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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山东土地改革掀起的风波，吴川一直都处于高度关注之中。他心里其实是明白的，强制推动的土地改革必然是要引发一部分地主士绅的不满和列强的警惕的。

不过他的判断还是准确的，刚刚击败了日军的革命委员会正处于一种强势状态，各地的地主士绅虽然不满，但是他们并不敢直接出头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土地改革，而是把责任推卸给了北京政府。

这倒不是他们对于袁世凯政权还有多少信心，而是当下的中国也只有袁世凯政权能够从法理上否定山东地方发起的土地改革。至于各地的大小军阀们，则在看到了张勋的下场之后，也都谨言慎行了起来，生怕成为第二个张勋。

张勋一家从徐州逃到天津之后通过荷兰驻天津领事的关系住进了英租界，但是革命委员会可没有就此放过他。不仅继续在报纸上刊登了辫子军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罪行，没收了张勋在革命委员会治下的财产，并向北京施压要求从严从重对张勋等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还同时向英国提交了引渡张勋一家的申请。

虽然有遗老遗少出面呼吁，认为张勋不过是“愚忠”，并不是真要出卖中国去当日本人的走狗，革命委员会应当网开一面，不过这种狡辩很快就被共和日报等倾向于共和党的报纸所驳斥。

而在保张勋的遗老们和倾向共和党的报纸争论不休时，上海一家小报突然刊登了一则小道消息，说某人前去拜访共和党主席吴川时，就张勋一事做出了询问。

结果吴川主席回道：“按照明末的历史来看，真正愚忠于朱皇帝的，应该全家自尽，追随前朝于地下才对。至于所谓的前朝遗民，不过是想要在新朝待价而沽的伪君子罢了。

只不过如今是共和体制，这些待价而沽的遗民是没有前途的，是应当被扫入历史垃圾堆里的一些垃圾罢了。除非有人想要在共和国里做皇帝，那么就不可能去招揽这些废物。当然如果真有人想要当皇帝的话，那么人民就应当起来打倒他…”

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则消息是杜撰的，否则就应当在共和日报上首先发表了，但诡异的是共和日报对于这则消息采取了沉默的姿态，即便有好事者写信去问，共和日报也依旧采取了不回应的态度。

这篇谈话对整个中国的上层人士的共识进行了严厉的否定，因为即便是如孙中山、黄兴这类革命领袖，也是对于遗老遗少多有褒赏。

比如孙中山就革命委员会追查张勋案的态度就颇有微词，“清室逊位，本因时势。张勋强求复辟，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自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

同盟会员，前江西都督欧阳武对张勋案的评价是，“戴发效孤忠，丹心照千古…”

前财政总长熊希龄对于张勋案的看法是，“国无论君民，惟以忠心为大本；人何分新旧，不移宗旨是英雄。”

至于江西籍的名流们更是纷纷为这位同乡出言辩护，有人甚至公然声称，“…效忠于民国的孙、黄都逃到了国外，何以革命委员会单单要问罪于大帅？在下要问一椿事；是从清朝好呢?到还是活在民国好呢?咦，恐怕难说吧?”

这些士绅名流的胡言乱语，随着山东推动土地改革之后，更是把矛头指向了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在他们的言辞中，革命委员会如果不照着他们的意思去做事，恐怕是无法治理好这个国家的，也很难获得全国上下的拥戴的。

只是这篇来处不能确定的报道一出，各地的士绅名流们顿时熄火了。因为从这篇谈话的字里行间来看，共和党并无意按照过去的方式来统一和治理中国，甚至已经直言不讳的声称要把那些不合时宜的旧人物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了。

如果这篇谈话真的是共和党的喉舌共和日报发出，大家还能声讨一番。但偏偏是出自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小报，他们自然不能以此为依据朝着共产党和革命委员会进行质问，但是也不能因为共和党保持沉默，就把这篇谈话当成是街头谣言。

政治敏感度高一些的，自然就开始把自己同遗老们进行切割。就算是蠢笨一些的旧知识分子，也要辩解一下自己并非是支持遗老们反对民国。至于那些借抬高张勋来掩盖自己过去反对革命姿态的政治投机者们，则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不再跳出来为张勋辩护了。

在革命委员会掀起社会舆论的强大施压下，英国人一度想要让张勋离开天津英租界，以表明自己并无扶持满清复辟派分子的意图。

最终还是袁世凯觉得自己和张勋处境类似，指示司法部门就张勋案拖延下去，才没有把张勋从英租界内强行引渡回来。不过，张勋为此也不得不拿出了将近4000万元的家产，用于赔偿南京、徐州等地被辫子军侵害的百姓，和贿赂北洋政府的高官。

袁世凯的这一举动，虽然为其个人赢得了不少口碑，不过在江苏民众心中却是极大的失分的。当然，这个时代的普通百姓一般是发不出声音的，所以袁世凯在张勋案和山东土地改革实施后，个人声

望反而有所恢复。

就连一直把袁世凯当成卖国贼的老同盟会会员，海外同中华革命党分道扬镳的欧事研究会，也认为袁世凯其实也没那么反动，倒是革命委员会现在颁发的政策过于激进了些。

只是袁世凯此时倒是比一年前清醒了许多，并没有打算趁着各地舆论支持自己的时候，去逼迫革命委员会和自己决战。随着革命委员会在战后把势力扩张到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山东段沿线后，北京这边就很清楚。

虽然山东革命委员会看起来就像是关内的一只孤军，但是北直隶何尝不也是在革命委员会的南北夹击势态当中。

北洋集团虽然还占据了北方的北直隶、河南、山西、半个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但是山西至多只能算半个，还有半个其实掌握在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本土派手中；河南已经在白朗起义中被打残了，这一地区除了少数大城市外，其他地区都是由土匪或少数地主武装所控制；内蒙西部、陕西、甘肃本就是经济极为落后的地区，加上还有大量的地方割据武装势力，北洋军在此地并不能扎下根去。

也就是说，原本北洋集团在北方最重要的根据地其实只有北直隶和山东，现在山东被革命委员会收入囊中，北洋集团就等于是被断了一只胳膊。虽然北洋集团在北方还拥有数省地盘，在南方也占据了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流域，但是这些已经分散到各地的北洋军，并不能再如以前那样，能够在袁世凯一声令下之后，就放弃自己的地盘出来和革命委员会拼命了，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坛坛罐罐了。

比如蔡锷的背叛，北洋第十师的无令撤退，北洋第五师的全面倒戈，冯国璋部的按兵不动，都让袁世凯意识到了这样一件事，北洋军已经不再是他可以依靠的那只武力了。

他现在要做的，不是和革命委员会决一死战，而是要进一步清理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比如段祺瑞留在陆军部内的势力。第十师从济南擅自撤离，就和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袁世凯甚至一度怀疑，第十师撤军是段祺瑞的阴谋，是想要借助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压力，来逼迫自己再次起用他。

因此在革命委员会在黄河南岸停下脚步，徐世昌和周树模两人达成了一系列的妥协约定后。袁世凯就迫不及待的吧第十师主力调去了上海，先剪除了北京周边听命于段祺瑞的武力，然后又找了个由头把徐树铮从陆军部赶了出去。

虽然吴川的案头一直都有袁世凯在北京整肃内部的消息，不过他倒是对袁世凯的举动不以为意。对于一个提不出政治理念的政治领袖，一味地打压内部的派系，并不能因此建立起一个高效忠诚的团队，反倒是让人离心离德的下场可能性更高一些。

既然袁世凯忙着整顿内部，各地又没有跳出来调整革命委员会的新对手，列强又正忙于大战，吴川自然再次给山东革命委员会下达了两个指示，一是尽快完成土地改革的土地再分配，不能耽误了春耕；第二就是着手开始山东的建设问题。

和关外不同，山东的土地大多已经获得了开发，都是所谓的熟地。阻碍山东农业发展的其实只有两个问题，土地所有制和对土地资本的投入不足。在完成了土地所有制的初步改革之后，吴川要求山东革命委员会先对集体所有制土地较多的地区进行水利建设投入，并对那些村集体进行技术指导和良种、化肥的供应，以确保生产合作社的先进性。

土地所有制变更之后如果没有产生比封建私有制下更高的生产力，这就等于是在给土地改革抹黑了，而且也会对革命委员会的威信造成打击。

除了山东的土地改革外，吴川现在最为关心的就是本年度东北地区的建设问题，根据前三个月的气象状况来判断，今年似乎又是一个雨水充沛的年份。而三月底以来的气温快速上升，大量冰凌下泄，使得依兰到佳木斯段形成了大面积的冰坝。

为了防止形成凌汛，革命委员会决定采取炮击和飞机投弹的方式破除冰坝，这大约是松花江有史以来第一次采用这种方式破除凌汛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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