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滚滚滔滔，吐故纳新，承前启后。

于今我们回溯一百几十年前的史迹，岂不已有隔世沧桑之感？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内忧外患中极力挣扎甚至梦幻“中兴”之际，“时势”造就出的一班所谓“中兴名臣”，在那段历史上也确实演绎了非同寻常的社会和人生“大戏”，既反过来影响“时势”，同时也塑造个人。本书传主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这样一个人物作传，在审视其本身的同时，也能连带地看其所属群体，察览世态，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业已逝去多年的传主而言，当然只能通过史料中介去认知他。关于其人的史料遗存可谓数量丰富，质亦较高，于此有着良好的成传条件。并且，因为其人的身份地位、社会角色和人生特点，不管对他的认识曾有的反差和现存的分歧有多大，他总会成为世人所经常关注的对象，少有真正淡出视野的时候，甚至时或成为“热点”。就关乎其人的论著而言，“古”往今来，可谓夥矣！除时人所作，我们可视为“史料”而外，即使今人之作亦复不少。平时尽量搜罗阅览，从中受益。之所以不揣浅陋，还敢再添其一传，是鉴于传主实在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所留历史信息资源丰富，审视和解读的空间广阔而回旋余地颇大。虽说作“全传”决不能略其“大面”（这是一般都能注意到的）而专挖偏角，但觉得不管是从总体立意还是具体操作上，还都是有“新”可求的，故有此一试。

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人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然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他身处官场政坛，牵连于复杂的人际，终不能不顺应“官道”，取法权变；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养性，以“进德”刻刻自励，成为当年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他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属君国，志存“公忠”；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齐家之道，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如此等等。在那个年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官僚士大夫们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全才”并不多有。或可以说，他是那个“畸形”王朝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政事、军事、人事、德事（修身）、学事、家事等方面，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而这些事项，又可综合归纳入“社会”和“人文”所属的两大门类。窃以为，无论忽略哪一个门类和事项，都难得见其人全貌。

进而想来，上述举及的诸多方面，岂不是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并存的复杂的矛盾体吗？其实，在曾国藩身上，“矛盾”现象是非常凸显的。这除在上列事项中可以体现外，再譬如说，他既是传统的卫道士，又是洋务新政的先导之一；他既残酷无情地镇压起义民众，又绝非纯然欺饰地鼓吹“爱民”之道；他既看重人为奋斗的作用，又摆脱不了天命、迷信的困惑……面对这一切一切，无疑需要我们正视矛盾，辩证分析，如实而又合理地揭示其人的这种复杂情状。就此而言，由表及里地体悟其人的精神韵致也非常关键。这一点，似乎可以从“画论”中获得灵感，而其“形”“神”关系之论，应该是最值得揣摩的奥旨深含之点。古今这方面的言说可谓多矣，不必烦琐地引证原文了吧，从其要旨上体悟，似可概言：形神相依，不能截然分割，但两者又相对独立，有层次上的低、高和把握上的易、难之别，应求取以形写神，由形传神，形神兼备，神超乎形，以神摄形。作画如此，那么，借鉴到写人物传记当中，“形”、“神”当为何指？似可谓，“形”者，乃“静态的表象”；“神”者，则为“内在的韵致”。本传当中，为了做到由“形”人“神”，复活传主“内在的韵致”，故而特别注意“心态史”方面的探察，以及关键细节上的发掘，还有基于史实和逻辑规则的合理推演。

人物研究自然包含价值取向，所谓“评价”，或可视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然而，又绝非唯一，似更不应作为最紧要的指归。不妨从一个例子引申来说：当年梁任公交代他写《李鸿章传》的立意，说传主“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这显然是鉴于李鸿章其人的历史地位，要把为他所写之传，作为知其人与察其世双向贯通的一个“中介”。故梁氏言其所作李传，“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而书成之后，又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别名。想来，尽管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世时间上的先后、长短不同，具体履历有异，但他们同属梁任公所谓中国近世史上的“第一流紧要人物”，当无问题。因为他们有这等历史重要性，不了解其人，就难知晓其世；同样，不了解其世，也难真正认识其人。既然如此，我们岂不该把为之作传，既作为察其世相的一条引线，又将与之连带的世相作为凸显其人真貌的必需背景？若是如此，那么，给其人戴顶什么“帽子”，作个怎样的“鉴定”，也就是不必刻意追求的事情了。窃以为，简单地胶着于“评价”，自会障碍研究的深入，甚或陷入迷误的泥沼，那种“贴标签”、“跳两极”、“压跷跷板”之类的滑稽游戏，起码与此种迷误不无关系。本书的写作中对此保持应有的警惕，将着力点放在具体地揭示人物的言行、心理表现和相关社会情状上，总体上尽量淡化“评价”，寓“评”于“述”。当然，也决不排斥和回避结合历史情节的具体“评论”，将“论”与“述”的有机结合和融通作为基本手法之一，即使稍带一点“评传”的味道亦未尝不妥，只是力戒空泛玄虚的、生硬武断的、尤其是非学术语境的“政治鉴定”式“评价”而已。

本书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査辨析和合理解读，对传主作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展示——这是本传写作的最基本立意。同时，也不忽略表现形式上的用心。就结构布局而言，鉴于时序是事物最为基本和自然的发展线索亦逻辑线索，故此传以接续的“时段”来设计“章”序，而每章所含的若干“节”（未出现“节”的字样，以数字一、二、三……表示），其内容可谓分属不同的“事类”，大多“节”所述事体，基本上就在所属“章”的时段之内，但也有些“节”的涉事内容需要前溯后延，有所穿插、跳跃，以求集中，不宜拘泥。这样，即在主线上依从了时序，又可避免“流水账”式的散乱杂陈。文字上，则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泼灵动的努力，相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语诚有至理。其实，曾国藩之辈堪称文字高手，故本书中特别注意精选引录原文，这当不失为原汁原味“原生态”地展示相关情境的必要手段。

以上算是关于拙著写作立意的一番交代。当然，笔者深知，立意的追求并不等于实现，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之一，便是为给尊敬的读者审査赐教提供参照。

自信并非蛇足的“务虚”话语就此打住，接下来就让我们“人实”地具体观摩传主在那个特定舞台上的“表演”，同时也不忘追踪他隐深之处的心路。

§§第一章终于登龙门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