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福尔摩斯面对面坐在他寓所的壁炉前，他的寓所坐落在贝克大街上。他说：“伙计，生活非常美妙，她的美妙程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有时在我们看来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却连想都不敢想。如果我们能够手拉手地飞出那个窗口，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地掀开那些屋顶，窥视里面发生的非比寻常的事情：奇遇、密室、争执，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一连串的事情，它们一件接一件不断地发生着，并造成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稀奇古怪的结果，这就使一切老套乏味、看到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更加滞销。”

我回答道：“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些。那些出现在报纸上的案件，大都乏味无聊、俗不可耐。现实主义被警察淋漓尽致地运用在他们的报告中，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样的结果既无聊，又毫无艺术性。”

福尔摩斯分析道：“选择和判断是必要的手段，如果你想产生实际的效果的话。在警察的报告中显然没有这些，因为也许是他们把重点放在长官的陈词滥调上去了，而没有注意到一些实质的细节问题才是观察者认为在整个事件中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只有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才是最让人难以发觉的。”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很理解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显然，你所处的地位——整个三大洲中所有陷于困境中的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助手——让你有机会接触到一切非同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这儿是我注意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妻》。这则新闻占据了半版篇幅，可是我根本不用看完就能够想象里面都写了些什么。很自然，这种文章里面一定会涉及‘第三者’、酗酒闹事、拳打脚踢、遍体鳞伤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姐妹或者好心的房东太太等等。就算是最蹩脚的作者也不会写出比这更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福尔摩斯接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遍，开口道：“事实上，你举的这个例子并不能恰当地证明你上述的观点。这个报道是关于邓达斯家分居的，那个案子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整理一些跟此案相关的资料，并试图弄清楚其中的细节。案件中的丈夫是个绝对的戒酒主义者，里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第三者’；被起诉的理由是，这个丈夫有一个习惯，他每次吃完饭，都要取下假牙，并向他的妻子扔去。你一定会认为，这种事在一般叙事者的想象中是怎么都不会发生的……”他顿了一下，“大夫，来点鼻烟！”又继续说道，“从你所举的例子来看，我赢了！”

他伸手取出他破旧的金制鼻烟壶，那烟壶盖的中心镶嵌着一颗紫色的水晶，那颗水晶的光彩夺目显然跟他朴素的作风和简单的生活很不相称，于是我不得不加以评论。

“啊！”他解释道，“我忘了我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看见你了。这个烟壶是波西米亚国王赠送我的纪念品，为了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案中对他的帮助。”

“那你手上的戒指呢？”我看了看他手指上那枚光芒夺目的钻石戒指问道。

“着个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由于我给他们破的那个案件非常微不足道，所以我就不便透露给你了，尽管你是一位一直诚诚恳恳地把我的一两件小事迹都记录下来的朋友。”

“那么，目前你手头上有什么案件吗？”我兴趣盎然地问他。

“有那么十一二件吧，但是没有一件是特别引起我兴趣的。它们都很重要，你知道，但是并不是很有趣。我发现通常在很微不足道的案件里反倒有观察和分析的余地，这样的调查工作就很有趣味。往往罪行越大，调查起来反而更简单，因为罪行越大，动机就越明显。在这些案件中，除了从马赛来要我办的那个案件比较复杂以外，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了。不过说不定再过一会儿，就会有更有趣的案件送上门来，如果不是我大错特错的话，现在应该就有位委托人来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拉开了窗帘的窗户前，看着伦敦那灰暗而萧条的街道。我从他的肩上往外看去，在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那女人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毛皮围脖，一顶插着一根大而卷曲的羽毛的宽边帽子，以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姿态，歪戴在一只耳朵上面。在这样的盛装之下，她神情紧张、犹疑不决地向上窥探着我们的窗子，同时身体在前后摇晃着，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上的纽扣。突然，她像从岸上一跃入水的游泳者那样，从对岸急遽地穿过马路，紧跟着，我们就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这种征兆，我以前也看见过。在人行道上摇摇摆摆通常意味着跟桃色事件有关，她想找人征询一下意见，但又拿不定主意是否有必要把这样渺小的事情告诉给别人。但是只这一点上也有很多的不同。一般来讲，当一个女人觉得是男人做了对不起她的事的时候，她不再摇晃了，通常的征兆是急促地想把门铃线都拉断了。现在这个我们可以看作是一桩恋情案件，不过这个女人并不怎么愤怒，而只是茫然若失的样子。好在现在她亲自登门造访，这样我们的疑团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正说着，屋外响起了敲门声，穿着罩衣的男仆进来报告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这位叫玛丽·萨瑟兰的女客就出现在他那穿着黑色罩衣的矮小身材后面，仿佛一艘随着领港小船扬帆而来的商船。福尔摩斯热情地接待了她，以他那特有的落落大方而又彬彬有礼的非凡态度，他随手推上门，微微鞠躬，请她在扶手椅上坐下。片刻之间，就以他特有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态把她打量了一番。

“你不觉得吃力吗？”他说道，“你的眼睛有些近视，却要打那么多的字。”

“开始确实有点吃力，”她回答道，“但是现在不用看就知道字母的位置了。”她突然体会到他这问话的全部含义，感到十分震惊。她抬起头来仰视着福尔摩斯，宽阔而友善的脸上露出惊惧和疑惑的神色。她叫道：“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吧，不然您怎么能知道这一切呢？”

“不必担心。”福尔摩斯笑着说道，“我的工作就是要知道一些事情，我要能够了解别人所忽略的地方，这也许就是我自己努力锻炼的方向。不然的话，你又怎么会来请教我呢？”

“先生，我是从埃斯里奇太太那里了解到您才来找您的。所有人包括警察在内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而不再去寻找了，而您却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哦，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够这样帮助我。我并不是个富有的人，但是除了打字所得的那一点点薪水外，我每年继承的财产还有一百英镑。只要能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

福尔摩斯手指顶着手指，眼睛望着天花板，问道：“你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开家来找我呢？”

玛丽·萨瑟兰小姐有些茫然若失的脸上又一次出现了惊讶的神色。“是的，我来得是很突然。”她说，“因为看到我的父亲温迪班克先生对这事漠不关心，这使我非常气愤。他不肯去报警，也不肯到这里来找您，最后由于他什么都不干，只是不断地说‘没事，没事’，这使我十分冒火，我穿上外套，就立即赶来找您了。”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他一定是你的继父，因为你们并不同姓。”

“没错，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尽管听起来很可笑，因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那你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她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我很不高兴，因为在父亲刚死不久，她就重新结婚了，而且那男的的年龄比她几乎小了十五岁。我父亲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钢管生意的。他死后留下了一个相当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由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逼迫母亲出卖这个企业，因为他是个旅行推销员，靠推销酒为生，地位是很优越的。他们于是出卖商业信誉以及利息，最后共得四千七百英镑。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他得到的数目一定会比这个多得多。”

我本以为福尔摩斯会感到厌烦了，因为这样的叙述杂乱无章而且毫无趣味，然而相反，他却听得聚精会神。

他问道：“你自己的这点儿收入是从这个企业里来的吗？”

“啊，不是的，先生。那是一笔另外的收入，是耐德伯父遗留给我的，他住在奥克兰。那是新西兰股票，利率有四分五厘。股票金额是二千五百英镑，但是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说的深感兴趣，既然你每年都能提用一笔一百英镑的巨款，而且自己又有工资，那么你完全可以出去旅行，或者过着舒适的生活。我相信，一个独身女士只要大约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

“哪怕比这个数目小得多，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能过得很好。但是，只要我住在家里，我就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当我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用我的钱。您可以想见这样的情形。当然，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母亲，我觉得其实我光用打字所挣的那点钱就能过得很好。我们那里每打一张就能挣两便士，一天往往能打十五到二十张。”

福尔摩斯说：“你已经把你的情况对我说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大夫，在他面前不必拘束，可以同在我面前一样。请你把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全部告诉我们了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紧张不安地用手抚弄夹克衫的镶边。她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是要送票给他。此后，他们还记得我们，把票送给我的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愿意我们去参加舞会。事实上是他从来不愿意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甚至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也会很生气的。可是这一次我下定决心前往，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他说，父亲的所有朋友都会在那里，我们结识那些人不合适。除此之外，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而我那件紫色长毛绒大衣，几乎还从来没有从衣柜里取出来过。最后，他没有别的办法，又因为公事到法国出差去了。于是我和母亲两个人就随同从前当过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一起去赴舞会了。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知道你去过舞会他一定很恼火。”

“啊，他的态度看起来倒还不错。我记得他当时笑了笑，耸了耸肩膀，然后还说不让女人做她愿意做的事是没有用的，因为她总是有一套自己的做事方式。”

“我明白了。我想你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遇见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

“是的，先生。我是在那天晚上遇见他的。第二天他还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都平安无事地回家了。在那之后，我们又见过面——福尔摩斯先生，我的意思是说，我同他一起散过两次步——但是此后，我父亲又回来了，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是这样吗？”

“对啊，您知道我父亲不喜欢那样的事情。他总是极力避免任何客人来访，他总是说，女人家应当安于同自己家里的人在一起。不过我却常常跟母亲抱怨，我认为每个女人都首先要有她自己的生活圈子，而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却没有。”

“那么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如何呢？他没有设法来看你吗？”

“哎，父亲一星期后又将去法国，霍斯默来信说，在父亲走之前最好彼此不要见面，这样要更保险些。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信，而且他总是每天都有信来。我一早就把信给收 起来了，所以父亲不可能知道。”

“你这个时候和那位霍斯默·安吉尔先生订婚了没有？”

“啊，是订婚了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第一次散步后就订婚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莱登霍尔街一家办公室的出纳员，而且……”

“什么办公室？”

“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里，福尔摩斯先生，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清楚。”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

“就住在办公室。”

“你居然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只知道在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的信又寄到哪里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留待本人领取。他说，如果寄到办公室去，其他同事都会嘲笑他和女人通信的。因此，我提出干脆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因为他就是用打字机来给我写信的。但是他又不肯，他说，我亲笔写的信就像同我直接往来，而打字的信，会让他觉得我们两人中间永远隔着一部机器。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他对我喜欢的证明，哪怕是一些小事情他也会想得很周到。”

福尔摩斯说：“这些最能说明问题了。长期以来，我一直相信，细节才是最重要的部分。萨瑟兰小姐，你还记得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情吗？”

“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福尔摩斯先生。他宁可同我在晚上散步，也不愿在白天，因为他说他不想被人注意。他举止文雅，态度谦和，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是柔和的。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曾经患过扁桃体炎和颈腺状炎症，这导致他说起话来总是含含糊糊、细声细气的。他对衣着总是很讲究，总是很整洁很素雅，不过他的视力不太好，跟我一样，所以一直戴着一副浅色的眼睛，来遮挡刺眼的亮光。”

“好的，那么当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再去法国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来到我家里，并且提议，我们应该在父亲回来之前就结婚。他非常郑重，并且还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永远忠诚于他。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很对的，这是他的热情和重视的表示。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很有好感，这种喜欢甚至超过了我。这样，当他们谈论要在一星期内举行婚礼时，我就提起父亲来了。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叫我不必担心，说只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母亲还说，她会把这件事同父亲谈妥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希望是这样的，他只不过比我大几岁，我就要任何事都得和他商量，得到他的许可，这听起来未免太可笑了。但是我又不想偷偷摸摸地干任何事情，所以我写信给我父亲，并寄往波尔多，那是公司驻法国办事处的所在地。可是就在我结婚那天早晨，这封信被退了回来。”

“那么，他没有收到这封信吗？”

“是的，先生。因为这封信寄到的时候，他刚好已经动身回英国了。”

“哈哈，那太不凑巧了！那么，你的婚礼是安排在星期五。是预定在教堂里举行吗？”

“是的，先生，不过静悄悄的，一点也不张扬。我们决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到圣潘克拉饭店吃早餐。霍斯默乘的是一辆双轮双座的马车来接我们，但是我们当时除他之外还有两个人，那时候街上正好有另外一辆四轮马车，他就自己坐上那辆四轮马车。我们先到的教堂，四轮马车随后就到了。可当我们等待他下车时，却没有看见他走出车厢来。当马车夫从赶车的位置上下来的时候，人已经是无影无踪、不翼而飞了！车夫说他毫无线索人到哪里去了，因为他是亲眼目睹他坐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个星期五，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福尔摩斯说：“看来发生这种事情，对你来说是极大的屈辱。”

“啊，不，不，先生。他对我非常好，非常体贴，他不会就这样离开我的。您瞧，他一早就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忠诚于他；哪怕发生意外而使我们分开了，我也要永远记住自己许下的誓约，他迟早有一天会要求我实践这誓约的。也许在结婚的当天早晨说这样的话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其中的含义已经不言而喻了。”

“可以十分肯定这是有含义的。那么，你本人也是认为他遇到什么出人意料的横祸了？”

“可不是吗，先生。我相信他一定是预见到了一些危险，不然他怎么会讲那样的话呢。而在那之后，我想他所预见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不过，你没有想过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吗？”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你母亲是怎样对待这件事的呢？”

“她很生气，并且让我永远也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那么还有你的父亲呢？你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他似乎同我的想法一样，认为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但是他认为我将会重新得到霍斯默先生的消息的。照他的说法，把我带到教堂门口然后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不管对任何人来说那会有什么好处呢？好吧，如果他借了我的钱，或者同我结了婚之后把我的财产转给了他，那也许还算点理由，但是霍斯默在钱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不依赖他人的，对我的钱，哪怕是一个先令，他也从来不屑一顾。既然如此，那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连信也不写一封呢？唉，我已经快被逼得疯疯癫癫、夜不能寐了。”她从皮手袋里掏出一块手帕，蒙着脸开始痛哭起来。

福尔摩斯边站起来边说道：“我要为你办这件案子，并且向你保证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把担子交给我吧，你不用再操心了，更重要好的是，让霍斯默先生从你的记忆中消失吧，就像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一样。”

“那么，您认为我不会再见到他了吗？”

“恐怕不会了。”

“那么，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你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好了。我希望得到关于这个人的准确描述，还有你现在保留的他写给你的信件。”

“我在上星期六的《纪事报》上登过寻找他的广告。”她说，“这就是这条广告，这里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你，你的通信地址是？”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三十一号。”

“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你父亲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呢？”

“他是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旅行推销员。那是芬丘波特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

“谢谢你。你已经把情况说得很清楚了，请你把这些文件留下来，记住我给你的劝告。让这整个事件就这么了结了罢，不要让它再影响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您对我真是太好了，可是这个我做不到。我必须忠实于霍斯默，只要他一回来，我就马上和他结婚。”

我们的这位客人，尽管她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而显得茫然若失，但她那颗淳朴的忠诚之心所体现的一种高尚的情操，却让我们不得不对她肃然起敬。她把文件放到桌子上就离开了，并且表示只要我们需要她，她会第一时间赶来。

福尔摩斯沉默了几许，他的手指尖仍旧顶着手指尖，两条腿向前伸展，眼睛朝上盯着天花板。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那只陈旧不堪、满是油渍的陶制烟斗，这烟斗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个顾问。点燃烟丝之后，他朝后靠在椅背上，那浓浓的蓝色烟雾袅袅萦绕，笼罩在他那充满无限幽思的脸上。

他说：“那个姑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研究对象。我发现她本人比她那小小的问题更加有意思。顺便说一下，她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如果翻阅一下我的案例，1877年安多弗索引的话，就能找到同样的例子，而且去年在海牙也发生过一些类似的事件。那都是些老问题，我看其中也就有那么一两个情节是新鲜的，可是这位姑娘本身却是最发人深省的。”

我说：“你似乎能在她身上看出许多我看不出来的东西。”

“不是看不出来，华生，而是不注意。你不知道该看向哪里，所以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告诉你袖子有什么重要性，从大拇指指甲中可以看出问题，或者在鞋带上也能够发现重大的问题。好了，现在你说你在这个姑娘的外表上看到了什么呢？你描述一下吧！”

“哦，她头上戴着一顶蓝灰色宽边的草帽，帽子上插着一根砖红色的羽毛。她的夹克衫是灰黑色的，上面缝缀着黑色的珠子，边缘镶嵌着小小的黑色玉制饰物。她的上衣是褐色的，比咖啡色略深，上衣的领部和扣子上镶着窄条紫色的长毛绒。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食指部分已经磨破。她穿的鞋子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