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联东欧剧变，接踵而来的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浪潮，一时间乌云滚滚，风雨满城。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共产主义已被埋葬”，“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甚嚣尘上。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所追求的左派们对眼前的波折深感困惑，一些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并对社会主义有所同情的普通群众也感到迷惘。然而社会主义的潮流是不会被遏阻的。时隔不久，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经过一度沉默之后又开始活跃起来，社会主义成为这批理论家的　　1993年前后，欧美左翼理论家掀起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辩论，形成了一股史无前例的热潮。不少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未来模式被详细地描述出来。这股热潮的部分成果凝聚在巴德汉和罗默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当前的辩论》一书中。而这股热潮所孕育出来的一颗明珠，就是罗默的这部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该书正式出版之前，罗默曾把它两次打印出来，发给世界各地的同行，广泛征求意见，并三易其稿，最后才于1994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新左派书社同时出版。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出版很快在欧美理论界引起轰动效应，给一大批左派以鼓舞，给迷惘中的群众以新希望，赞誉声络绎不绝：

《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反复推敲的，完全可以实现的，尤其是令人信服的”（塞缪尔?鲍尔斯）。

“对那些有兴趣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工程的基础的人，对那些对财产关系形式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有更浓厚学术兴趣的人，《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必不可少的读物。”（E。O。赖特）罗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死亡，她所需要的只是加以现代化。”他试图向人们展示，实现社会主义者的“最大愿望”――平等主义这个目标的社会形式就是“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二）所谓市场社会主义（MarketSocialism），按照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年版）的定义是：“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这就是说，市场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又区别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它具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这一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但又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

不过，不同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各有不同。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格雷戈里（P。R。Gregory）和斯图雷特（R。C。Stuaret）按照所有制、决策机制、调节机制和激励机制四个要素，把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生产要素的公共所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学派抓住市场这个手段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之间的关系去界定，认为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林德布洛姆（CharlsE。Lindblom）曾任美国比较经济学会主席，他以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作为划分标准，把市场社会主义定义为公有制加消费者偏好的混合型市场导向制度，即“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可以看出，尽管这些定义关注的要素有多有少，各自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因此，上述《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是较有代表性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对公有制和利用市场的程度的侧重点是大不相同的。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F。D。Parato）发展起来的现代福利经济学可以说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帕累托认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均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况”即“最有经济效率状态”，这种思想已经隐含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萌芽：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帕累托有“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之称。此后，巴罗内（E。Barone）1908年发表的《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第一次具体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行性。接着，美国经济学家泰勒（F。Taylor）在192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导》，首先阐述了计划模拟市场的“试错法”的思想。1933年，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H。D。Dickinson）发表《社会主义社会中价格的形成》，确定了测算社会主义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的价格的可能性。在探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者中，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外交家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当推其中的佼佼者。关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颇具影响的“兰格模式”，罗默在本书中有详细的讨论。

这样，以米塞斯（L。Mises）、哈耶克（F。Hayek）、罗宾斯为一方的否定派和以泰勒、兰格、勒纳（A。Lerner）为一方的肯定派，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大论战。否定派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由于没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所以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而肯定派则在反驳中，不断地发展出一套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罗默的这部《社会主义的未来》，正是在回顾和分析了开始于兰格与哈耶克的论战以来的理论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

（三）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公有制条件下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市场进行资源有效配置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话，新一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反过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证明市场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在效率和平等上的双重吸引力而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辩护。

像“兰格模式”那样的方案，实际上并未脱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而只是使计划模拟市场，利用市场去替代中央计划无法测算的部分，例如物品价格的确定，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率增长的经济运行。然而经历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现实已是今非昔比，西方新左派们面对的是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接踵而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在俄罗斯，1992年12月，1.5亿“私有化证券”被分发给俄罗斯公民作为“股权认购证”，每张面值1万卢布。由于不限制“股权认购证”与现金的自由兑换，那些一时经济拮据的穷人必然出于对现金的迫切需求而将认购证卖出。这样无需很长时间，财富便将集中在少数富豪或他们控制的证券机构手中。这样导致的社会后果是不难想象的。正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忧虑，以及出自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愈来愈艰难的贫困问题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的不满，一批左翼理论家立足新的基点重新建构“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因此，贯穿罗默这本小册子的是这样一些基本思想：

――这本小册子的任务是，“提出和捍卫一种把市场机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既要考虑效率，又要考虑平等”。

――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的运用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矛盾，而且能够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在经济运转的动力和技术革新方面不能证明市场打败了计划。但是有实例可以证明，运用市场手段执行中央计划比用指令和行政分配的办法更为有效。例如可以运用优惠利率或提高利率的手段进行投资项目的导向，以实现宏观投资目标。

――最新设计的诸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以工人管理的企业为基础的模式，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理经营的企业为基础的模式，和很少明确强调财产关系而是更多强调其他机制的模式，这些经济模式之所以是“令人向往的”，因为它们既能使经济社会高效率地运作，又使公民的收入分配更为平等，而分配的平等化又将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性质。此外，这种社会模式在技术革新、消除公害、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都比私有企业更具优越性。

由于罗默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思考社会主义未来这个话题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例如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一般均衡的分析，“生活质量”提高的分析，“公害”的克服，投资计划的实施等，大都通过数理分析来支持理论结论，因而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感召力，这也许是该著作很快受到高度赞扬的原因之一。显然，这部著作不仅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应该占据一定位置，而且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从它的一般理论结论到具体的经济操作机制，都是不无参考价值的。而且，如果根据各种不同的国情环境，采纳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之所长（或各国之所需），建构一种“改进了的”社会主义蓝图，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如同许多学者所断言，21世纪是社会主义复兴的时代，而社会主义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理论的创新。这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探索。我们正是把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看做这样的一种探索。

但是，如果把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当做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那我们就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首先，罗默等人虽然认为像东欧那样的国家在社会主义解体后思考原有国有企业的去向时，其最佳的出路是转向市场社会主义形式，避免生产资料私有化而最终陷入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社会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断言，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于实现社会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他所讨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有一些模式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只是对经济操作规定了种种“限制”。概而言之，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只是在分配上做文章，他的最高愿望就是使公民在收入分配上“更加平等”，使财富不至于集中在一小部分富有阶级手里。实质上，这只是某种“资本主义改良”方案，与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主张没有根本区别。在这一点上，罗默本人也是有所意识的，他把市场社会主义只是看做“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之前“纠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的过渡性阶段。

然而，即使是这种资本主义改良，其“由此达彼”的道路也是值得怀疑的。没有一个方案能够具体描述如何能使其方案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在全社会实施。而过去社会民主党的实践经验，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从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证明，即使是在他们已经执政掌权的时期，其社会改良的政治主张尚未触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是举步维艰，四处碰壁；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私有制进行“改良”的企图，则等于与虎谋皮，最终难逃失败命运。如果说中国的乡镇企业如同罗默所说的那样是“土生土长”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那么它们应该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的孕育，这种环境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中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

最后，我们对于罗默的某些具体论断或表述也是不能苟同的。例如，他把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相提并论。又如，他认为，“要使公众有权力就需要政治竞争，然而全世界掌握国家权力的共产党过去都彻底地把竞争压制下去”等。公众有权力是否必然要通过“政治竞争”呢？共产党过去是否“都彻底地把竞争压制下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此，对于罗默以及其他西方左翼理论家的“未来社会主义蓝图”或其具体的经济运作机制，我们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甚至批判之。这再次提醒我们必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辨别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主张的原则区别。

（四）罗默（JohnE。Roemer），1945年出生于美国，现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正义与社会”研究中心负责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966年，罗默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数学系。在读研究生期间，他曾参加过许多左派运动，并因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被勒令停学（一年）。从1969年开始，他在旧金山一所中学任数学教员，并于1974年获得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开始进入加州大学任教。他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主要有：分配公正的经济学、马克思经济理论、最优化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然而使他声名鹊起的是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微观分析。他采用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学派的数理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经济理论，例如劳动价值论、阶级与剥削理论等重新进行论证，声称要“奠定”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等著作，使他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些思想观点常常被西方一些书刊和辞典例如《经济学家新境界》介绍。在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华夏百科辞典》、《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一些经济学系列丛书，都曾介绍过他的学术思想。《社会主义的未来》是他运用经济模式构造未来社会主义蓝图的力作。

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余文烈译序言、导论、第1―6章、第15章、附录和参考书目，李惠斌译第7―11章初稿，张金鉴译第12―14章；除余文烈参与校译第8―1l章外，全书由张金鉴校译。由于本书专业术语较多，加之时间紧迫，因此，尽管我们作了一些努力，但相信这个译本的错漏肯定还有不少，我们恳切希望学术界同仁不吝赐教。

这项翻译工作是作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而进行的。我们十分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和罗默教授免费授权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的未来》的中译本！我们还感谢重庆出版社在当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不惜赔本出版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使这个中译本能与读者见面！对本丛书主编徐崇温先生、重庆出版社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领导与研究员在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具体指导与帮助，于此一并致谢！

余文烈1996年7月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