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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战场上，他们曾经是多么英勇多么无畏。
要知道，除了家乡的父老亲情，待耕的土地也在召唤着主人。
然而这些昔日的勇士们，为什么在战俘营中却表现出我们国民性中的那些长期泯灭个性带来的心理盲目、逆来顺受等等弱点？为什么万余人的思乡人群竟被数百名特务叛徒所挟制所牵引？难道他们就不能像他们在战场上经常做的那样，万众一心地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形势再颠倒过来？
有人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那是在敌人的血腥恐怖中啊！
的确如此。
但为什么处在同样的环境之中，朝鲜人民军的大多数战俘们却能始终把握战俘营斗争的主动权，最后绝大部分都争取到回归自己队伍的权利呢？
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我们这一代军人回避的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大校在其专著《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曾有一段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之言：
在过去的长时间里，我们对于自身的精神素质方面的问题往往只强调优点，对于战争中出现的一些不足则大都简单地归咎于个别人的责任，而没有从其深刻的内在社会原因进行全面的总结，尤其是忽视了鲁迅早就提出的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因此，以系统的观点对于精神因素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才有利于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并能很好地为提高军队精神素质提供借鉴。
从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上看，中华民族长期具有吃苦耐劳的美德，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又养成了尊重长上的习惯，这些对于当时中国兵员的基本素质在许多方面都能产生有利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学家和军事评论家曾经指出，东方的农耕社会给农民造成了不畏惧苦难与死亡、习惯于服从等特点，这本身构成了最好的士兵的素质，但是这些好的素质能否得到发挥，关键在于良好的领导和组织。这些观点还是值得参考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成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对他们只要实施有力的领导和教育，广大官兵确实都能表现出英勇和严守纪律等特点，自身的许多弱点也可以得到压制。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精神面貌上的优点，主要应该归功于革命思想的教育，同时也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就。
当然，长期的宗法社会的生活，也使人缺少独立开拓精神，加之农民文化水平低，社会经验不多，在以这种成分为主体的军队中，领导和骨干的作用如发挥得不好，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病弱也会在军队中出现，本来能够成为坚强斗士的也会变成茫然失措的弱者。同样以农民为主体的清王朝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就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截然不同，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各个时期的中国国情出发，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国民性对于兵员素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将是提高军队精神素质的重要保证。徐焰同志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仗打完了，胜也好，败也罢，都不能白打。
血流过了，得也好，失也罢，都不能白流。
当兵，就要当明白兵；打仗，就要打明白仗。
新一代的中华儿女，在深化改革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千万千万要对我们民族的教育事业多一分关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国民素质结构，完成我们民族健康心理的深层构建，才是我们民族真正坚强有力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啊！
新一代的中国军人，都应该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
“做一个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联合国军”方面也有拒绝遣返的战俘。
解释开始时，“北营”中留有359名“联合国军”战俘。
本来，中国方面根本没有留下对方战俘的打算，即或是美国战俘中表现进步的人，中国方面也希望他们及早回国，多一个给新中国唱赞歌的义务宣传员。直到1952年4月间双方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不直接遣返战俘”交中立国后，志愿军俘管部门才开始征询战俘们的意见，同时也动员他们还是都接受遣返回到自己的祖国。
然而，仍然有23名美军战俘、1名英军战俘和335名韩军战俘表示拒绝遣返。
但“北营”的解释工作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
“联合国军”方面来了一大堆神父、牧师什么的，来动员这些“迷途的羔羊”回到自己一方，韩军“解释”人员还带来了国防部慰问录音带，并许诺回国后可以加薪提职。
最后只有12人表示愿意回去。
留下了21名美军战俘、1名英军战俘和347名韩军战俘。
22名美英战俘在“北营”向西方记者发表讲话，表示想去中国并非出于强迫而是自愿。
这个消息给了“联合国军”方面以极大的震撼。虽然人数很少，但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很扫美国人的面子，“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也认为，这是美国军队教育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所致。
美国战争史学者拉塞尔·韦格尔在《美国陆军史》中坦承：
一些落入共产党之手的美国士兵竟然能同敌人合作，对此，无论美国国内与军内都出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自我反省与悲哀情绪。
“我们不像美国，有特务在战俘中捣乱，我们没有，全靠战俘自己。假如在‘解释’时中途变卦，那就坏了！幸亏这些战俘们都很坚定，闯过了‘解释’关、记者采访好多关，帮了我们大忙。”
多年后，遣返委员会中方委员王迪康如是说。
这边也把这事儿上升到政治斗争高度来对待。
这22名美英战俘后来都选择到中国定居，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安排了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夕极左思潮泛滥时，周恩来总理指示动员他们去了香港或回了国。
只有原美步兵第二师的一位列兵詹姆斯·温纳瑞特留在济南上完大学，在山东大学当了教授，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都要经受的风风雨雨，十年动乱期间还扫过厕所拉过架子车。为此，许多中国朋友还为他愤愤不平，说咱中国人有时真差劲，当俘虏那一阵倒诚心诚意宽待他，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欺侮人家了，花血本培养他念完大学照样当苦力用。
“大家都一样，好歹是主人公。”温纳瑞特反倒还安慰人家。
直到1976年，才回到美国探亲。
“中美早该改善关系了，我走在尼克松前面，比他早来了20年！”
被中国人亲热地唤作“老温”的前美军列兵不无幽默地说。
战俘问题“解决”了，该说撤军了。
1953年10月26日，板门店又增加了一顶政治会议的帐篷。
这里说“板门店”，已经很不准确了。
因为此“板门店”，已非彼“板门店”。
谈判签字的那个板门店位于中朝方控制区内，再作为军事停战委员会址已不适宜，新的会址应该设在军事分界线上。于是经双方参谋人员勘察提出建议并经军事停战委员会1953年8月19日批准，决定以板门店东南分界线上甘岩洞为会址。
于是板门店的那栋大木屋搬到了甘岩洞。
分界线穿屋而过。
不过，板门店既已世界闻名，就只好约定俗成，继续叫下去。
于是，甘岩洞就变成了“板门店”。
政治会议要谈的是撤军问题。
停战协定第六十款规定，高一级政治会议的任务是“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在停战协定刚签订20天后——也就是1953年8月17日，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第三期会议召开，在排除中、朝政府参加的情况下，讨论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应该是圆桌会议还是双边会议。
中朝政府理所当然地作出了反应。
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联大讨论朝鲜问题拒绝中、朝政府代表参加是不合理的，并指出联大有责任将有关提案与建议随时通知中、朝政府。
周恩来这是绵里藏针，意思是没我们参加你再折腾也没戏。
至于会议形式，周恩来指出政治会议应该是一次圆桌会议，因为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期限等有关问题，不仅对于朝鲜的和平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很大的作用。这样的任务已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因此它不能仅由交战双方来解决和保证。
这一点，在联大的辩论中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同，甚至英法也倾向于采取圆桌会议的立场。
然而这毕竟要美国人点头才能算数。
美国人当然是不干的啦。
8月28日，七届联大通过了双边会议形式的决议。
9月13日，周恩来再次提出四点建议，要求除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外，还应邀请有关中立国家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参加。
9月15日，第八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再次拒绝周恩来建议。
而美国则通过瑞典连续照会中国政府，通知政治会议将于10月15日在旧金山、檀香山或日内瓦召开。
为不使政治会议拖延，中朝两国政府商定，同意与美方进行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但谈判地点应在板门店，时间应订在10月26日。
于是，10月26日，两方三国代表在板门店举行会谈。
参加会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黄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奇石福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迪安。
一谈就崩。
美国人压根儿没撤军的意思。
跟两年多前的停战谈判一样，光议程就扯了18天。
好容易达成了议程的协议吧，会议的时间、地点、成员又成了久扯不清的问题。
谈了12天毫无进展。
11月30日，中朝方提出一个全面建议。
12月8日，美国人得知第八届联合国大会9日起要休会了，才提出了一个17点对案。联合国大会一休会，美国人立马找了个借口中断了会谈。
又没谈成。
经过几番折腾，最后又谈到了日内瓦。
日内瓦是个圆桌会议。
1954年4月26日，美、苏、英、法、中、朝和朝鲜战争的所有参战国代表齐聚国际联盟大厦，讨论朝鲜和平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南日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提出了三点建议：向北南朝鲜政府建议，举行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统一政府；为筹备自由选举，由南北国会各选代表组成全朝鲜委员会，全朝鲜委员会的任务是拟定选举法草案，并采取措施保证人民权利和选举自由。还要采取措施发展南北交通。
一切外国军队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
有关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
这种建议当然不会为美国和韩国所接受。
李承晚最怕的就是自由选举，要那样肯定没他的戏。
美国人当然也不能走，不然他靠谁去？
也没谈成。
也是怪，民主之邦的美利坚合众国专扶植这号货色。
所以板门店那个军事停战委员会，也就在那儿摆了40多年。
今天还摆那儿哪！
不过，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如果军事停战委员会仍沿袭谈判时期惯例，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责任，则有损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权。故要求周恩来与外交部研究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根据外交部的报告，毛泽东于1954年11月24日致电金日成：
过去由于谈判的需要，开城工作一直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的责任，在共同对外的斗争中，中朝同志都取得了若干经验，同时开城工作显然有长期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由您直接领导较为适宜。你同意上述办法，当即派现在国内休假的柴成文同志来平壤向您报告并请示，然后去开城和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商量具体执行办法。
金日成复电完全同意。
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除留一名停战委员会委员和一名少校工作人员组成的联络处外，全部撤回。
美国人赖着不走，中国人却不能再留。
中国需要建设。
停战协定签字前后，中国军队已缩减了在朝志愿军部队。
1953年5月7日，第三十九军返国，归还东北军区建制。
7月10日，第三十八军返国。
7月下旬，第四十军返国。
这几支部队都是首批入朝的劲旅，几乎参加了战争的全过程。
1953年11月12日，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出访中国。
“毛主席，战争胜利都是你们志愿军的功劳！我代表全体朝鲜人民衷心地感谢你……”金日成一口流利的汉语，“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继续帮助朝鲜搞搞建设！你知道，这一仗把我们的家底全打烂了。”
“那没问题！中国有句俗话：救人救到底，帮人帮到家。”
毛泽东一口答应：
“具体事情你们跟恩来同志谈。”
几天后，金日成与周恩来举行了工作会谈。
1953年11月23日，两国缔结了《中朝经济文化合作协定》，同时发表两国政府代表团的联合公报。公报宣布：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的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国政府决定于1954年到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注：旧币，合新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费用。
1954年3月29日，志愿军总部也发出了《关于帮助朝鲜人民恢复与重建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严阵以待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抽调大批人力、物力、财力，以高度的热情和积极主动的精神，支援当地政府和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不影响正常训练、执勤、备战的前提下，连队应有70%的人员、机关应有20%～40%的人员，每年帮助朝鲜人民劳动不得少于7个劳动日。
志愿军官兵们立刻变成了一支劳动大军。
这是这支人民军队的本色。
后勤部门从全军口粮中拨出50万公斤粮食救济朝鲜人民。
西线后勤分部派出100多辆汽车帮助地方政府，10天内运输建筑材料60万公斤。
金城地区志愿军官兵在20多天内帮助当地村民修建起1400多间房屋。
铁道兵部队积极帮助抢修铁路干线工程，仅3个月就修整和新建线路7公里多、车站37处、桥梁308座、全长15000多米，使朝鲜北部铁路迅速恢复了通车；
工程兵部队也全力以赴，参与重建平壤的建设。
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为止，8年间，志愿军官兵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全长430公里的堤坝4096条和全长1200余公里的大小水渠2295条。
全军各部队还节约口粮700余万公斤，救济朝鲜灾民。
新中国军队的官兵们，在朝鲜国土上，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舍身救人的罗盛教。
罗盛教是第四十七军第一四一师侦察队文书，1952年1月2日晨，他正在成川郡栎沼河边进行投弹训练时，一名名叫崔莹的朝鲜少年不慎掉入冰窟，罗盛教当即跳入冰窟，3次潜入冰水中，将崔莹托出水面。
最后一次，崔莹上来了。
罗盛教却没有上来。
朝鲜人民记住了这个普通中国士兵的名字。
于是沸流江畔有了罗盛教亭，罗盛教山，罗盛教河，罗盛教乡……
朝鲜的电影工作者专门为他摄制一部影片，名字就叫——《沸流江上的新传说》。
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官兵的鱼水深情同样令人难忘。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朝鲜人民为志愿军运送伤员和物资，抬担架和出战勤就有30余万人次以上。其中有不少人为保护志愿军伤员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上甘岭战役中，一位名叫朴在根的朝鲜农民，在护送伤员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时，毅然扑在伤员身上，自己却中弹身亡。女游击队员安玉姬为从敌人囚室中救出志愿军被俘侦察员而英勇牺牲。支前模范咸在福打开冰窟，为伤员洗净700多件血衣……
还有那千千万万个以母亲情怀爱护中国孩子的阿妈妮的故事。
这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在平壤大同江大桥被志愿军工程兵部队修竣剪彩之时，一位汉学功底深厚的朝鲜老人将一首诗贴在了桥头展橱里：恨当年，豺狼当道，千万黎庶死桥下。
血染大同江，泪洒平壤城。
滔滔江水，洗不清新仇旧恨。
看今朝，英雄献身，巍峨大桥立江上。
誉载大同江，歌满平壤城。
浩浩青天，书不尽中朝深情！
志愿军官兵们，在为自己曾经趴在地上的祖国挣来了尊严的同时，也赢来了泱泱大国的殊荣。
1953年10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在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举行隆重授勋典礼，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人和165位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各种勋章和军功章。
在整个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和功臣，据统计，全军三等功以上的功臣共有302724人，其中特等功臣217名，一等功臣154名，并有282名功臣获得了英雄和模范的光荣称号。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有5953个，另有16个单位荣立集体特等功。
伟哉新中国，壮士万万千！
1954年，中国军队陆续从朝鲜境内撤出了4个军的部队。
5月，第十二军和第十五军撤军回国。
他们派出代表回到上甘岭，向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告别。
在上甘岭的石壁上，刻着这样的句子：
中国人民志愿军马特洛索夫式的特等功臣、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黄继光同志以身许国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杨根思式英雄朱有光、王万成同志永垂不朽！
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这两支劲旅回国后，都在光荣史册上写下了新的一笔。在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〇〇团第二连，走出练兵模范郭兴福，他用“郭兴福教学法”，带出了一大批生龙活虎头脑灵光的“老虎”兵，成为名闻全军的楷模。
空军成立空降兵军时，中央军委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提供了三个陆军主力军作为备选，这三支主力军是原一野老牌劲旅第一军、原四野老牌劲旅第三十八军和原二野的后起之秀第十五军。
军委让刘亚楼从中任选一支作为空降军班底。
四野名将刘亚楼一眼就挑中了其中资格最嫩的第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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