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极泰来旧时代尘埃落地

今非昔比新中国光焰冲天越过高山，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我们勤劳，我们勇敢。

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

谁敢侵犯我们就叫它灭亡。

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王莘：《歌唱祖国》朝鲜战争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在半个世纪中相继故去。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战争爆发前6年去世。

在完成雅尔塔交易后不到两个月的1945年4月12日，这位连任三届的合众国总统死于美国佐治亚洲温泉，终年63岁。他没有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战后分赃计划的实现。苏联大元帅约·维·斯大林于死于朝鲜战争期间。

他于1953年3月5日在莫斯科逝世，终年74岁。

他比罗斯福幸运，他看到了雅尔塔那场交易的结果——这个结果与他和罗斯福的交易清单大相径庭。

战后的新中国出乎意料地崛起，冲破了雅尔塔的既定格局。

这是一个出乎斯大林原来预料的结果。

虽然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是盟友——就像与南斯拉夫铁托们一样，但在相当程度上传承了帝俄传统的他也明白：他再也不可能以对蒋介石的那种傲慢来对待中国人了。

这一点，他从那个爱吃辣椒的毛泽东身上已经有所领教。

虽然美国军队在亚洲的朝鲜半岛被牵制有利于苏联的全球战略利益，使他远离战火就能削弱美国这个头号对手，从而确保他在欧洲的战略利益，但在战火中崛起的新中国已绝非当年那个仰人鼻息之邦这一点，又未必是他原来预料的结果。

你能说他走的时候没有一丝惆怅之情？

两位始作俑者——也就是设局者，都没有看见战争的结局。

参与设局者哈里·杜鲁门看见了结局，带着一腔悲凉之气。

他把美国带入了一场不该进入的战争，而且连收拾残局的机会都没有挣到，所有的过错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功劳都是别人的。

他死于1972年，时年88岁。

中途入局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比较幸运，捡了一个很难捡的烂摊子，所有的过错都是别人的，所有的功劳都是自己的。

他死于1969年，时年79岁。

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约翰·杜勒斯以后仍然不断地惹是生非，给美利坚合众国摆摊子，摆完摊子后撒手就走，不管身后收摊子的主儿是多么地辛苦，多么地麻烦。

他死于1959年，时年71岁。

金日成是朝鲜战争几方领袖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

他卒于1994年7月8日，享年82岁。

著有回忆录《与世纪同行》。

美国人最终还是没有容下李承晚这个不识时务的老头子。

1960年，他被美国人策划的一场政变推翻。

美国人不想要他的命，还让他在美国居留。

1965年，他死于夏威夷，时年90岁。

未入局的蒋介石捡了个天大的便宜。

要没这场战争，常胜将军粟裕的战船早就开进了基隆港，红旗也早就插上了阿里山，按蒋先生那脾气，是绝不会去给共产党当阶下囚的，剩下的路，要么是一枪了结自己——估计蒋先生没这勇气，要么是远走他乡当寓公——估计蒋先生会走这条道。

哪还有蒋公子经国后来那番让台湾经济起飞的功业哟！

不过早也好迟也好，都是中国人自己家的事儿。

大家还是再在一个锅里搅勺子的好！

1975年，蒋介石死于台北，享年88岁。

仓促间被卷入这场战争的毛泽东是个大赢家。

他领导的军队中途入局，战线在鸭绿江边；战罢议和，战线在三八线上。他让邻邦已成死局的国家顷刻得救，让对手已成定局的胜利瞬间移位。一战扬威，震慑对手数十年；百年雪耻，稳定邦国半世纪。

真正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所以说，即使朝鲜战争是个平局，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个胜局。

其实最最了不起的，是他冲破了雅尔塔强权政治家们设计的战后政治格局，打碎了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种种枷锁和羁绊，使病弱古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以一个真正团结统一的完整国家形象，挺立于世界的东方。

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响彻五洲三大洋！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相当长的一部分时间内，背离了他在长期革命活动中所倡导所实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经曲折，几度徘徊。特别是在“大跃进”大病初愈之际，又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大伤元气。

而让中华民族走向兴盛发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恰恰是这位当年“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潇湘英杰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真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人生悲剧。

笔者键击致此，心中的悲哀真是难以言喻。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也就是他军事生涯的起点秋收暴动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

留下波澜壮阔的一生，任人评说！

朝鲜战争双方的战场统帅也都不在人世了。

中国军队战场主帅彭德怀后来命运多舛。

回国后，彭德怀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这位刚直不阿功勋卓著的元帅犯颜上书，直陈“大跃进”之贻害种种，被罢官削职，坐了冷板凳。后来，又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逢遭劫难，身陷冤狱，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76岁。

十多年前，笔者读完他冤狱中写就的《彭德怀自述》后，感慨万端，怆然涕下，曾赋就《六州歌头》一首以为凭吊：

一篇读罢，悲愤气填膺。

魂兮去，遗文在，恸山河，撼人心。

刚烈一生贯，起平江，上井冈。

举长征，奋铁骑，荡倭平。

关陕擎天，半壁江山定，万众欢欣。

提雄师百万，踏破绿江冰，痛击强梁，凯歌兴。话当年事，忧民疾，沥肝胆，谏直言，竟获罪！怼天日，谁鉴临，此冤情？

囹圄书衷曲，身已陷，意犹坚。

非耶是？重与论，天有情。

日月重光华夏，雄鸡啼、歌舞升平。

含千秋遗痛，犹唤故将军，泪雨如倾！

壮哉，一代民族英雄，生为民族，死为民族！

悲乎，一代中华英杰，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这种悲剧，千万千万不要重演！

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曾三易主帅。

“联合国军”第一任主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下岗后一直牢骚不断，写过回忆录，做过买卖，再也没有掀起过什么大浪头。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拉塞尔·韦格尔先生曾在《美国陆军史》中很冷峻很客观地道出了个中缘由：

虽然国会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听证，麦克阿瑟的形象还是在人们心目中很快消退了，淡漠了。公众高兴欢迎一位表达了他们对于有限战争感到失望的战斗英雄，但要公众接受麦克阿瑟不惜冒全面战争的风险去挽救挫折的做法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4年，麦克阿瑟死于华盛顿，时年85岁。

“联合国军”第二任主帅马修·李奇微上将在双方战场统帅中享年最高，他于1993年去世，时年98岁。

在“联合国军”几位主帅中，他是最有作为的一位。

朝鲜战争后，他曾就任美陆军参谋长，1955年退役。

“联合国军”第三任主帅马克·克拉克上将很不幸运。他在战场上没有什么作为，几乎是出手一次，败北一次，最后还得扮演一个“不值得羡慕的”签字画押的角色。

战争一结束，这位陆军上将即退出了现役。

著有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

1984年，时年88岁的克拉克去世。

让我们再一次站在历史经纬线上来考察一下抗美援朝战争吧！

1840年，英国人只动用了15000余名陆、海军官兵和48艘战舰，就陷定海、取吴淞，直趋南京，将满清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代价，才让人家住了手。

1894年，小鬼子上了岸，甭提了。

1900年，那就更是不能提了。

数万八国联军打上门来，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最后老佛爷仍然签订了一张赔银子让土地的卖身契——《辛丑条约》，才算暂时了了账。

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远东的控制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大打出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的土地，竟然成了别国军队建立功勋的战场。

再后来改了朝换了代，反而一代不如一代。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作为战胜国的北洋政府竟然要去签那个丧权辱国的21条。

1931年“九一八”，不到两万的鬼子关东军，竟然就能从少帅20多万东北军手中轻取东三省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杀气腾腾的蒋先生却一点脾气也没有，还发出“绝对不抵抗”的命令，眼巴巴地看着日本鬼子弄出个不明不白的“满洲国”来。

后来有人以蒋介石尚未完成抗战准备为其开脱。

可毛泽东们又完成了出国作战与头号强国交手的准备吗？扯淡！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先生总算爷们儿了一把，抗战啦。

“八一三”还主动在上海向日军出击，先后开动了70万国军精锐在淞沪战场跟鬼子们打得山摇地动。国军弟兄们也挺给中国人长脸，打得很是英勇很是顽强很有些中国爷们儿气。

那就好好打呗！

不！

却一边打一边三心二意地盼着英美来当和事佬，开出的价码连那个傀儡“满洲国”都不敢让挪窝，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还用这种心态去制约战场指挥官，以至于最后一败再败，让20多万日本鬼子撵着70万国军的脚后跟进了南京，弄出个国人至今一提起就伤心落泪的“南京大屠杀”来。

你再看看毛泽东们的“谈的只管谈，打的只管打！”

好歹惨胜了吧？好歹成“四强”了吧？却还是割蒙古，弃疏球，不争香港，不管唐鲁乌梁海。

连派点驻日占领军这样天大的好事儿都不敢慨然应承。

皇上爷也好，蒋“总统”也好，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

再看1950年。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还有国军残余部队和大量土匪，整个一个废墟一片满目疮痍的家底，毛泽东们就敢和头号强国纠集的16国联军较劲，而且还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败绩，最后不得不在有利于新中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

站在这个历史横断面上的中国人民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比较。

曾几何时，数万侵略军就可以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今呢？为数上百万的16国联军却在邻邦的土地上被遏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凌的亿万同胞，能不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来吗？能不切切实实地享受“站起来”的感觉，由衷地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吗？

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了。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横行的历史了。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从对手的角度一语道出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于新中国的意义：

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声音虽然来自对手，却极为悦耳。

海外华人也脸上有光。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

李光耀先生从此开始认真学习自己祖先的语言。

在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和国民党军战犯们，也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后，才转变了态度，诚心诚意接受改造的。

流落海外的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也是在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经过痛苦的反身自省，从自己的失败中看到了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新生和崛起，从而毅然否定了旧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和他昔日的对手们握手言欢。

还有那听到了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发言后归来的大批海外学子。

一个当时在中国经历过那个年月的外国人说：

“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认识了自己。”

自抗美援朝战争后，新中国军队多次与外国军队交手。

美国军队、印度军队、苏联军队、越南军队。

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通过战争手段从新中国军队手中获取哪怕是一分一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已保持了50年的外部安全环境。

如今，我们都在这个安全环境中休养生息。

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享受这个安全环境。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环境是怎么得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人民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

这种空前的爱国热情又鼓舞人民倾尽全力支援了这场战争。

成千上万的土改翻身农民披红挂彩，斗志昂扬地奔赴朝鲜。

当时人口只有2000余万人的浙江省，先后竟有100余万人报名参加志愿军——那当然能如愿的只能是少数人，没有选上只能发牢骚说“参军比选秀才挑女婿还难”；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仅1951年一年内即有24000余名各族爱国青年走进了出国作战的志愿军队伍；内蒙古自治区扎贲特旗一个行政村60多个蒙族青年牵着自己的马弹着马头琴来到征兵工作站……

“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那首激励着万千太行儿女的战歌，在新中国第一次对外战争中，又激励着百万中华优秀儿女慷慨高歌奔向异国他乡的浴血战场，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还有老太太带着全部子女走进征兵站……

经历过抓壮丁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定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除了参军，祖国人民还组织了大量的支前队伍参战。

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等战地勤务工作的就有60多万人；全国铁路系统有80%以上的员工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中华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和红十字会共组织了6000余名医务人员赴朝服务……

他们跨过了鸭绿江，是没有志愿军名义的“志愿军”。

青年知识分子们也积极参军参干。

年届古稀的民族资本家吴蕴初的独生女儿吴志运决心参加军干校，曾在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下来的吴蕴初老人复信予以热情赞许：

“吾垂暮之年，只有你一个女儿，自不愿与你分离。但是你为祖国为人民愿意献身祖国，并预备流尽最后一滴血，这行动和精神是伟大的，吾岂能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

战争期间，报名参加军干校的知识青年达到58万多人。

最让人动情的是这个贫弱国家人民的捐款运动。

战争进行到关键时期的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为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抗美援朝总会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

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

一辆坦克折合人民币20万元；

一门大炮折合人民币9万元。

这个运动立刻得到了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本厂施工工程，拣废钢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在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一架……

还有常香玉和她的“香玉剧社”，这些在旧社会受尽欺凌被人瞧不起的“戏子”，从新中国的诞生中重新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她们从1951年8月起半年内，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6个省为30多万观众巡回义演170多场，自己省吃俭用，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了“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

笔者从不喜爱地方戏剧，连自己家乡的川剧都不爱看。

然而因为在少年时听老师讲过“香玉剧社”号飞机的故事后，竟爱屋及乌，喜爱上了这个河南地方戏，至今仍保留着这个让许多朋友奇怪的嗜好。

笔者从戎时穿的是蓝军裤，因而对常香玉老人有着特殊的情感。

并且保持着永远的尊敬。

当然，笔者家乡的老一辈人也没让笔者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没脸——简阳县的棉农们发起了“一斤棉捐献运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两架“棉农号”战斗机的缴款。

个人捐款也很踊跃。

新疆乌鲁木齐103岁的维吾尔族老人吾古尼沙汗，坚持拾麦穗、纺线卖钱捐献武器，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重庆市63岁的劳动妇女彭淑贞，临终前将其一生洗衣所得的积蓄3个金戒指、5枚银元和一间房屋，全部捐献了出来；湖南湘潭县一位76岁的勤杂工谭楚云每月只有8元的收入，从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之日起，就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捐献·谭楚云记”的字样。

“我是毛主席的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老人这样说。

孩子们也捐。

辽宁彰武县一个小学的1200余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中的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子，积累了1200多元，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

截至1952年5月底，仅一年时间，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相当于当时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

也就是说，可以全部装备一支新中国当时的空军。

现在的人们可能要说这有什么了不起？1998年长江洪灾期间，中央电视台一个赈灾晚会下来就能募来同等数目的捐款。

可想过没有，那年头中国人的腰包有如今这么鼓吗？

再者说啦，那年头的钞票有现在这么“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