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官本位（上）

“我”是什么？

“我”是一种事物整体效应，是一种动态叠加效果，是一个聚合物；或者说是以“我”为“主”的事物系统构建和灵性、灵验、灵效的展开（生命智能）。&29378;&20155;&32;&21715;&35498;&32178;&120;&105;&97;&111;&115;&104;&117;&111;&46;&107;&114;这里“我”凸显两个特征，一个是“量”的叠加累积，一个是“灵性”功效的性质。

从“我”的“量”层面讲：“我”是一种动态叠加效果的集合，因此，随着这个集合区间范畴的拓展和集合内单位元素数量的增加，“我”则会不断膨胀变大，反之就会不断缩小。

比如，一个人有巨额财富，有显赫的社会身份地位，有幸福的家庭，朋友遍天下，另一个人则身无分文、身份卑贱、孤苦无依、一无所有；前者“我”的“量”远大于后者，前者的“我”就会膨胀变大，而后者就是缩小的。

从“我”的“质”层面讲：生命物体区别于非生命物体的关键就在于“灵我”（智能）的出现，即以“我”为“主”的灵性、灵验、灵效的程度，是树立“我”本质特征的关键。

比如，一个银行点钞员每天都与大量钞票打交道，但是他家里可能很穷，因为这些钱财是他人的，他自己根本做不了“主”；而一个超级富豪可能根本不用亲自拿钱，但是这些庞大的钱财、事物资源、服务人员都要围绕他为“主”、为“中心”进行运转，他是整个庞大事物体系的主宰者、主子。

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以谁为“主”，一个是“灵”性功效。

“我”的“量”与“我”的“质”之间是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的，也是相互制衡的统一体系。

举例说明：

正所谓“钱财链接着性命”，如果一个人极度贫寒、什么钱财都没有，那么他这个人就很难生活下去，那么他生命的灵性也无法维系下去；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精力、能力等也是有限的，并非是你的钱财越多越好，如果身外之物拥有量远超出你驾驭支配的能力，就会变成你生命的一种负担、危害。

而生命现象是相对的、相互的、普遍联系的整体效应，所以生命需要历练，生命的“灵性”是可以成长的，而这种“灵性”成长又需要依赖一定物质条件才能够实现；所以如果没有“我”的“量的累积”就无法实现“我”的“灵性质变”效果提升。

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企业、社会组织、国家政府、人类社会等任何一个生命体系都是如此。

为什么说长期奉行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政治体制是对事物系统“我”的一种犯罪（我罪）呢？

其一，因为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国家的财富、资源等总是有限的，如果高度集中垄断在极少数实体管理者个人身上（过度有余），那么整个社会其他众人的财富、资源的量就可能出现严重不足（极度匮乏）的现象，这样就让其他众人“我”的“量”严重受限而造成众人个体自我的遏制、扼杀（我罪）。

其二，这些权力、财富、资源的垄断者们不但对社会大我“量”进行霸占垄断，同时还会单方面的主宰、掌控、操纵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作为社会个体人的自我就无法“做主”了——就不能够以“我”为“主”了，而把这些垄断者变成“主子”——以他们为“主”，以他们为“中心”，整天围绕他们运转，这样逐渐就迷失了自我，丧失自我的灵性。

这就是实体管理的官本位、权本位现象。

这样广大人民群众自我的“量”被他人控制着，自我的“主”也被他人所奴役着，这样的社会环境就很难让自我得到提升发展，这样社会组织，国家因为缺乏众多“小我、私我”的质变提升的叠加效应，也会处于停滞，甚至是衰退状态，最终导致害人害己、误国误民的根源就是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

所以实体管理和细节管理的政治体制对每个社会民众的自我的发展和未来命运前途都影响巨大的。

“我”的本质就是以“我”为“主”的灵性功效，而实体管理的本质就是剥夺民众个人为自己“做主”的权利和自由，让那些政府官员为天下人“做主”，让这些掌权者成为民众的“主子”、社会的主宰者。

这就是实体管理的官本位现象。

所谓“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

“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

“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官本位”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比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以“官”谋利。

比如，有的领导干部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

比如，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

以上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

“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

“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唯上是从”。

在一些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

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一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

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

“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

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

企业有级别，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

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

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于是，“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一些地方　　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

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

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来评价社会地位。

“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

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

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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