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马战斗是新四军战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大血战。http://m.boyishuwu.com/book/798660/1941 年，日军集结了三千余人的兵力，加上伪军、伪警察，共有约一万八千人，对苏常太地区（苏州、常熟、太仓）展开第一期「清乡」。

此时皖南事变结束不久，新四军刚刚重建，新四军苏南部队被统一整编为第六师，下辖十六、十八旅，由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在获得敌人即将开始「清乡」的情报后，谭震林急忙进行动员，但反「清乡」的准备工作尚未落实，敌人的「清乡」就开始了。

由于准备不足，苏常太地区的形势迅速恶化。师部急令内线部队及地方干部迅速突围，向外线转移。十八旅也被迫撤出，渡江进入苏北的江都、高邮一带发展，苏南新四军主力只剩下在澄锡虞地区（江阴、无锡、虞西）活动的十六旅。

1941 年 9 月，敌伪重兵相继进入澄锡虞地区，开始第二期「清乡」。在此期间，日军经常集中优势兵力，用奔袭合围的战术，寻找新四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作战，当月，新四军党政和军事指挥机关连遭日军偷袭，高级领导人或牺牲或被俘，损失非常严重。

11 月 27 日下午，代号「小胖子」的新四军情报员田保龙获得一条重要情报:日军从水路调来八艘汽艇，陆路也在向天王寺、薛埠、金坛城等据点增兵，尤其天王寺据点，还派来了骑兵和炮兵，有向十六旅奔袭的迹象。

情况紧急，田保龙沿着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秘密路线，连夜赶赴十六旅旅部宿营地——溧阳塘马村送信。沿途需经过日军「扫荡」区域，湖面汽船上的日军时不时地用机枪向岸边扫射，陆上日军则到处烧杀抢掠。

很多年后，田保龙仍对此心有余悸，他记得日军扫荡时，「总是用一只凶残的军犬开道」，「那些狼狗每只有七八十斤，看到老百姓什么都抢，吓得大家不敢乱动」。

田保龙时年只有十三岁，一个人摸黑赶路，既要找准路线，同时又要躲开日军和大狼狗，其艰辛危险的程度不言而喻。半路上，他突然感到后肩一阵刺痛，用手一摸，鲜血直流，原来是被日军的流弹击中了，好在没有伤及要害位置。

忍痛继续前行，没过多久，他的右腿膝盖下方又被子弹弹片划破，当时只觉得右小腿一麻，腿一软，一个踉跄就往地上栽去。

「就算受伤了，我也不能停下来，必须把紧急情报赶紧送到旅部。」依靠这样信念的支撑，田保龙这位勇敢而又顽强的少年咬着牙，从地上爬起来，坚持着重又踏上了行程。

28 日凌晨 3 点多，田保龙终于赶到塘马，把情报亲手交给了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罗忠毅，罗忠毅立即召集旅部人员，围绕田保龙所送来的这份紧急情报进行了商讨。

旅部最初打算避敌锋芒，向溧水地区转移，但随即就考虑到，新四军在溧水能够活动的范围还不大，已有主力部队四十六团在那里，如果再把指挥机关和部队移过去，目标过分集中——已有情报只是说敌人要奔袭，但究竟是要奔袭溧阳还是溧水，尚未查清楚，万一敌人要奔袭的是溧水，岂非自投罗网？

塘马除十六旅旅部外，还驻扎着苏南党政机关、茅山四县抗敌总会以及被服厂、医疗队、修械所等后方单位，又恰逢苏南党政机关在此召集各县会议，人数已增至一千多人，旅部和部队要转移的话，这些机关人员不能丢下不管，但一时又不易疏散转移。再者，当天还下了雨，雨后路滑，黑夜行军是很困难的，旅部也怕把机关人员给拖得太疲劳。

就在一周之前，旅部曾两次得到情报，都说日军向天王寺据点增兵，要对溧阳地区进行「扫荡」，旅部因此两次西移溧水，可是最后发现敌人都没有出动。

这次会不会也只是虚惊一场呢？旅部决定暂不转移，仍在原地宿营，同时一面继续派人查明情况，一面让机关和部队都提前吃早饭，以便做好随时战斗和转移的准备。

1941 年 11 月 28 日，早晨六点，天刚蒙蒙亮，塘马村的西北方向便传来枪声，紧接着，侦察人员跑到旅部报告:敌人来了！

根据事后的数据，当天凌晨，日军第十五师团集中了步骑炮联合兵种三千余人，加上伪军八百余人，总计接近四千之众，分三路向塘马奔袭而来。

「小胖子」田保龙的情报是确凿的，可惜旅部犹豫，未能果断转移。当发现敌情时，敌人已乘着晨雾弥漫，视界模糊之机，迅速逼近塘马，枪声正是驻村西北的部队所发出的报警信号。

新四军在塘马的战斗部队，主要包括旅部特务连、第四十八团二营等，约五百余人，在已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下，旅部和部队要突围出去，都相对容易一些，主要是在塘马的一千多非武装人员突围困难，而如果他们被敌人全歼，苏南抗战形势将会急转直下。

接到警报，罗忠毅与旅政委廖海涛先后赶到村西头潘家祠堂前，用望远镜向西观察敌情，从望远镜里，他们看到西边敌人的先头部队已在实施迂回。

这时，日军向塘马开了一炮，炮声一响，四周都响起了示警的枪声，显示敌人正在合围。罗忠毅立即命令部队火速占领塘马西北的山坡，对敌人进行坚决阻击，但日伪军不断发动冲锋，打退一次又来一次，其间不留间隙，要想单靠阻击打破敌人的合围已不可能。

罗、廖见状，决定让机关先行突围。两人都是老红军干部，罗忠毅要廖海涛带着机关先走，廖海涛不肯，要罗忠毅先走，两位主官相互争让的结果，是最后都决定留下来指挥战斗。旅政治部组织科长王直临危受命，负责率机关单位人员撤退，廖海涛对王直说:「王科长，敌人是来奔袭我们的，现在由你带领机关突围。」

在王直和罗、廖分别时，罗忠毅朝他微微笑了一下，廖海涛的眼睛已开始发红，他再次嘱咐王直:「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全在这里了，你们一定要安全地突围出去，它关系到苏南抗战的生命！」王直点点头，随即回过头去，不忍心再看两位首长。王直也是老红军，经历过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和极为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生离死别的场面见得不少，但在塘马的这一幕仍让他难以忘却，以致一辈子都刻骨铭心。

罗、廖经过观察，迅速判定敌人已从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向朝塘马村合拢过来，只有东面还留有一个缺口，因此果断决定撤往东面长荡湖方向。尔后，罗忠毅亲自站在村东头大路口，指挥机关人员通过村边小桥，向东突围。

此时的情景已非常危急，机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么多人，又都来自于不同的单位，组织起来尚且不易，要全部通过缺口更需时间，因此死守缺口两侧，便成为掩护机关突围的关键。按照旅部命令，四十八团二营四连率先进入预设阵地，抗击猛扑过来的敌人，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四连在半小时内毙伤敌数十人，击退了敌人发起的第一次进攻。

在战斗中，二营营长黄兰弟判断出邵笪里是敌主攻方向，于是亲率五连前去增援，不出所料，二十分钟后，百余日军骑兵就向邵笪里直冲过来，四连在五连的支援下，集中火力，将日军的骑兵冲击给打了下去。

掩护部队为机关突围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在此过程中，王直等人前后小跑，忙而不乱地进行指挥和引导，终于使长长的突围队伍顺着缺口冲了出去。机关刚刚冲出缺口，敌人对塘马村的包围就已合拢，掩护部队的退路也被切断，罗、廖及其所率的旅部特务连和四十八团二营四连、五连，被敌人四面包围在了塘马村东南五里的王家庄。

上午九点，敌人集中兵力对王家庄发起进攻，一时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冲杀声混杂在一起，战斗空前激烈。这是一场真正的硬仗，比之于新四军只有步枪和轻机枪，缺乏重武器，日军则拥有火炮，其中的小钢炮威力尤其大，王家庄的大部分房屋均被其摧毁。

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为保存力量，减少损失，罗忠毅提议由廖海涛带特务连先撤，自己留下指挥部队继续抗击敌人，廖海涛看到情况如此危急，又反过来力劝罗忠毅先撤。到了生死关头，两人互不相让，谁都不愿先撤，都想把生的可能让给对方，最后他们又都留了下来，与连队一起与敌人厮杀。

倚仗着兵力和火力上的优势，日军对王家庄采取了多路合击，轮番进攻的方式，守军刚刚击退西边的敌人，东北方向的敌人随即又攻了上来。罗忠毅见状，振臂高呼:「共产党员站出来，青年团员站出来，跟敌人拼！」几十名挂彩的伤员应声跃起，端着枪，挺起刺刀，冲上去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终于将正面攻击的敌人压了下去。

此后敌人仍然攻势不断，而且一轮比一轮更为猛烈，四连、五连连长先后牺牲，班排长多数阵亡，阵地上倒下的战士越来越多，剩下的越来越少，到处都是浑身淌满鲜血的伤员。看到特务连的阵地吃紧，罗忠毅从五连调了两个排前去支援，正在进行指挥，两颗子弹同时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罗忠毅摇晃了一下，随即倒在血泊之中。

罗忠毅随身的警卫员亲眼目睹首长中弹，奄奄一息，不禁哭了起来。罗忠毅非常镇静，对警卫员说:「哭什么，快拿我的文件包冲出去！」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在罗忠毅牺牲时，廖海涛就在百多米外进行指挥，闻讯悲愤交加，高呼:「为罗旅长报仇！」他带着已不足百人的队伍，一路冲杀到了距王家庄约一里地的茅棚村。敌人紧紧尾追，特务连的机枪手牺牲了，廖海涛立即从其手中拣起轻机枪，奋不顾身地端着枪，瞄准正在接近的敌群猛烈射击，用火力暂时压住了追敌。

廖海涛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目标。上午十一点，当廖海涛依托在一个草堆旁射击时，不幸被炮弹击中小腹，虽然连肠子都流了出来，但他仍握着枪继续射击。旁边屋里的老乡看到廖海涛负了重伤，鲜血直流，冒着危险把他抬到家中的床上，为他包扎了伤口。

接着，廖海涛的警卫员也闻讯赶到，但当时医务人员已全部牺牲，无人能够对廖海涛进行抢救。廖海涛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强忍伤痛，坚持让人把他抬到屋外，放在一块地势较高的空地上，以便继续观察敌情，指挥战斗。

中午十二点，廖海涛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把二营营长黄兰弟找来，当面交待:「部队由你统一指挥，拼死突围，到溧水找四十六团！」不久，他即因伤势过重而牺牲，牺牲前，他命令屋内屋外的干部战士全部撤离，不允许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

王家庄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后，旅部特务连的一百多人大多在血战中阵亡，黄兰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也牺牲了。四十八团有一部分已经突围出来，他们不知道罗、廖两位首长已经牺牲，以为还被困于重围中，于是从敌人的包围圈外向里冲杀，在与坚守王家庄的幸存人员会合后，又奇迹般地杀出了重围。

在罗、廖率部血战王家庄之际，王直率领机关人员，在二营六连两个排的掩护下，向长荡湖疾进。途中，他们遭到两百余名日军的袭击，掩护部队进行反击，六连连长牺牲，但机关人员得以突围而出。

下午三点，突围队伍行至长荡湖畔的清水渎。此时敌人从西面追了上来，同时东面的长荡湖上不仅无船可渡，还发现了敌人的巡逻汽艇，北面则是敌据点，驻有日军重兵，南面是国民党军驻地，在国共关系早已实质性破裂，双方剧烈不断的情况下，对方也极可能会趁火打劫，将新四军机关一口吞掉。

原负责掩护机关的余部，加上陆续赶到湖畔的五连等其它突围部队，总共也只有九十人，而且除了六连以及五连「小鬼班」的十一名战士外，其余多为理发员、司号员、通讯员、卫生员等勤杂人员，武器也只有步枪和手榴弹。如此薄弱的作战力量，又是置身于这样几乎已走投无路的环境之下，要保护千余人员继续突围，连当事人事后都不敢设想。

在奉命率机关突围时，王直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活着出去，但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像他那两位已经牺牲的首长一样，显得非常镇静从容，一心考虑的只是如何把机关的千余人都一个不少地带出来。

清水渎正东二三里处，有一条大河，河上有一座木桥，名为戴家桥，依据敌情，王直决定在戴家桥阻敌，坚持到天黑，再组织第二次突围。大家于是来到戴家桥，战斗人员被集中到戴家桥的桥头，并临时组成了一个守备连，王直对他们作了战斗动员:「每一个人都要投入战斗，最后一颗子弹一定要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动员之后即进行部署，由六连一个排长指挥一挺重机枪和一个班守桥头东侧，用火力封锁桥面，五连「小鬼班」埋伏于桥头西侧，与东侧部队共同守卫木桥。

守桥部队马上修筑工事，工事还没有完全筑好，桥对面就出现了有一支「新四军」，大约有两百多人，仔细辨认，发现是日军伪装的。王直先发制人，果断指挥部队进行射击，日军猝不及防，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没死的也蜷伏在地，一动也不敢动，等到守桥部队停止射击，他们才拖着弹带，回头逃窜。

王直明白敌人之所以败退，只是没做好防备，接下来他们必然会集中攻击戴家桥，战斗将更加激烈，因此立即布置部队利用空隙，抓紧整理工事。

未久，就看到敌机飞来，在上空不停地盘旋，长荡湖上的敌巡逻汽艇也在湖面上来回开着，整个气氛很是紧张。突然，炮弹「咣！咣！」地连续射来，在阵地上爆炸，敌人又开始进攻了，一些突围人员心中发虚，秩序也开始混乱起来。王直立即带上政治部的几个人从桥头赶回，分头稳定队伍情绪，他看到圩堤上有个草堆，便倏地跳上去，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一定能够顶住敌人！有刀枪的拿刀枪，有锄头的拿锄头，有扁担的拿扁担，再没有，就用拳头，用牙齿，准备和敌人死拼一场，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决不投降，决不做俘虏！」

王直的话一下子提振了众人的信心，队伍迅速安定下来。护桥部队更是表现出色，五连「小鬼班」全是刚参军不久的新战士，年纪最轻的只有十四岁，但没有一个怯阵畏缩，最后他们又连续击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

守桥部队能够顶住敌人，除了借助于桥头之利，能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外，还缘于敌人摸不清虚实，不知道十六旅旅部机关及苏南新四军的党政军系统都在戴家桥，攻击桥头的一直都是小股日伪军，且以观望为主，见三次进攻都过不了桥，他们也就离开了那里。

当晚十点整，突围队伍从日伪据点间隙突出重围，按编好的顺序疾速行进，经过一百多里路的小跑，转移到了安全之地———四十六团驻扎的溧水黄金山地区。

塘马之战是新四军在苏南抗战中规模最大，也最为残酷的一次战斗。战后统计，包括罗忠毅、廖海涛在内，新四军共有两百七十多人牺牲，尤其旅长、旅政委先后牺牲于一场战斗，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据当地群众目睹者说，日伪军伤亡也达到三四百人，当天下午，敌人强拉民夫抬运在王家庄被击毙的日军尸体，仅来自甓桥据点的日军尸体就达七八十具。

新四军军部和第六师师部对此深感震惊，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曾与罗忠毅、廖海涛在三年游击战争同生死，共患难，接获噩耗，他挥泪悲泣，焦急万分。在取得军部同意后，谭震林急电十六旅，任命了代理旅长和代理政委，让他们率部处理善后，继续在原地进行坚持。当年十二月，他又代装成商人，徒步穿越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十六旅整顿部队，并按照军部命令，自兼十六旅旅长。

十六旅虽在塘马之战中遭受重创，但好在旅部及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都保存下来，旅主力部队四十六团也完好无损，在精简机构，充实战斗部队后，这支苏南地区最后的新四军主力又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得以继续在苏南坚持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