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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弟死三河多惊疑

作者:董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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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复出后,在途中数个站点停留议事(在武昌一处与胡林翼谋议就用了十来天时间),这期间军事形势发生变化,经涉浙江的石达开部太平军转入福建,又复入江西。原定曾国藩“援浙”的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经一度部署“援闽”之后,主要还是在江西驻留下来,九月间在建昌扎营。他刚刚复出,一切还都在重新开张的初步阶段,所部还未及有太大的军事行动。然而,李续宾所统的另支湘军,九月间却在安徽庐州(今合肥)以南的三河一带全军覆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死于乱军之中。对于清朝,对于湘军,对于曾家,真不啻惊天之变!而对于太平天国方面的后期战局,则是一大转机。总之,是个大事件。

三河之役并非一场突发性战事。在几个月以前,太平天国和湘军方面都从战略全局上进行了研究部署。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摧毁清军江北大营(属绿营兵),以破除敌人对天京都城的北路封锁。湘军方面则把安徽的争夺作为重点,曾国藩复出后特意经武昌与胡林翼进行谋商。

太平军摧毁清军江北大营的目标胜利实现后,接着乘胜横扫苏北战场。然而,就在这同时,湘军则在其侧后发动猛烈攻势,并频频得手,其最凶悍锐利的一军便是李续宾部。李续宾也是湖南湘乡人,属在湖南最早参与募集和训练团勇以抗御太平军的人物之一。他的老师、湘军元老层将领罗泽南于咸丰六年(1856年)死后,他便继任为罗部湘军的首领。李续宾其人虽也是士人出身,但以骁悍著称。该军相继攻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在三河镇一带集结,直逼为太平军占领着的重镇庐州。三河是庐州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太平军在此筑城砌垒着力扼守,并从东线战场抽调重兵来援,将领便是李秀成和陈玉成。

李续宾部从表面上军势甚锐,但这时已犯了孤军深入的大忌。陈玉成等太平军将领,审时度势,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切断李续宾部退路,使之陷入四面被围、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发起攻击。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李续宾所部湘军六千多人全部被歼,李续宾及文武官员四百多人死在战场,其中就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

曾国华于咸丰六年(1856年)在乃兄曾国藩坐困江西的时候,带胡林翼所慨然拨付的兵勇五千赴援,这个从未带兵打仗的书生,还真的率领这支军队接连拿下了数县,对解南昌之围起了不小的作用,以功擢同知,赏戴花翎。他虽然在第二年春间因生父亡故与曾国藩一道回籍,但还没等曾国藩复出,他就经有着已订儿女亲家关系的李续宾奏调,复出襄理李部湘军的军务了(他因出嗣不需从守制三年例,一年即算服满)。在这支军队取得了夺取四城的连续胜利之后,曾国华这位“参谋长”简直是忘乎所以了。三河本绝地,贸然深入,据说连用兵一向偏于急躁的李续宾也有些踌躇,与营中诸将计议,倾向于暂时休整待援,以求稳妥。但曾国华独持异议,认为“贼已丧胆,岂敢复至”,力主进兵。人们碍于他与曾国藩的亲兄弟关系,不好与之力争,勉从其议。这样,败局也就难以逆转。

仗打得确实异常惨苦。就说李续宾与曾国华战死的十月初十日这一天吧,黎明时分,大雾迷漫,咫尺莫辨,湘军遣队袭击金牛镇,陈玉成督队忽由后方杀出,大败敌人。李续宾率亲兵前往接应,亦陷于太平军重围之中。双方短兵相接,鏖战整日。据事后胡林翼向清廷的奏报,说李续宾在危境之中“勇气百倍,怒马当先,往来奋击”,战至深夜三更,他“身面均受矛伤,力竭阵亡”,曾国华等同时“力战”阵亡。这当然是有意渲染李续宾等人的忠勇无畏,不过他们也的确不是胆怯怕死之辈,肯定是与他们的仇敌拼杀到了最后一刻。不过,乱军之中,死得实难从容,以至于连尸骸当时都无法辨认收取。

曾国藩并没有及时闻知三河之役的确切消息,开始只听说打了败仗,而李续宾和他的国华弟突围出去,只是不知下落。事变一个月之后,才得知确讯,知弟死难,悲恸之极。他在营减食示哀,又派弁勇间行人皖搜寻其弟骸骨。对这位年仅三十七岁的亡弟,陷入了深切的怀念之中:

温弟少时性情高傲,未就温和,故吾以温甫字之。六年在瑞州相见,则喜其性格之大变,相亲相友,欢欣和畅。去年在家,因小事而发生嫌衅,实吾度量不闳,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自去冬今春以来,吾喜温弟之言论风旨洞达时势,综括机要。出门以后,至兰溪相见,相亲相友,和畅如在江西瑞州之时。八九月后,屡次来信,亦皆和平稳惬,无躁无矜。方意渠与迪庵(按:李续宾字)相处,所依得人,必得各位俱进,不料遘祸如是之惨!

这是曾国藩写给其余三个弟弟的信中所言。追述国华近年来性格上的改善,见识上的进步,愧悔自己忧居期间与他发生嫌衅,情真意切。是啊,不久前曾国藩复出,在赴军的途中还见到过国华,他当时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怎么一下子就遽归冥界了呢?这真是命运的安排?不过,他毕竟不是死于床箦,而是死于战阵,为君国捐躯,是家门的荣耀。曾国藩这样安慰自己,也是安慰亡灵。

经过累月的费力寻觅,曾国华的骸骨还是找不到线索,曾国藩忧急无策,只好做葬衣冠冢的打算,这更增加了他的哀痛和遗憾。他泣血而作《母弟温甫哀词》,追述亡弟生平特别是投军效国的履历,最后落笔三河之难:

……岂谓一蹶,震惊两戒!李既出颓,弟乃梁坏。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数耶?何辜于天!我奉简书,驰驱岭峤。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莽莽舒庐,群凶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似乎收骨已经无望,不料在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末的一日,曾国藩忽然接到胡林翼派专弁送来的函件,告知国华的尸骨寻获。曾国藩感到这算是不幸中之一幸,谁知收得的到头来还是一具无头之尸,这使得曾国藩更感悲恸。半具骸骨归湘土,一介游魂安何处?挥泪送亡弟,一副挽联,长兄的一声凄呼婉唤:

归去来兮,月夜楼台花萼影;

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

宸音可没有这般缠绵悱恻,有的只是居高临下荣赐恩典的郑重:赠其道员衔,加赠太常寺卿衔,追赠通议大夫,赏骑都尉世职,谥慰烈,御赐葬银、祭酒,入祀京师昭忠祠,国史馆立传。后来,当这位早殉者的兄弟们攻下太平天国都城,平定这场持续十数年的“粤匪之乱”以后,朝廷加恩旧勋,又赏曾国华一等云骑尉世职,加赠资政大夫。

曾国华是曾家兄弟中第一个为君国殉难者,可以说,由他又带出了一个四年后亡故军营的曾国葆,不妨顺便于此作个简略的交代。季弟国葆是受国华之死的激发,再次“誓出杀贼,以报兄仇而雪前耻”的。早在曾国藩编练湘军期间,曾国葆就做带领数百人的官弁,连后来成大功名的杨载福(岳斌)、彭玉麟当初都是他的僚佐,是国葆视其二人为“英毅非常器”,甘居其下。湘军建旗东征不久岳州兵败,国葆又勇担责任,为诸将开脱。在许多将领“次弟登用”的时候,他却悒郁归隐。这次愤而再出,他先是投胡林翼帐下,受命募勇千人成立一军,自黄州建旆而东,参加了攸关全局的安庆战役。然后又扩充军队,与其兄曾国荃所部会合直逼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志在与乃兄一起收“平贼卒功”。同治元年(1862年)瘟疫流行,不想国葆身染重疫,在十一月间病死军中,时年仅三十五岁。

在曾国葆病亡之际,清廷正下旨晋其为道员,但他未及见知,命已归天。朝廷闻讯,追赠他为按察使。并且说明,“朝廷早欲擢用,特以曾国藩恳辞,留以有待”。未言的下文是这下待不上了。果真如此,还是事后送空头人情,我们不必费心揣测,反正曾国藩就此这样抒慨:“呜呼!圣主之于臣家,恩宠不訾。独惜国家欲大用吾弟,与吾弟欲得当以报国,两相须于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竞厥志。呜呼!兹所谓命焉者非耶?”意思是说,君主待我家是不薄呀,只可惜国家想重用我老弟,而我老弟也想担大任报效国家,他恰巧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死去了,怎么就不稍稍等待一下遂了他的志愿呢,这不可测度的细微阴差阳错啊,岂不就是所谓的“命”吗?细心人会看得出,他这里可是只字未提应承担“恳辞”的责任,有的只是对老弟大志未遂的终身遗憾。他给这个弟弟的挽联日: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好个“举室效愚忠”!朝廷则曾夸奖曾家“一门忠义”。五兄弟到那个时候已有一个战死,一个病故于军。还有曾国藩、曾国荃两人继续领兵,一帅一将,也都历经过并正在历经着艰险的跋涉。当然,两个兄弟前后死去的间隔期间,不管是客观形势还是曾国藩的身份、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将在后面具体述说。这里,主要看一下三河之役曾国华死难后,给曾国藩造成的浓重惊疑心理,这为其人的“神秘文化”观又增加了典型的素材。

这要从曾国藩借父丧委军家居期间的相关事情说起。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间,有人在曾国藩家请乩,一开始,就出了个“赋得偃武修文(字谜‘败’字)”的判词。曾国藩正惊讶败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说是“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刚取得九江战役的胜利不久,气机正盛,曾国藩仍大惑不解败从何言,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几个月后,即有了湘军的三河惨败,而覆没之军,正是在九江战役中充当主力的李续宾部湘军,而曾国华也在此役中死难。此事发生后,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顿有恍然大悟的感触:“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指曾国华)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这是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家书中所言,绝非一般的无根无稽之轶闻传说。以后多年间,他又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此事,以之作为事由命定的例证。而在曾国葆死去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天,曾国藩为亡弟改写铭旌,忽然闻到“异香满室”,于是感到神奇莫解,这也是曾国藩在家书中所讲,并非故作妄言欺人。

既然事由曾国藩亲身经历,于是,平时并不怎么笃信鬼神怪异的他,“又觉神异不尽虚妄”。说是事情纯属巧合(如扶乩之事)也好,或是出于幻觉(如闻有异香之事)也罢,但起码曾国藩本人认为事情是真实的,他觉得除有鬼神、命定而外找不到别的合适解释。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后,曾国藩惊惧之中追思近年往事,感觉其家“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举出咸丰二年(壬子)他获典试江西又得假顺道归省,即闻母亲之讣;咸丰四年(甲寅)冬他率军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又获朝廷之赏,随即便又大败,致“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咸丰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其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合围之时,气象甚好”,而遭父亲之丧;“今年九弟(指国荃)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即有三河之变。有谓“此四事者,皆吉凶同域,忧喜并时,殊不可解”,令人“不免皇皇(惶惶)”。当然,其“惶惶”之中也并不完全消极,认定应在“听天”的同时而尽人力,说是“祸福有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能听之;由人主者得尽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断不可不洗心涤虑,以求力挽家运”。无论如何,反正他是摆不脱神秘感的笼罩。

还有曾国藩对风水之事的态度也很典型。所谓“不信地仙”,是“三不信”的项目之一,曾国藩亦曾屡屡表示要承此祖上遗风遗教,但又屡屡违其诺言,表现出不敢不信的无奈。他早年居京期间的住所,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返抵京都到第二年的八月,这二十个月里,改换至少有七次之多。这当然不都是因为风水之事,但也确实有为风水原因的。譬如这期间的最后一次迁移,是由棉花六条胡同搬到绳匠胡同北头路东,就是因为一个“善风水”的相识说棉花胡同的房子冬间不可住,曾国藩便相信了他,寻迁居所。在择房的过程中,又多次邀这位风水先生相看,最后选中绳匠胡同的房子,于八月初六日搬迁。而在此前的初二日,先搬去一张香案,也是专意择取的吉日。对新居曾国藩十分满意,称其“房屋爽垲,气象轩敞”。比较起前在棉花胡同的住房来,是宽绰实用了许多,而在曾国藩的赞语中,不也隐含着“好风水”的意味吗?

还有关于茔地的风水,曾国藩也是很在意的,平时即颇留心。曾国藩在意先人墓地,自然更有孝道因素在内,但毕竟不能不说是迷信风水。不错,曾国藩对看风水的行道和信风水的事情有时表现出很鄙视的态度,如曾说:“地仙(风水先生)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他在京时听说老家的亲朋中有人想做风水先生,便写信让家人竭力劝阻。然而,他自己却又不能屏绝风水之事。双亲先后故去,曾国藩都因公务在身匆忙安葬,对此他心中一直惴惴不安,要另觅佳地迁葬。他自己请到信得过的地仙审看父母葬地,果真都有“凶煞”,需要尽快迁移,但新地又不是能很快捷轻易地寻妥。为此,曾国藩日夜惦念,焦灼之极。就是正在酝酿觅地迁葬期间,曾国华在三河之役中死难,这更使得曾国藩认为与双亲的葬地不吉可能有关。因为曾国华生前也主张迁葬父母茔地,他之死,更坚定了曾国藩迁葬二老的决心,说“自温弟遇难后,余常以(咸丰)七年择地不慎为悔,故此时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他写家信切嘱要改葬二亲之坟,说是“如温弟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有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

经家人多方寻觅,最后认定湘乡二十九都台洲之猫面脑最佳,这里与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九峰山相连,又在其亲家罗泽南的故里。但此地为夏、洪二姓的争讼之地,据风水先生说,猫面形的这块土地在夏家,但结穴是在洪家。为了平息两家争讼而把地顺利购买到手,曾国藩特意给夏、洪两家写了亲笔信,终于把地买成,于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间将改葬之事办完。这使得曾国藩大感宽慰,专门写信述说此事,感谢在家具体操办的弟弟们,特别是国荃:

沅弟到家后,雷厉风行办理改葬大事,启土下肂,俱得吉期,欣慰无量。余在家疚心之事,此为最大。盖先妣卜葬之时,犹以长沙有警,不得不仓卒将事……自葬以后,吾之心神常觉不安,知我先人之体魄亦当有所不安矣。此次改葬之后,我兄弟在外勤慎谦和,努力王事,在家者内外大小,雍睦习劳,庶可保持家运蒸蒸日上乎?沅弟办理此事,为功甚大,兹以国朝名人法书名画扇三十柄奉赠,酬庸之物颇丰。吾父母亦当含笑于九原也。

其实,曾国藩对茔地风水之事,即使平时也颇在意。譬如后来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闰四月间,游太湖谒范仲淹墓,便有这样的详记:“墓在太平山之左胁,山质皆石无土,群石矗立,土人名日万笏,朝天结穴之处,有土方数十丈。其后山石壁立,亦不似吾乡堪舆家所称老山抽嫩枝及落脉举顶云云者,不知何以贵盛久远如此。”可见,他观范墓形势,是从“堪舆”亦即“风水”的角度着眼,最终羡慕而又觉不解的,也是其地风水何以使得范家“贵盛久远如此”。是啊,虽说冥冥无稽,可那时谁不希冀能以一穴之地,给后辈留下福泽呢?只要有条件,谁又不想为先人择个永久安身的“吉地”呢?不只对先人,曾国藩对己辈的墓地也是很关心的。他晚年就曾延风水先生为自己预看葬地,并曾将择定葬地的后事托付给国荃弟。乃弟果不负约,在曾国藩死后尽力为之寻得葬身的“风水宝地”,是在善化(今长沙)平塘伏龙山之阳。

曾国藩的茔地到底给其后辈带来了怎样的福泽吉安,似乎没有留下多少传说,倒是曾国藩辈上的发迹,给他祖上的茔地平添了莫大的神秘和荣耀。曾国藩的高祖曾辅臣的葬地大界犁头咀,地处高嵋山麓,山势雄伟,林木葱郁,潺潺之水从山后蜿蜒流过犁头咀左侧,到前方名日团山咀的一座平地突起的圆形小山那里折向东流。这一地形便被传说为极佳的风水处所:作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九峰山结穴于犁头咀,而团山咀则是一颗金印,曾国藩挂帅封侯,就是得于此处“坟山贯气”。而曾国藩兄弟因官得财,则被传说是得益于其曾祖父竟希老人葬地“金鸡啄白米”的好风水。这处茔地在荷塘二十四都五区泥鱼坝大西冲水桐托(今属双峰县荷叶乡泥鱼村),其地形原本就像是一只展翅的公鸡,而在葬下竟希老人若干年之后,由于一次山洪暴发溪流改道,在“金鸡”的前方又冲击出一片沙洲,便被说成是供“金鸡”所啄而无竭的“白米”之源。

曾国藩辈上发迹的既定事实与传说的这种风水由头,究竟是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不独对“风水”,还有其他诸多“神异”类事情,曾国藩却不能有澄澈的认识,而是限于一种迷惘状态。他有时声称自己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觉得鬼神空虚无稽;但有时又似乎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控制和主宰力量,除了归结于神灵而无更能说服自己的解释。想来,这也不足为怪。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能有几个人是无神论者?并且,对诸多神灵的祭祀,还是国家礼法所规定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呀,九五之尊还要恭而行之,何况臣下。他曾国藩尽管贵为高官军帅,但在好多事情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包括自己和家人的生死康病、祸福凶吉,一个个无可奈何的巨大未知数摆在面前,当陷入困厄的境况中而渴求解脱的时候,平时本来对神异并不笃信的他,也难免要相信和祈求冥冥之中的“异己力量”了。总之,因远不能全然自我主宰命运、不能全然人谋成事而导致的成败祸福叵测的忧惧和困惑心理,使曾国藩对神异,乃至对天命,都处于一种或信或否、亦信亦否、似信非信的特别状态。不只是体现在这里侧重论述的“家事”上,在后边所涉他的诸多军政活动中,也将典型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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