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条因为关涉民国初期社会组织情形，值得细说一下。在藏官统治瞻对的三十余年中，西藏方面除派来少量驻军和有限的几位官员外，还是依靠地方豪强施行统治。其方法是百户人家左右划为一个行政单位，委派一名当地有影响有势力的头人征收赋税，催办差役，并负责地方治安。这些头人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到藏官驻瞻对衙门轮流当差，一面保证衙门安全，一面向下传递驻瞻藏官的种种命令。民国后，除了县政府有一名知事主持和少量驻军，政令施行还是依靠当地有势力的豪强。主要措施就是将全县划为四个行政区，行政首脑叫作总保。这四名总保都委任当地有势力有威信者出任。

如此地方上绵延千百年弱肉强食的局面并未获改观，很多时候，老百姓仍然不能安居乐业，从事农牧生产。“民国七年，1918年8月，麦科哇西麦巴与然勒阿戈两部落发生纠纷，哇西麦巴头人麦巴龙洛率五百户，畜三万余集体迁逃阿坝今红原一带。”

“民国十一年，1922年，川边镇守使署改四总为区，即河东区、河西区、上瞻区、下瞻区。并以区为保，各委保长管理。”出任保长，依然是当地豪强。

“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改瞻对县知事为县长。张楷任第一任县长。”

关于此时瞻化县的各方面情形，任乃强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当时当地的详尽记录，可以使我们一窥民国后瞻化一县的具体社会状况。1924年，任先生受刘文辉主持的川康边防指挥部之邀，以边务视察员身份，以一年时间对原川边土司地面新设各县进行考察。所到各县，绘制实在测绘地图一幅，编写视察报告一篇。其调查报告第七号，即为《瞻化县视察报告》。

先说生产。任乃强先生以治藏区史地著称于世，却毕业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所以，所过之处，特别留意当地生产状况。视察报告说，瞻对地方地处雅砻江河谷，地质与气候条件适合许多植物生长。他说，瞻化当地人“顽固守旧，饱则酣嬉，饥则劫掠，从无趋时厚生之志，故地利不能尽也。诚使诸夷向化，劝农得人，则此县产业，有可改善者三事”。

第一是“为治果园”，如梨、胡桃、葡萄、苹果等类。“以瞻化地候土宜言，并极相宜。目前瞻化竟无果种，此可叹也”。

第二条关于牧业。略过。

第三条，“为增加农产品。瞻化山地，甚宜马铃薯。河谷宜果、瓜、葱、薤、菘、蓝之属。凡康区所能种者，瞻对无不宜。然马铃薯及葱，购自道孚，余物购自甘孜，始得入口。昔番人简陋，糌粑、酥油、牛肉外，一无所需。农作简单，固无不可；近年诸番渐染汉习，口腹之欲日侈，则增加农产品，实满足人生第一要义也”。

不只生产极其落后，商业也极不发达。

任先生报告中说：“瞻化县治，仅民户五十家，又无喇嘛寺在其附近，故无商业。民户少则货品滞销，无喇嘛寺则小贩无从借贷资本也。前数年此处扎有汉军，各种小贩亦较多。近则仅存茶布店二家，营业亦甚寥寥。此处各村落，概无商店，亦无市集。……每年仅恃绒坝岔（其地在甘孜）之挑担行商，游走各村，贸易日常用品。又有汉商一二家，游走各乡，零购麝香等山货而已。”

手工业，“瞻化亦无工业，县治仅有铁匠一家，兼铸金银饰品，成器拙劣”。

在此条件下，当地人“自奉甚俭。虽大富贵人家，被一布面羊裘，饮食亦酥茶、糌粑、牛肉而已。除茶叶外，甚少使用外来货品，无治生增财之欲。男子闲放终岁，急则劫人。得余一日用，则沽酒沉醉以为常。女子理家政，善织羊毛。少有积蓄，则布施喇嘛”。

社会生产生活状况如此，新设不久的县知事又如何管理这个地方？

“然瞻对征服未久，西康吏治已坏。历任官吏，言行阒茸（低劣、卑贱），渐为诸番所轻。渐复纵肆不受约束。官吏多欲无刚，因循日甚，延至近年，已成千疮百孔之局矣。”局面到了什么程度呢？任先生记有一位叫张绰的县知事，在瞻化任一县之长三年，却弄得自己时常担心断炊，“诸事委之四瞻头人，划诺而已”。

但这样的官还算是好官，因为这个县官“悉夷情”，了解当地民情风习，“能以小惠结诸夷酋欢，亦不曾枉取民财，故虽威令不行，而夷无间语。其长在官守无伤，其弊在官权日替，此固近世边吏之通病，未足责张一人也”。这是说，不贪不腐，不欺压百姓，已是好官了。至于说，在其位却不能有所作为，这是普遍现象，不只是瞻化一县的官长而已。

不过，任先生到瞻化时，这位县知事已经离任。新任知事张楷，“豪宕有干才，在边日久，亦悉夷情，而驾驭手腕，超越前张知事百倍，莅瞻数月，百废俱举”。

首先，命令此前委任为总保的四位当地豪酋“轮值县署候差”，其意自然是让他们明白权力所来，树立政府权威。

其次，以前因官吏因循无能，更加当地民风强悍，应缴粮税历年都不能征齐，张楷到任后，除一个叫大盖的地方因案件纠缠未缴外，“余皆于十月以前一律扫纳”。当时瞻化全县4区48村4578户，年征粮1300余石，对牧民征收牲税折藏银6492元。民国十六年，又新增两项税收。屠税年收入300藏银，酒税年收200藏银。

再次，“县署旧虽养有土兵，全属徒手，张至饬各区总保借快枪五支，子弹百粒，发土兵使用，军容整然”。

更重要的是，“大小案件不假头人办理，虽其间亦有不能办动者，尚无委曲迁就、堕损官威之迹”。

也就是说，以前那些县官，并不亲自办理境内大小案件，以致政府形同虚设。原因其来有自。“昔藏官管理瞻对日，择各村豪强枭杰者，予以代本名义……藏官鱼肉百姓，全借代本力。代本亦借藏官威势，钳制其村民。瞻对村落散漫，民性慓狡，欲以一官管理之，非此法不能有效也。”

民国以还，“设治以来，仍选四区中代本之尤有势力名望者，任为总保，使管诸百姓。废代本名义，另委村长。然各代本势力养成，非空言所能剥落，村长供其役使而已。只因无名分接近官府，初不能不屈身总保之下。积之既久，前各代本或变为总保之小头人，或因渐得接近官府，遂与总保抗立……官府反或为其所制也。”

文化教育方面，更处于艰难的初创时期。

民国后，在瞻化设立国民学校一所，但仅有县治所在地的汉人子弟数人就读。

张楷知事到任后，召集四区区长和一些头人商讨兴学办法。那个时代，民风未开的当地百姓不愿上学读书，尤其把上学认汉字读汉书视为苦差，情愿雇人代为上学。张楷因势利导，商定每区每月缴藏银五十元，县政府用此钱雇人读书。具体做法是，把收上来的这笔钱，变为上学学生的津贴，每月发粮一斗。用这个因地制宜的办法，招到学生六十余名，分为高级、初级两班。任先生记叙：“校地为县治之关帝庙，曾经培修，尚称合用，建设筹备员陈焕章为校长。教员悉由县署聘请，员额并足，教授合法。全体夷汉各生，皆识汉字，勉通汉语。中有数夷生，成绩反在汉生之上，此北道各县所未有也。”

与此相映照，是寺庙众多，“瞻化每村有一喇嘛寺，全县共四十余座（小寺不计）”。

瞻化一县此种情形，也可视为川边地区大多数改土归流后新设的那些县的大概情形。一些喇嘛寺实力强劲，孱弱的县政府更难控制。瞻化县知事张楷是一员能干官吏，到任后便能将十余年积欠的应缴粮税全部征齐，但还有一个叫大盖的地方，因有案件未了，不能清除积欠。

这件案件，就与当地的大?喇嘛寺有关。关于这个案件的情形，任乃强先生所著《西康札记》中有两篇文章与此案相关。一篇叫《瞻对娃凶杀案》，这个“娃”，不是我们寻常话语中的小孩子，而是什么地方人的意思。“瞻对娃”，就是瞻对人。另一篇叫《大盖夷禀》。

大盖喇嘛寺是瞻化境内的第一大寺，寺中有一个叫乌金夺吉的大喇嘛，向来与住持该寺的喇嘛阿登赤乃关系不好。这个不服寺院住持的乌金夺吉喇嘛还有一个哥哥叫作阿噶，性情恶劣，一向横行乡里。此前，也在这大盖寺出家，后还俗，也经常到庙欺凌住持，寺院住持自然怀恨在心。某一日，大喇嘛正为信众摸顶赐福，突然同一寺院的二三十个喇嘛一拥而上，将其乱刀杀死。那时，阿噶和其母亲也正跪受其弟摸顶，不及反抗就被五花大绑，并被立刻枪决，其母亲也被囚禁起来。两兄弟死后，寺院不罢休，又派人远赴麦科牧场，将其另一个弟弟枪杀，并将三兄弟的财产牛马全部抄掠为寺院的财产。案件发生地，在上瞻总保的管辖范围。但到案发半月后，总保才向县署报告。张楷知事传案首阿登赤乃到县问讯，这位喇嘛拒不前来，反而上“夷禀”到县，历数阿噶兄弟多年横行不法的罪行，说自己这样做是为民除害，请求奖励。张楷不允，再传不到，只好派人到当地断案。这断案也不是按照民国法律，杀人偿命，而是照当地习惯性，赔偿“命价”，即杀一人命，赔多少钱。县署派员断案的结果是：“判放出家属，三人命价三千藏银，缴凶枪三支，县署外罚银一百秤。”喇嘛寺不服判决。县署便威胁要调兵镇伏。

当此之时，任先生作为视察员正好到达瞻化，行经大盖喇嘛寺所在地方，他们把视察员也当成握有事权的政府官员，“该寺僧侣来诉：‘命价赔到千元一人，瞻对向来没这规矩’”。他们还向任先生又上了一道“夷禀”，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就是一篇奇文，多谢任先生将其记录下来，让我们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奇异的风貌。

该“夷禀”译为汉文是这样：

“自赵帅（赵尔丰）到瞻化以来，各地杀死人命，命价高矮大小有例，阿色牛厂卡加家杀死七人，赔命价五秤，罚款一秤，以铜器作抵；拉日麻杀死六人，命价每人五秤，完全以铜器作抵；墨巴杀死热噜代本又要约共九人，每人赔命价四秤，完全以铜器货物作抵，罚款未缴分文；朱倭杀死七人，命价四秤，罚款五百元，以铜器货物作抵；马营长的兵杀死三人，罚款命价，每人三秤，均已货物作抵；前任张监督任内，杀毙土兵泽翁，命价二秤，以货物作抵；投李旅长的扎松工布被杀，又杀死家属老少五命，命价罚款分文未与；今监督任内，谷日杀死二人，命价罚款，分文未得；康立村日加马家杀死一人，带伤一人，命价罚款，分文未得；日须牛厂甲家儿子被杀，命价未赔。以上命案甚多，并未派兵去打。大盖喇嘛寺所杀原是匪人，为地方除害，不唯不奖赏，反要出兵来打，实不公平！”

秤，藏银的一个计量单位，相当于藏银五十两。需要说明的是，藏银并不是真正的纯银，而是一种含有大量白铜的银铜合金，不及纯银值钱。

从这“夷禀”中可以看出，不只当地人互相仇杀，政府军士兵也杀人。当地人互相仇杀，不能施以国法，以当地习惯方式处理还情有可原，但政府军士兵犯了命案，不依国法处理，那就难以理解了。瞻化的“化”，意思就是化野蛮为文明，结果去“化”别人的文明人，为了方便行事，却被野蛮所化。而且，政府军士兵处罚偏轻，所以“夷禀”中敢于大呼不公！

不久，任先生又接到大盖寺所上的又一件“夷禀”，述说他们杀阿噶三兄弟是为地方除害的理由：

“第一条，喇嘛乌金夺吉不该将茂古喇嘛郎卡独吉大马斫死。其在格拖喇嘛寺毒死坑博白马一喜，掌教喇嘛麦浪、札巴嘉恩兄弟，被他将鼻子割了，这几人一命抵一命。第二条，其兄阿噶在大盖寺当札巴时，麦科神庙及塔子被毁了，大盖寺会首为此罚了他四百八十元；又抢大盖寺会首七百元；竹庆寺会首泽翁等因闻阿噶要治死他，又送了五百元；又有老陕在寺，被他偷去麝香，房主被罚了一千多元；又抢去札巴阿泽四百元；又到东谷去抢人快枪一支，大盖喇嘛寺为此事赔了五百元；又抢劫宗堆坝马寺，又赔了一千八百元；又偷人麝香，喇嘛寺赔了二百元；初十又抢喇嘛寺会首名下二百四十六元；又欠铁棒喇嘛十一元。大盖寺阿噶偷人抢人欠账，共赔去七千七百元，应以家财作抵。第三条，此外甲该家阿噶弟兄所为不法之事，喇嘛寺已拿得有凭据者，凡有私造义兴茶票印版与私宰银元截抽中段之器具共二件。甲该家实系为非作歹之人。我们处死盗匪，不加奖励，反要处罚，请求委员大人做主！”

此案件后来如何处置，未见记载。

不久后，川藏之间，因为地方细故又发生激烈战事。战事初起，藏军节节胜利，瞻化一县又被藏军攻战，县府首脑张楷也被藏军俘虏，押往昌都关押。这案件恐怕也就不了了之。

我不惮烦琐，抄录这些史料，自是因为这些材料可作民国初年瞻化一地社会状况的生动说明。更是因为，这样翔实细致的材料可以破除两种迷思。一种迷思是简单的进步决定论。认为社会历史进程中，必是文明战胜野蛮。所以，文明一来，野蛮社会立时如被扬汤化雪一般，立时土崩瓦解。再一种迷思，在近年来把藏区边地浪漫化为香格里拉的潮流中，把藏区认为是人人淡泊物欲，虔心向佛，而民风纯善的天堂。持这种迷思者，一种善良天真的，是见今日社会物欲横流，生活在别处，而对一个不存在的纯良世界心生向往；一种则是明知历史真实，而故意捏造虚伪幻象，是否别有用心，就要靠大家深思警醒了。

大金白利再起战端辛亥革命前后，西藏社会面对种种深刻的危机，一些觉悟到世界大势所趋者，开始锐意改革。改革的结果，是藏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所以在民国七年对边军之战大获全胜。

后来，英国人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新成立的民国各地实力派陷于内战深渊，加诸西藏地方的内外压力顿时消弭。西藏地方便感到已度过危机，以宗教僧侣集团为核心的保守势力抬头，更因为生产力低下，靠增加一两项税收所得银钱毕竟有限，藏军想要继续现代化，西藏地方财力难以支撑。因此，这支军队的现代化也就停顿下来。

更重要的是，当时西藏地方整个社会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时代，一切以宗教集团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所以噶厦政府内部，也只是少数官员觉察到政治改革和社会改良的必要性，意图以军队现代化为开端，希望致力于西藏这个封闭社会的开放与建设，而任何进步的意识与力量必使宗教集团感到反感与担心。于是，以藏军司令擦绒为首的一些官员，包括重要的藏军军官被解职，整个社会又陷于停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川边地区在十多年里得以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直到1930年大白之役，川边战事再起。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6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接到来自甘孜白利的一封告状信。

这封信载于《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一书中，内容如下：

“小的白利村，系弹丸弱小民族之地。自前清以来，对于中央政府无不竭忠效命。上年汉藏交兵时，无不尽力援助汉军，汉军方面文武长官均在洞见之中，乃小的白利村所属噶札寺内有罗噶依珠，自上年屡次来欺压白利村之人，强行攘夺我僧俗民众之财产，且于各寺院及地方上下官长之间常以挑拨寻衅为能事。但白利地方向有历辈承袭之官长治理，乃罗噶依珠屡次觊觎白利官长之位据为己有。又去岁擅自逮捕青珠佛爷之管家，其受辱不堪。故此双方突起争持，几将决裂之际，幸有官长等居中调停议和，始能订立和约，事遂寝息。后又以噶珠同党那珠等徒不遵和约，排斥白利寺院之人，复施诡计，怂恿岭仓寺诈称将白利寺属那札寺院之田地、房屋及十五家户口，早已允许送给伊寺，而借此题目，不怀好意，欲以强行霸占之势。复以藉故指小的白利于上年汉藏构兵之际，以援助汉军之故，至达结寺之寺僧罗喜因抵御汉军带伤毙命，勒逼赔偿命价，实属无理取闹，欺人太甚。伏查白利村及那札寺地土、人民，向隶中国政府统治之下，而人民均系安分守己，乃那珠依仗达结之势，屡次借端行衅，逼人太甚，实难隐忍。再四思维，惟有仰恳钧会鸿恩，曲体下情，赐予援助，制止达结，不准以势欺压，强夺白利村田地、房屋，并不准在汉藏之间播弄是非，以免酿成祸患。兹不得已，冒昧渎陈，伏乞俯赐鉴核，赏准施行。”

这封控诉信署名为“小的白利村寺僧及地方体民众，那札寺公众和谷龙寺公众”。

从信的行文方式，可知这封信不是由藏文翻译的，而是由一个汉人代笔，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等因奉此的陈词滥调。这个代笔人文笔不够好，说事情夹缠不清。加上有史以来，藏语人名地名的汉译并未产生一个规范标准，藏语中同一发音，转写汉字，因为转写者有雅俗之分，有不同汉语地方口音之分，或者是书写习惯之分，不同时期，不同人书写的人名地名就有很大差异，使得阅读这份原始材料时更显得云遮雾罩，头绪纷繁。比如察木多这个地名，藏语中发音未变，现今却已写为昌都了。再比如这份文件中的达结寺，今天通行的写法是大金寺了。

所以，得把这件事的原委从头道来。

赵尔丰时代，康北霍尔五土司之一的白利土司已被9土归流，但清朝覆亡，民国建立后，白利土司和川边地区众多土司一样，便自行复辟，重新掌握了失去不久的封地与政权。信中写得委婉，“白利地方向有历辈承袭之官长治理。”白利土司地面有一座藏传佛教萨迦派寺庙，规模不大，名唤亚拉寺，属于白利土司家庙。在其一世活佛住持该寺时，白利土司将其辖下的十五户人家和相应的土地，划予亚拉寺，作为供养，并立有字据。一世活佛去世后，其二世活佛出生在大金寺辖下属民家中。二世活佛叫作确拥，他成年后即将过去白利土司划给亚拉寺的十五户百姓与土地，一并送给了大金寺。

大金寺是拥有数千僧人，有钱有武装的大寺，是康区有名的格鲁派十三大寺之一，虽然地处川边土司地界，这时更属赵尔丰改土归流后设立的甘孜县管辖，却因宗教上的原因，与西藏方面有着很深的关系。民国七年川藏冲突时，大金寺便公然支持藏军。休战后这十多年里，依仗其雄厚财力和数千僧人，及相当规模的武装，并不把势力日渐衰弱的当地土司放在眼里，与白利土司间的矛盾也日渐加深。在此情形下，白利土司见亚拉寺二世活佛把自己划给亚拉寺前世活佛的百姓与土地赠予大金寺，自然十分不满。便向亚拉寺二世活佛索回原先与一世活佛立下的字据，被确拥活佛拒绝。

白利土司又提出借用字据，复制后归还。确拥活佛再要索回字据时，白利土司便拖延不还。意图当然是借此做证向民国政府控告，索回土地百姓，不然在民国政府档案中，就不会出现那样一封控诉的信件。

民国年间，川边土司地面设立了流官，白利和大金寺就都在甘孜县知事管辖的范围。但县政府却是政令难行，遇到双方控诉，甘孜县政府不能也不敢秉公评判，解决事端，只好调解了事。调解没有结果，县知事只好袖手旁观。

白利土司见状，便收买亚拉寺其他僧人，意图架空二世活佛。

亚拉寺二世活佛确拥见自己在白利土司地面日渐孤立，便索性将寺院和那字据一起，全部献给大金寺。大金寺本不是世外洞天，送上门的礼物，自然照单全收不误。

这一来，白利土司与自己家庙间的矛盾便演变为与势力雄强的大金寺间的矛盾了。

读者会说，怎么这个地面上从来就是这些琐屑不堪的争端啊！

是的，川属土司地面，土司与土司间，土司与寺院间，再或者寺院与寺院间，许多冲突都源于这样琐细的利益争夺，了无新意。但一旦执政者控驭失当，便演变为大的变乱。但这样的琐屑争端层出不穷，事端既多，也不能确定哪一件会演变，哪一件不会演变，以致这样的事变一再发生。法国一个历史学家把这样的现象叫作“历史归零”，意思是说，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所有事件的上演，就像一把中国算盘，打满了那有限的几档，便复了零，再来一遍。

息事宁人的调处，就是让自己置身于一座不知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爆发的火山上面。

火山终于要爆发。

这一回，爆发的导火索是一匹马。

白利土司丢了一匹好马，在敌对的气氛下自然怀疑是被大金寺属下的百姓偷去了，便派人前去索要。不管是不是真有这事，在这种敌对气氛下大金寺自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