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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他在西藏查办贪腐，触动的岂止是一个二品大员有泰，而是触动一张大网。正如时人所说：“朝中枢纽腐败，官员互为攀缘，结党营私，同蚀国本。”不是如此的话，有泰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做到二品大员？张在西藏大张旗鼓行事时，清政府已接到密奏，诬告他在拉萨“有令喇嘛还俗，改换洋装之事”，以及种种举措失当，“深恐激成事变”。
1907年五月，张荫棠奉清政府外务部电示，要他前往印度西姆拉与英国人会商英国在西藏江孜开办商埠的具体事宜。
有材料显示，上密奏使得张荫棠离藏者，是新任驻藏大臣联豫。但在挤走张荫棠后，这位出过洋的驻藏大臣还是努力推进张所设计的治藏新政。
他向清廷提出将原有驻各驿站的文武官员全部裁撤，仅留传递奏折、公文和管理驿站的吏卒，每年节约银十万两，以此为经费训练新军两营，“以练兵先行，以树声威”。同时，还奏请从广东、四川拨银各十万两，用以扩练新军。而朝廷批来的银子，比他要求的多了一倍有余。于是，他当即一面在外采买新式武器，一面开办陆军学堂，从驻藏清军中挑选二十余人，又从驻藏大臣直辖的藏北三十九族中调青年十名，再由噶厦政府调派藏人十名，加上廓尔喀人十名，同入陆军学堂学习，为将来的新式军队培养军官。
接着，他又在拉萨设立巡警局，训练了步巡警一百二十，骑巡警二十四名。
联豫也与张荫棠一样，把兴办教育、开发民智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西藏开办两所初级小学堂，汉、藏人子弟一同授课，一律不收学费。学制六年，计划这些学生毕业后，送往四川继续深造。两年后，全藏办起了十六所初级小学。
联豫又筹办藏文传习所和汉文传习所，派汉人学习藏文，藏人学习汉文，为西藏培养翻译人才。
如此一来，川边赵尔丰，西藏张荫棠、联豫励精图治，遥相呼应，使得藏地一改上千年的沉闷郁闭，局面焕然一新。但这种焕然一新的表象下，却又动荡不安。除新旧歧见之外，更关涉汉藏间族际关系，稍微操作不当，事情便因治而乱，走向其反面。
1909年1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率一众随从回到拉萨。驻藏大臣联豫亲自到郊外迎接。达赖喇嘛早已获悉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权力，限制寺院特权，以及张荫棠、联豫在西藏实施治藏新政的种种情状，心里自是相当不快。在归藏途中，更听说联豫为稳固治藏新政，上奏朝廷，请调川军入藏，心中更是极其不满。遇到亲自迎到郊外的清朝驻藏第一命官联豫，视若无人，不曾有一言一语，恼怒之下，连起码的表面礼节也不顾了。
联豫更将此视为奇耻大辱，气愤难平之际，便失去一个朝廷命官的应有风范，不顾全局，只想施以报复，找回驻藏大臣的颜面。当下就指控达赖喇嘛私购俄国军火，亲自带人到布达拉官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继而又派人北上那曲，检查达赖喇嘛尚未运到拉萨的行李，也没有搜到所说军械。
达赖喇嘛也是睚眦必报，马上命令噶厦政府停止向驻藏大臣衙门供应柴草、粮食、人役和驮畜等。
如此一来，清廷驻藏的第一命官和噶厦政府首脑两人见面，不要说共商西藏改革大计，见面后连话都没有说过一句，便互相视为仇敌。西藏局面，因此渐渐失控。看此情形，清廷便委任赵尔丰为新任驻藏大臣，并派出两千多川军前往西藏。这支军队进军之初却不顺利，在察木多波密一带受阻，后赵尔丰亲率所编边军助战，击溃藏军和地方民兵，才又重新整顿队伍，前往拉萨。藏方不但反对川军进藏，更坚决反对在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而声名大振的赵尔丰任驻藏大臣。为此，西藏方面除了在藏东武力抗拒，同时上书清廷吁请阻止川军入藏。在给清政府的信中说：“我们受压迫的西藏人向你们呈上这封信，尽管表面上看来一切都好，但是内部却在大鱼吃小鱼……军队已开进了西藏，这正引起西藏人巨大的恐慌。我们已经派了一位信使到加尔各答去详细电告事情的细节。恳请召回最近到达康区的清朝官员和军队，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将会带来不幸。”
同时，西藏方面又致信英国人请求外交斡旋：“虽然大清与西藏亲如一家，但是清朝官员赵尔丰和驻藏大臣联豫却在策划共同对付我们的阴谋，他们没有把我们表示抗议原件副本呈送给大清皇帝，而且他们还加以篡改，俾使其罪恶目的得逞。他们正在派军进藏，企图消灭我们信仰的宗教。恳请你们电告清朝皇帝，要求他阻止现在正在进入西藏的军队。我们对目前的局势非常担心，请求列强们进行干涉，敦促清朝军队撤出西藏。”
清廷接受了西藏方面的一半请求，解除了对赵尔丰的新任命，令其继续留在川边经营，军队则继续向西藏前进。同时，清廷对英国方面说明，派川军入藏，是为了强制达赖服从条约，保护新开商埠，维持治安。
1910年2月，这支川军进抵拉萨。
这时，距达赖结束逃亡返回拉萨不过两个月时间。见英国人斡旋无效，川军长驱直入，达赖喇嘛才肯与驻藏大臣衙门洽谈。但直到此时，达赖喇嘛仍然不愿与联豫相见，便邀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相见。答允不再以武力阻止进藏川军，恢复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一切物资供应。温则许诺：川军抵达后，不骚扰地方，改革藏政诸事和平办理，不侵犯达赖喇嘛教权，不危害喇嘛。不过，允诺归允诺，入藏川军军纪松弛，刚刚抵达拉萨，即在一个叫琉璃桥的地方枪杀喇嘛，进而在经过布达拉宫时胡乱射击。达赖喇嘛惊惧不安，趁夜再次出逃。只是出逃方向与前次不同，他一路向南，逃往英国殖民地印度去了。
川边改土归流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尚称顺利。
康南地方巴塘、里塘改土归流初具成效。而康北的德格和霍尔五土司及明正土司等，还未着手进行。
此时，德格土司家族内部不和，正好给赵尔丰一个插手的机会。
前面讲过，鹿传霖任四川总督，派军进击瞻对藏军得胜后，曾派委员张继处理过德格土司家族内部争夺土司权力而起的纠纷。当时，鹿传霖有意在瞻对和德格实行改土归流，便借机将老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夫妇和两个儿子先解往打箭炉，再后又解往成都软禁。鹿传霖改土归流未成，德格土司一家被释放回本土。官方正史中对此事语焉不详，但地方史料对此过程则有详细描述。
鹿传霖去职后，四川方面裁定，由切麦打比多吉的长子多吉僧格随老土司“襄理政事，如能称职，则准承袭”。不意切麦打比多吉夫妇在归途中相继病逝。经驻藏大臣文海审定，又经成都将军恭寿允准，由多吉僧格代理土司职务，并颁给印信一枚。
多吉僧格性情柔弱，继承土司职后，大权落在了负责协理土司日常事务的大头人手中。
他的同胞兄弟昂翁降白仁青则个性强悍。当年，在其母亲和驻瞻对藏官的支持下，曾经实际控制过土司大权。其父不甘心大权旁落，清军平瞻得胜后才有赴瞻对告状之举。有此前因，昂翁降白仁青对其兄承袭土司职位本就不满，见其大权旁落，便用武力迫其兄退位。川省派章谷屯委员前往调解无果，多吉僧格被迫交出土司印信，逃往西藏出家为僧。时在1903年。昂翁降白仁青上任后，为摆脱忠于多吉僧格的大头人的控制，另辟官寨居住行使土司权力。1906年正式呈请清廷，准许其正式承袭土司职位。驻瞻对藏官也派出武装进驻德格，支持昂翁降白仁青。
此举激起原多吉僧格手下任事头人的激烈反对。他们派人从西藏迎回多吉僧格，同时组织武装进攻昂翁降白仁青官寨。杀死和驱逐了部分支持昂翁降白仁青的头人，多吉僧格重新执政，并将其弟囚禁。后来，昂翁降白仁青逃走。德格土司属下头人分成两派，各拥一方，相互争战不止。最终，多吉僧格战败逃亡。昂翁降白仁青再次掌握土司大权。
此时，多吉僧格走投无路，眼见在其兄弟相争中，驻瞻对藏官并不站在自己一边，而是明明白白地支持其弟弟，所以失败后便不愿也不敢再到西藏，剩下一条路便是从清廷方面得到支持。于是派亲信南下巴塘，控告其弟反对“天命皇帝”，要求赵尔丰出兵镇压，并情愿交出土司印信，在德格改土归流。
赵尔丰平伏康南后，想在康北地区改土归流，正愁无从着手，德格土司兄弟相争誓不两立，对他而言，正是天赐良机，当即亲率大军分多路自南向北挺进德格，多吉僧格也组织土兵八百余名以为内应。昂翁降白仁青兵败逃往西藏。
民间传说，昂翁降白仁青先是率败兵逃到青海，经某寺著名活佛介绍，便和正返回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起到了西藏。他和其追随者被噶厦政府安置在那曲地方，并给予四品职衔。
战后多吉僧格“多次要求呈缴印信号纸，自愿辞去土司职务”，赵尔丰求之不得，自然允准。
公元1909年，清廷下旨，授予多吉僧格世袭都司职，保留二品顶戴花翎，每年发给膳银三千两。同时，将多吉僧格迁离德格，安置在巴塘。将巴塘前土司官寨和寨外马场、水磨及菜园数亩和草场一片，归其居住使用。也就是说，改土归流，也不是一味将土司职权剥夺了事，朝廷还是要维持他们较高的地位与生活，地位由有品级的虚衔保证，生活嘛，就是给银子和一定的生活资料。多吉僧格被迁往巴塘后，向赵尔丰兴建的新学堂捐银两千两，充作修建男女学堂的经费。为此，多吉僧格受到清廷褒奖，赏给一品顶戴和“急公好义”匾额一道。德格土司被废，附近一些小土司无力抵抗，也相继缴出印信，纳地改流。赵尔丰便在这片地方设邓柯府、德化州、麻陇州、石渠县、同普县。设置流官之外，又“集百姓议定赋税，改善差徭”。
1911年，赵尔丰接到任命，出任四川总督。他便和其推荐的新任川滇边务大臣一道率兵绕道康北，一路将孔萨、白利、朱倭等土司缴印归流。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载有赵尔丰改土归流时的文书数件。
著者贺觉非说：“兹录赵在边文件数则于后，藉见改流情形之一斑。”我将此抄录于此，想大家知道所谓“传檄而定”是什么意思。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在平巴塘、里塘、德格后的“传檄而定”。
第一则：《赵和新任边务大臣傅会衔札》：
“为会札事，照得各省土司地方，现经民政部禀请改流，奉旨允准咨行前来，自应钦遵办理。本署督部堂大臣已将朱倭、白利、灵葱、东科、孔萨、麻书六土司印信号纸一并收回，改设汉官管理。除孔萨、麻书两土司因案革除不议外，其余各土司拟禀请大皇上天恩，别给汉职世袭，永保其业。尔崇喜、曲登、毛丫各土司，应即将印信号纸呈缴来案，以便缴部销毁，并为该土司禀请改为汉职，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土司遵照，札到之后，即将印信号纸克期亲带，定于六月二十六日到打箭炉行辕呈缴，听候分谕，勿得怀疑观望，迟延干究。切切特札。”
这里出现了一些前文未有的新土司名字。
我们以前说的都是互不隶属的大土司或中土司。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土司，清朝的土司制度，更多地狭民少的小土司是由大土司管辖的。任乃强先生《康藏史地大纲》记清代川边土司颇为详尽。例如里塘宣抚司，就“外辖长官司三”，分别是瓦述毛丫长官司，瓦述曲登长官司和崇喜长官司。
鱼科土司也是一个小土司，接到赵尔丰和新任边务大臣傅华封的“会衔札”，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但还是试图观望拖延，便上了一个“夷禀”：
“钦差大臣台前，小的鱼科土司具恳禀事，情因小的自先年以来，不比他们牛厂，小的于大皇上属下，每年上纳银子，大臣均是知道的，哀恳大臣准小的照前一样居住，赏张执照，沾感不浅，如难允准，要缴印信号纸，恳先饬绰斯甲、革什咱两土司呈缴印信后，小的亦随即缴呈。”
赵当即在这禀文上批示：“禀悉。该土司恳求照前居住，赏给执照，均如所请。应缴印信号纸，乃奉旨之件，各处土司一律办理，岂有绰斯甲、革什咱不令呈缴之理。惟尔恳求先饬该两土司缴印之后始呈缴等情，定属荒谬，同是缴印，何分先后？本督部大臣，岂有偏私，如朱倭、白利、灵葱均已缴案，该土司何不以朱倭等比较，而以绰斯甲、革什咱为衡？似此野蛮无知，本应惩办，姑从宽宥。”
严责之下，鱼科土司也只好缴印了事。
川边土司中也有携带印信号纸逃跑，以逃避改土归流的。霍尔孔萨第七代土司拥金堪珠就以进藏朝佛为名，携带土司印信，率领属下头人喇嘛等共三百余人，趁夜出逃。赵尔丰派兵追截，将其阻回，并于1911年3月，召开大会，公开收缴印信，宣布废除世袭数代的土司权力。
铁疙瘩的融化然后，赵尔丰又率兵南下去了瞻对，驱逐驻瞻对藏官藏军，将被噶厦政府占据几十年的瞻对地方收归四川。
很容易吗？
太容易了！前面的那些瞻对故事，都那么曲折多变，那么富于戏剧性，那么枝节横生，那么不可思议，那样轰轰烈烈，那样以一隅僻地一次次震动朝廷，死伤那么多士兵百姓，那么多朝廷命官丢官丧命，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弹就收回瞻对了？真的收归了！
瞻对，这个铁疙瘩就这样融化了。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只有一个答案：势。大势所趋。
时人和后世对赵尔丰的评价各式各样，歧义的产生是他过于残酷的铁血手段。但没有人否定他在短短几年间改土归流的巨大功业。重要原因，还是在于这是顺大势而为的结果。
只是，变革太晚，几个能臣即便有所作为，也难挽清朝大厦倾倒。
史料有载，赵尔丰率军进驻瞻对，一路没有受到驻瞻对藏军任何抵抗。赵尔丰到达中瞻对，命令驻瞻对藏官巴登郎加五日内回藏。巴登郎加没有抗拒，只说五天时间不够他处理善后事务。赵尔丰允准又展限五日。巴登郎加于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起程离开瞻对。
西藏地方政府控制瞻对三十余年，从瞻对地面搜刮的税赋早已超过当年征服贡布郎加所耗军费，但此时，清廷还是从四川调白银十六万两作为赔偿。
赵尔丰驱逐了驻瞻对藏官，委任米增湘为瞻对委员，将瞻对设为怀柔县。后因与河北省怀柔县重名，又改县名为瞻化。我们记得，瞻对在藏语中是铁疙瘩的意思，那么，瞻化这个汉语名字，在赵尔丰心目中，有将这个两百余年来在清廷眼中坚硬无比的铁疙瘩终于融化的意思吗？
我一直想知道赵尔丰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但存世的文字中却很少有他形象的直接描绘。先是看到一则材料，是说他平巴塘后攻乡城桑披寺，持续了半年之久，战事最为紧张危急时，赵尔丰一头半白的头发，一夜之间全数变白了。再后来，想起几年前读过陈渠珍《艽野尘梦》中有对赵尔丰形象的描写。翻出书来，果然有此一段：“是日，余随队出迎，候甚久，始见大队由对河高山疾驰而下。有指最后一乘马者，衣得胜褂，系紫战裙即是赵尔丰。既过桥，全军敬礼，尔丰飞驰而过，略不瞻顾。谛视之，兹貌与昔在成都时迥殊。盖尔丰署川督时，须发间白，视之仅五十许人也，今则霜雪盈头，须发皆白矣。官兵守候久，朔风凛冽，犹战栗不可支，尔丰年已七旬，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现，略无缩瑟之感。”
赵尔丰为1846年生人。陈渠珍在察木多见到他，时在1909年，这时赵尔丰六十多岁，马上长途驱驰，矫健如此，其形象跃然纸上。赵尔丰前往收复瞻对，轻骑疾进，也该是这样的形象吧。陈渠珍同文还说，赵尔丰所率边军，“虽为旧式军队，然随尔丰转战入边极久，勇敢善战，其军官兵体力甚强，日行百二十里以为常”。
回程往成都赴任路上，赵尔丰把历来忠于清廷的明正土司也废了。
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两朝设置川边各土司，将这些土司纳入四川管辖。也是自雍正朝起，土司间为扩大实力，互相争夺村落人口，便时有战乱。始作俑者中，便有瞻对土司。乾隆一朝，又出兵瞻对，继而两次用兵大小金川，从此，改土归流的改与不改，就成为清朝治理藏区一个重大而纠结不清的问题。直到近两百年后，方才尘埃落定，由赵氏主导，大刀阔斧，几年之间，便将川边各土司改流殆尽。
1911年8月2日，赵尔丰回到成都，这时，作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四川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局面逐渐失控，不久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11月22日赵尔丰与四川咨议局议长、保路运动领袖之一的蒲殿俊等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赵尔丰将民政托付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军事托付驻军司令朱庆澜，他本人则准备带兵回任川滇边务大臣。
四川随即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
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军政府在成都东校场外进行阅兵。中途发生兵变，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仓皇逃离。乱兵从校场中蜂拥而出，在成都城内四处抢劫，“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其惨状据说自张献忠屠川以来未曾有过，“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一片混乱中，赵尔丰又被人请出来，以“卸任四川总督”名义出面刊发布告，维持秩序。
1911年12月21日，新任四川都督尹昌衡设计捕捉赵尔丰，在都督府前将其斩首。此时摄影术早已发明多年，并进入中国。所以，赵尔丰被处死临刑前还留下了一张照片。一个须发皆白的清瘦老人，正被人摁住，要他跪下。这是他的生命消失于这个世界的前一刻，那张照片模糊不清，但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并不惊恐，却显出无奈与苍凉。这是为个人，还是为国家？应该是两者都兼而有之吧。
读晚清史，不只是赵尔丰这样的当事人，就是作为读者的我，也常被这种苍凉贯透身心。
细读晚清史料，破除了过去读二手书被灌输的错误印象。
印象之一，是说那时候清廷进行的都是假改革，做样子给人看的。但看晚清与治藏有关的这些人，赵尔丰、张荫棠、联豫，他们是要搞真改革的，而且在短短几年中，在清朝国力最为衰弱的时候，真还身体力行，做了不少事情。做了从雍正朝以来就想做而一直没有做到的事情。在国力最孱弱时，做了国力最强盛时未能做到的事情。
只是，这样的改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些。
看中国历史，于国计民生都有利的改革，总是不能在最容易实行时进行，原因无非是官僚机构的怠惰和利益集团的反对。最后，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可是，已经太晚了。哗啦啦，大厦倾倒了。
赵尔丰这样的人，事业的高峰却因清朝的崩溃而人亡政息。接下来的民国时期，川边藏区经历了更多的动荡，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一再恶化，两者间的矛盾也渐次上升为国族矛盾了——至少是被噶厦政府方面的一些人上升为国族矛盾了。
更可惜者，是藏政改革。
本来张荫棠关于改革西藏政治与社会的构想是很好的，而且，他也颇为细致地处理着与噶厦政府的关系，种种举措虽未及施行，但其主张与态度却受到西藏僧俗贵族的欢迎，或者说，至少没有引起他们的强烈抵制。但他又很快离任，继续进行藏政改革的驻藏大臣联豫，一方面继承了张氏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却以朝廷命官自居而高高在上，又时时流露出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与藏方关系日益紧张。本来是富国强兵的举措——包括增强噶厦政府与军队能力的改革，却被藏方所抵制，最后与西藏地方政教两方面的最高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弄得势不两立，不通音问，川军入藏后，又不知节制，军纪败坏，耀武扬威，而致达赖第二次从拉萨出走，从数年前的坚决抗英者一变而投入英国人的怀抱。
应该说，这个教训非常深刻，至今没有过很好的总结。
这个教训就是，治藏文略，有好的动机，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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