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吴树修书店弄教材

秦德彪带着锄奸队队员，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这两个汉奸叛徒的下落，索性就回去了一趟河口村，传了两天消息说是临近清明要给先人祭祖烧二十年纸，村里村外他的熟人也多，他来家一趟就像是“神仙下凡”，三里五庄都会传的像一阵风。村里的小戏班还扬言说要给秦德彪说书唱戏，方正风吹得越大越是他的目的。

王前觉得秦德彪这个做法太招人显眼，有点冒险了，对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虽然除掉汉奸是他们在侯县长面前立过军令状的，可是稳妥一些很关键。

秦德彪的意见是，十二月事变后，敌占区鬼子汉奸横行，八路军游击队躲在山里还遭到鬼子偷袭，试想这不是一两个汉奸所为，与其是在寻找姜永福这两个叛徒，还不如给他搅得乌烟瘴气，将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邪神狼虫虎豹都给他轰出来，方正在前年鬼子就悬赏五百块大洋捉拿他，今次让他们在长个价，变成一千大洋。我们的目的是铲除一切特务汉奸，又不是一两个三家村叛徒。

王前将秦德彪的想法汇报给侯国英，不但没有受到阻止还得到了他的赞赏，说这个办法兴许效果要大些，在敌占区搅和这么一下子，对以后的工作也大有益处。王前听说侯县长在长治县西火就是个出了名的战斗英雄，胆大心细，刚劲果断，神出鬼没，被他认可了的事情一定有效。

当然，县委县政府既然秦德彪的这次行动方案，我们的后备力量就会有所准备，除了青年连这一百多队员外，县大队也配合参加这次战斗，不管敌人多疯狂，也要在一区这个敌占区打响反特锄奸这个战役。

为日寇做事的那些汉奸特务大部分都是他们用吸毒嫖娼来圈养的，惯于捕捉信息向日寇汇报来讨取钱财的特务汉奸，没有一个会忘记曾经被悬赏五百大洋捉拿秦德彪的奖赏的。再说这些特务汉奸大都是一些地痞流氓，好吃懒做的，不管他谁是汉奸，谁是特务，只要在这几天为秦德彪祭祖的事而蠢蠢欲动的那些人都有做汉奸特务的嫌疑。他们要立功请赏就会浮出水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秦德彪的锄奸队和一区的广大群众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给那些汉奸特务们张开了一张无形的大网。

那些维持村的情报员、秘密坐探、干探、灭共队、自卫团，还有专门搞情报的伪青年团等特务汉奸组织陆续浮出水面，纷纷打探情报，传递情报，其实他们也都在为自己交差，生怕鬼子怪罪下来。

他们一露出尾巴就被我布置在各村的锄奸队、民兵捉拿，送往根据地进行审讯。

最后还是没有见到闫史孩和姜永福，还有大汉奸刘河吉的踪迹。

他们没敢露面也是正常的，因为他们猜到了秦德彪这次的用意，他们的神经很敏感，做贼心虚，事情是他们做的，他们就会想到秦德彪的祭祖是不是在给他们设套。

当有一个人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那就是阎玉楼，他通过了老顶山炮楼里的两个伪军得知了他们的下落，大汉奸刘何吉是两处地方，不是在老顶山，就是在北石槽，闫史孩和姜永福就藏在北石槽，每天抽大烟抱女人，吃喝玩乐都是刘河吉供应，其实花都是日本人的。

阎玉楼将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秦德彪，于一天深夜他们锄奸团在阎玉楼的带领下潜入北石槽，在一个二层小楼上将正在酣睡的闫史孩和姜永福擒获。经审讯，得知刘何吉在老顶山，三天后，阎玉楼通过那两个伪军摸清了刘何吉的住处，结果锄奸队去了，没有找到刘何吉。后来才知道刘何吉那几天，每天变换地方，得知闫史孩和姜永福被抓，他更是如同惊弓之鸟，藏在了长治城里一个相好家，躲过了这一次。

经过接近十天的奔波，锄奸队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擒获了敌人的汉奸特务三十多人，除刚刚加入和没有大的血案的，通过教育和担保，放了出去，罪大恶极的在辛村进行公审后处决。

几天后，被抓走的秦秋文和杨扑二位同志顺利越狱。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通报表扬了二位同志在敌人的刑具下不屈不挠，没透漏给敌人一个字，严守了党的机密，并且坚守希望，共同向往着生存的明天，成功越狱，在恶劣的环境下始终忠诚党的高尚气节。

二区区委书记吴树修，在平顺白家庄开完会议后，没有直接回区上，他和区长郭连保碰碰头交换了一下意见，就径直朝县城奔来，因为他要来县城书店搞一些进步书籍回去。日寇二次占领县城后，固村学校被迫停课。去年学校开学，在日伪控制下，安排他们的教师教学，其一有教材“三民主义”，这是国民党顽固政府办的名为“三民主义”，实为封建法西斯的**教育，也叫“特种教育”；其二有教材“大和魂”，是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强迫儿童学日语，鼓吹日本繁荣，“大和魂”伟大，推崇“三纲五常”，企图让中国儿童变为“忠顺良民”；其三就是我党的“革命教育”，抗日政府在“一切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下，各村秘密党组织克服困难，坚持让儿童学习革命知识，并与站岗、放哨、查路条、识字、唱歌、送鸡毛信、教学、抗战、生产自救、社会政治活动相结合。

在临近敌占区，日寇封锁我们的教材，抓捕我们的教师，被迫“革命教育”无法开展。针锋相对地跟敌人斗争，建立固村这个中心镇的学校根据地，上级要求必须开展革命教育，不能让广大儿童被日寇奴化被顽固派腐蚀。决定实行“两面教育”，即表面上为应付敌人，使用日伪课本，实际使用我抗日政府编印的教材。

县城新华书店是我地下党员张全忠的总经理，也是我党的秘密联络点。开初他是跟雷振华固村人一起在壶关县抗日救国合作社工作的，雷振华任经理，雷振华调太行山第五行政区抗日救国会总会合作社担任主任后，张全忠成为壶关县抗日救国合作社负责人。十二月事变后，我党的地下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他到县城新华书店任掌柜，成为我党的县城地下联络站负责人。

张全忠外小驴则，他是1938年在固村县工委书记戴苏理手里入党的，担任固村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他在家排行老五，有四个姐姐，家庭较富裕，幼时聪明好学，写的一手好字，博览群书，学识过人，少年怀志，常和村里郭连保、吴树修等伙伴畅谈革命理想，苦求救国之道，打击盐霸。入党后，经常亲手写上标语在县城、店上、固村张贴，宣传救国理念，也经常遭到特务、反动派的暗杀、毒打，被伙伴郭连保背回家里，1939年，凭借丰盈的家底，在党组织的建议下，自筹资金在县城和店上开了书店，取名“新华书店”，以书店做掩护，为我党的地下工作传递情报。

这次吴树修就是遵照党的指示上他那里秘密领取我抗日政府编写的教材的。自十二月事变后，他们就一直没有见面，兄弟之情油然而生。

张全忠早已接到组织的指示，通过上级组织运来了革命书籍准备陆续送到根据地学校和各村有组织的儿童团和武委会、妇救会手里。

多时不见的吴树修看上去很焦脆，走路还是一撅一撅的，张全忠问他是怎了，是不是有病了，吴树修道：“事变后在牛居山里，一住就是一年多，没想到窑洞潮湿，落下了个浑身痒痒生疮害疙瘩的毛病，啥也能干，就是浑身不舒服。”

吴树修绕开话题问张全忠：“小驴的，在这里你的驴脾气还能施展吗。”张全忠这个宁折不弯的驴脾气在固村也是出了名的。在张贴传单的时候，伙伴们都说危险，不能再贴了，他就是不听，非贴完不可，结果好几次被特务追踪。

“脾气改不了呀，看什么环境吧，在这里快把我给磨平了，你瞧在这里都是会说话的哑巴，有脾气跟谁使。”张全忠一边说一边给吴树修沏壶茶。十二月事变后，组织上安排他做秘密工作。“没想到组织上给了我这么一份工作，跟我这脾性真是不合套，这工作是急了不行，松了也不行，我的这个驴脾气呀真的是折了不少”。

吴树修发现书店里只有一个站柜台的，年龄不大，看上去有十六七岁，顾客们还真是不少，进进出出，有买书的，有借书的，还有看书的。吴树修朝那个小掌柜哝哝嘴，意思是问在这里说话安全不安全。

张全忠轻声说道：“没关系，都是自家人，但要注意隔墙有耳。”

吴树修点点头，就到柜子旁浏览一些书籍，其中大半个柜台都摆有日本人的书籍《大和魂》、《皇道乐土》、《大东亚》等，还有《春秋》、《礼仪》、《十三经》等儒学书籍，也有一些《道德经》、《诗》《书》《礼》《乐》《春秋》《周易》等孔夫子书籍。柜台前还放着鬼子强迫订的潞安新民日报和杂志。吴树修清楚这是在县城鬼子的眼皮子底下，谨慎还不行，这地下工也都是不容易的，每天提心吊胆的，还不如他们在山里的窑洞，虽然是受点罪，可心里还是坦然的。

吴树修来时就扮成一个教书先生，来到这里的人不是一般人来的，下层社会里的人是不会来的，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也是不会来的，稍有点问题就会被一些特务盯上你，别看进来的有买书的有借书的，许多是进进出出的特务。一旦看你有疑点就会抓到伪公安局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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