心，皆愿推戴”，辽太宗表面文章做足之后，也不再让，欣欣然坐上了父亲耶律阿保机早就想坐的皇帝宝座。

大同元年二月初一（947年2月24日），耶律德光在东京皇宫下诏将国号“大契丹国”改为“大辽”，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改皇都为上京，升镇州为中京。

但不久，耶律德光就决定退兵了，还有这等怪事？辛辛苦苦打下中原又放弃？其实这与契丹族耐寒不耐热、鼠目寸光的民族习性有关，好比员是一个小偷趁着主人入睡，偷了一把东西就走，要是主人下床那走就来不及了。

由于辽人实施的“打草谷”（即无专门的后勤保障，靠军人自筹给养，掳掠民间粮草财物）的物资掠夺政策导致中原人民的武装反抗不断，契丹人死伤惨重，厌战心切，耶律德光无法巩固统治，4月24日，被迫离开东京汴梁，率军北返。

路上，辽太宗深刻反省了这次出兵的得失，他自我批评说：“我有三失，所以天下才这样反叛我！纵容投降的将士各地去搜刮百姓钱财，是第一失；让契丹士兵自个去打谷草扰民，又是第二失；没有早点派遣领导干部去各镇（相当于省）挂职，则是第三失。”

对于如果治理中原，他也有了马后炮的想法，在给他的弟弟李胡的信中他写道：“我夜里常思考治理中原的办法，看来，只有推心置腹、把控军情、发展民生这三件事最重要。”

既知如此，早干什么去了？但眼下想干也迟了。因为不久他就在河北临城患病，而且病情恶化很快，到了今河北栾城的杀胡林（这地名起得恰如其分），更是高烧不退，在胸口和腹部放了冰块也无法降温，气息庵庵，终于于大同元年四月二十二日（947年5月15日），一命呜乎，辽人将其运回北方安葬。途中为防尸体腐败，去掉內脏，以盐腌其尸，形同木乃伊，以保证尸体完好运回草原安葬。

纵观辽太宗这个人，对于契丹的贡献很大，尤其在他继位之后，在许多方面促进了契丹政治和经济和发展。在政治方面，他完善了从阿保机开始的管制，使之系统化，使辽的官制在部分汉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官制。

在军事方面，他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他经常检阅侍卫亲兵、各部族及各帐军队，以此来充分控制军权，防止异己势力在其中渗透，从而在根本上巩固自己的权势。

他在位期间，整订赋税，奖励耕织，契丹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辽太宗很重视农业的发展，不但支持汉族人在汉族地区发展农业，在草原地区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他也让人开垦土地，发展生产。为保护农业生产，防止没有重农习惯的契丹族人有意无意的破坏，辽太宗下令禁止随从们随意践踏庄稼，行军时也命令部队绕开农田。农业的发达对辽国多种经济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增强了辽的国力。

他用兵时总是趁中原几派势力相争时打着支援一方的旗号进攻，使契丹的领土继续扩大，把疆土一直扩展到黄河岸边，进而拥有了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推动契丹走向了巅峰。

用兵中原是辽太宗经过了长期准备和长期等待的，一旦抓到机遇，他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虽然得胜由于后晋军队的投降，但辽太宗的意志力之强确实令人佩服。

在用兵的过程中，辽太宗的过人谋略也运用得很充分。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汉族官吏的称帝野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这和辽太宗多年了解掌握中原的各种政治和军事情报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契丹的本民族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等待最好的时机】

后晋亡后，河东节度使北平王刘知远割据河东，虽然有了自已的地盘，威震一方，但他并不满足。换做是您处在那样一种位高权重的地位，沒有“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的想法也难。

当时，刘知远表面上说他不想当皇帝，在将士们喊他“万岁”时还让人去制止，板着脸说：“契丹的势力还很强大，我军军威也没有扬名天下。”后来还是郭威来劝说：“现在远近之心，都不谋而同，将军称帝是天意。如果将军不趁势取之，只管谦逊，恐怕会使人心离散，万一有人先行称帝，那就很被动了。”才听了进去。

最后依郭威的建议，在开运四年（公元９４７年）二月称帝于太原。但他为收军民之心，宣布用石敬瑭原来的年号，不用石重贵的开运年号，到六月，进入洛阳后，他才正式改了国号为汉，因为他觉得自己姓刘，是汉朝王族的后代。历史上称为后汉。先称帝后改国号和年号，在历史上极为少见，这只能说明刘知远为称帝费尽了心机。

刘知远895年生于太原，别名刘暠，他是个幸运儿。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石敬瑭策划向契丹借兵时，刘知远反对，所以他不沾卖国贼遗臭万年的臭名。石敬瑭借契丹之力登上帝位后，他也跟着沾光，职位是连升三级，因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历任检校司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事、许州节度使、朱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北京（今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等职，日趋显贵、位高权重。

石敬瑭死去，其养子石重贵即位后，刘知远又得到了升职，担任检校太师、中书令（享受副国级待遇）。

契丹主耶律德光第一次南侵时，刘知远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在忻口、阳武谷大破契丹军。由于契丹是兵民合一，平时是百姓，战时是军人，没有专门的野战军，所以战斗力不是特别强。

但刘知远在这段时期的主要意图是称霸河东、占山为王、侍机步石敬瑭后尘，成就一番王业，因此对朝廷的诏命一方面是不服调遣，作战中出工不出力，另一方面有时也主动出击一下，好让朝廷与契丹不致小瞧自己。

刘知远认为：契丹乃游牧部族，贪残且失人心、水土又不服，加上中原人民的不断反抗，不会久居不退；而石敬瑭对他有知遇滴水之恩，他曾表示“予未忍忘晋”（不忍心背叛晋国），马上就与朝廷反目，会显得不“仁”不“义”，道德上站不住脚，所以还需要等待机遇。

“我会一直等待机会的，我一定要出人头地，别人能的，我一定也能！”他心里对自已说。

当契丹进入开封时，刘知远指使部将王峻表面以祝贺胜利为名，实际则到开封察看形势，探査契丹虚实；

有些部将主张起兵击辽，刘知远则以为一、用兵有缓有急，现在契丹正得势，烈焰如日中天、切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成为众禾之的；

二、况且听说契丹主如井底之蛀胸无大志，入主中原，重在搜刮财物，天气渐暖，势难久留。

三、各藩镇现在屈服于辽，也是暂时的，他们当中均无图霸中原的豪强之辈；至于南唐以恢复祖业为口实，也不曾有谋取中原的大志向。我们只需静静地等待契丹退去，就可出兵取得天下。费了一番口舌终于说服了手下（比石敬瑭有头脑啊）。

这种算盘可算打得十分精明，虽缺乏积极进取的钉子精神，但总还算得是考虑周全。鉴于上述原因，公元947年他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政权后，依然向契丹奉表称臣，同时广招士卒、扩军备战，养精蓄锐，加紧中原称帝的准备。

当时中原各地的军民已经开始反抗契丹，起义是峰起云涌、此起彼伏，刘知远的称帝和路人皆知的反契之心，对中原反契丹的行动起了根本性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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