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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12日这么说，邓菲想，“咱们的年轻人”是有名字的，就叫戈梅勒兹。他是谁呢？邓菲思索着，然后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没法儿知道。
不过有件事越来越清楚了，那就是，杜勒斯和荣格在他们所属的这个秘密团体里担负着越来越重大的责任。
亲爱的卡尔：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开始在伯尔尼担任要职。你提出要在舵手和我之间充当中间人，我很感激，但对我们两人来说，自由出入意大利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不过，我会接受你提出的有关赫尔?斯皮尔的秘密行动方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赫尔?斯皮尔已经是我们的人了？我很惊讶。怎么我从来不曾见过他？
除了斯皮尔，我还有几个很不错的人手，有他们在国外，我想我们会做得很好。他们肯定不会让你觉得意外。有几次我们曾谈到他们的忠诚，而且这两个人你都见过的。我指的就是万尼瓦尔?布什博士和年轻的安格尔顿。也请你把这封信当做他们两人加入修会的正式呈文吧。
1942年5月19日邓菲靠在椅背上。如果这会儿能抽根烟，那可太舒服了。万尼瓦尔?布什和“年轻的安格尔顿”。是这样吗？他思索着。杜勒斯会认识几位安格尔顿呢？可能只有一位：詹姆斯?杰塞斯?安格尔顿。这个人在战后曾领导中情局反情报处，是个颇富传奇色彩的间谍，从以色列政治到沃伦委员会，什么事都参与过。那么在1942年，安格尔顿在哪里？担任什么角色？邓菲思考着这个问题。还只是个大学生而已，不过是个交游极广的大学生，正要进入战略情报局。
邓菲不大熟悉布什，但他记得这个人在二战期间曾负责为美国进行科学调查和武器开发。
有他们在身边是很有用，邓菲想，尤其是当你掌控着一个秘密团体的时候。但，斯皮尔是谁？阿尔伯特?斯皮尔吗？他又是……什么人呢？希特勒的建筑师，还是……军备部长？对杜勒斯这种在瑞士负责为盟军传递军事情报的人来说，他真是太有用了，但是，难道斯皮尔这样的纳粹会跟杜勒斯和荣格这类人有任何共同之处吗？尤其是，他们怎么会拥有共同的秘密？
邓菲低声自言自语着。为什么不会有呢？而且，又怎么会没有呢？显然，抹大拉修会有它自己奉行的主张，没理由认为它的主张特别倾向于美国，或者说倾向于自由主义。完全相反，掌控这个组织的人，或者说据称掌控着它的人――它的舵手，是个狂妄的亲法西斯诗人，他在意大利通过广播进行宣传，热情欢呼，称颂墨索里尼为救星。邓菲从历史课上知道的这些。那为什么斯皮尔不可以呢？也许斯皮尔比庞德还正常些。而且，邓菲越来越清楚了，这个抹大拉修会（好在这个组织有个名字）是个秘密的宗教组织。
但，是哪一类型的呢？单从名字上丝毫看不出来：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个妓女，后来成了虔诚的信徒。她以自身经历证明：即使是罪恶最为深重的人也可以获得宽恕。但这又怎样？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
也许事关重大，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肯定，这个修会确实是个宗教团体，那么它的信徒可能来自于世界各地，超越了政治界限――甚至超越了交战国之间的国界。
这些仅仅证明：如果说政治可以缔造出奇奇怪怪的同盟，那么宗教比之更甚。
他看看表。现在9点55分。还剩三个小时。那以后，如果他还算幸运，那他就能全身而退；如果不走运，可就得粉身碎骨了。
有轻轻的敲门声，迪尔特抱着一大摞档案进来了。他把档案堆到桌子上，胡乱比画着，说道：“没有丹菲的档案。”
“你是说邓菲。”
“对，是这个人。但我说了，他的档案不在。”
“为什么？”
“有人在用。”
邓菲尽量不露出太失望、太感兴趣的样子，“你知道谁在用吗？”
迪尔特点点头：“主任。”
邓菲微微一笑，随之打了个冷战。“这里太冷了。”他解释道。
“你会习惯的。”迪尔特回答。
大个子走后，邓菲又开始阅读希德洛夫的档案。杜勒斯迁往伯尔尼后，与荣格会面更加频繁，但给他写信的次数却减少了，可能是因为战事，通信会有风险吧。但即便如此，在写于1942到1944年间的寥寥几封信中，他也找到了一些极珍贵的信息。1942年，又一次，杜勒斯到屈斯纳赫特拜访过荣格后，在信中写道：
我特别感激你那位弗格莱小姐，她带着杜勒斯夫人高高兴兴地坐着船去拉珀斯维尔玩，又把她带回来，人可真好。有像她这样一位聪明能干的秘书，你真幸运。
看来，这就是她的身份了，邓菲想，很高兴又解决了一个疑问。他瞥一眼手表，10点15分。
接下来的一封根本算不上信，只是张明信片罢了，是杜勒斯1943年4月12日寄给荣格的。正面的照片上，是一座秀美的山峰，树上落满了积雪。背面上的文字说，这是位于格劳宾登州的瑞士国家公园，建于1914年，靠近意大利边境。
杜勒斯写道：
我见过咱们的年轻人了。你知道，他成天关在屋里，很不开心，对我们的计划也丝毫不感兴趣。不过他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只要伤口还可以忍受，每天都会尽量多走动走动。
这里又出现了“咱们的年轻人”，戈梅勒兹，邓菲想。
接下来一封信是战后写的。标明日期为1945年5月29日，从罗马寄出。
亲爱的卡尔：
我刚刚去过比萨的惩戒训练中心，庞德会一直关在那里，直到办好他回华盛顿的一切手续。
你可以想象，这个中心不会是什么好地方――这里关押着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士兵，谋杀、强奸、开小差、吸毒等等。看到我们的舵手呆在这种地方，我心都要碎了。
然而，情况本有可能更糟的。是安格尔顿少校安排人“抓”他的。少校明确表示不会审讯他。埃兹拉说，自他被囚禁，我是第一个对他说话的人。
即便如此，你也可以想到，他呆的那种地方也真够恐怖的了。还有那些于他不利的证据：几十场，甚至上百场电台广播，将矛头指向犹太人、银行家，以及美国的一切，却称颂墨索里尼的勇气和胸襟。
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我想，也许他会被绞死的。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共有六份公文，有长有短，不过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如何拯救他们的舵手？美国公众强烈要求把庞德私刑处死，杜勒斯认为，如果庞德被审判，那简直就是场灾难。因此，他们决定采用这个办法：提出以精神失常作为庞德犯罪的理由，但犯的不是叛国罪。在这方面，荣格是最宝贵的同盟。作为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他可是精神病学界的泰斗。
那么，如果荣格帮杜勒斯和“年轻的安格尔顿”发动学术界掀起一场浪潮，支持庞德在政治上犯错误是因为精神失常的说法，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否则的话，这一点很容易遭到质疑的。
看来我们是胜利了。
埃兹拉被转送到了华盛顿的联邦精神病院。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他会一直受到温弗雷德?奥弗霍尔泽大夫的照顾，他也是我们的人。我还没有去精神病院里拜访过这位大人物，但我已经得到可靠消息，说他得到一套房间，并在房间里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朝拜。
温尼向我保证说，除了不允许他在院子外面到处跑之外，不会取消他的任何特权。他的伙食有专人备办，来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人多得他都开始抱怨了，说自己时间紧张，连写作时间都没了。
到了这种地步，至少还算不错吧……
1946年10月12日两个月后，杜勒斯祝愿荣格圣诞快乐，并向他汇报了自己“和温弗雷德?奥弗霍尔泽大夫的病人之间一次饶有趣味的密谈”：
如今，当比萨和审判都被抛在了身后，他似乎已基本恢复一度失去的勃勃生气和他全部敏捷的才思。从我和他共度的那个下午来看，我可以向你保证，他长期的狱中生活根本不曾削弱他的创作力，相反，这期间他的精力似乎反倒格外集中。在精神病院他的房间里，我们的舵手提出了一种策略，很可能会管用的。他对我说：“现在需要我们这一小帮人对《秘经》采取积极的态度（又出现了这个词，邓菲想），即使曾有助产士帮助，《秘经》中预言的一切最终都会分毫不爽应验的，并不会因有人力介入而有所损伤。”
你看到其中的关键了吧，我们的领航人希望我们介入进去，促使《秘经》中列出的一切征兆都具象化，以加速预言的应验――实际上，也就是让我们充当迎接千禧年的助产士。埃兹拉提出，用这种方式，也许我们可以在咱们年轻人的有生之年，实现我们的目标。
邓菲不能够完全确定，杜勒斯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一来他不明白“具象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二来他也从未听说过“秘经”。即便他听说过，明白加速预言的应验指什么，还是不明白这跟“在咱们年轻人的有生之年”达到他们的目标有什么关联。
信继续下去：
要完成这些当然需要政治的策略，心理的策略。尤其是需要某种机构，使抹大拉修会避开大众的审视，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就会有这样的机构了。
下一封信日期是1947年2月19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答了上面的问题。
我和埃兹拉上周见面了，他说，情报机构正好可以为我们这样一个团体提供理想的庇护所。因为这些情报组织的日常活动在本质上就是秘密的。保密性正是他们日常事务的独特标记。因此，一个秘密团体处在一个秘密机构里，就类似于一块玻璃躺在海底（这个比喻是埃兹拉的）。
他的这种想法，你可以想象，我们修会很容易从中受益。
很可惜，我们现在基本上无法利用英法两国的情报组织。我们修会曾有人在这些组织中担任过最高职务（文森特?沃尔辛厄姆就曾有九年时间担任我们的领航人），而现在，这些组织中我们的影响已大不如前了。
邓菲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他不知道文森特?沃尔辛厄姆是谁，他只知道内斯塔?韦伯斯特是个名声很臭的作家，写过关于秘密社团的作品。
他挠挠脖子，想努力解开这个结。他好久不曾跑步了，真是想念。也许明天吧，邓菲想，接着听到自己回答说，如果还有明天的话。然后，他又坐回到椅子上，重新读起来。
不过，在过去的一年里还是出现过一次机会。1月份的时候，杜鲁门总统签署了一份秘密授权书，准备以美国战略情报局为基础，筹建一个新的情报组织。新机构被称做中央情报组，以对付“红色威胁”为主要任务，并把莫斯科作为其工作的核心。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个组织的第一任局长被任命之前，我曾在中情组的筹建和运作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我想你应该不会感到惊奇。我有了这样的身份，要在中央情报组内部创建某种圣所，应当不是什么难事，这样我们就可以放手行动，不必担心有人监视或发生意外后果。我指的是安全调查处，它是反情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快就会由年轻的安格尔顿来领导。有他的帮助，修会的活动就会淹没在一片混沌不可见的海里，因为媒体和政府很快就会视他们从事的间谍活动为理所当然。
如果把其比做内部的圣所，意思似乎还不够明白，那么你可以把我们当做政治上的麦地那龙线虫。
邓菲手一松，信从手中落到桌上。他向椅子背后一倒，盯着天花板，吐出一声疲惫的叹息，惊讶不已。看来，中情局仅仅是个幌子，他想，其目标是某种更重要的事。冷战，也只是某种目的的借口而已。这个抹大拉修会的事情……
“打扰了……”
邓菲抬起头。迪尔特正站在门口。“什么？”邓菲问，口气像是在玩二十一点时，让玩家要牌似的。
“我以为――我听见你在说话。我以为你要我来……”迪尔特一脸的迷惑不解，邓菲感到尴尬，自己刚才竟然在自言自语。
“我需要百科全书。”邓菲说。
邓菲眨巴眨巴眼睛，“全套百科全书？英文的？”
邓菲摇摇头，试着控制住自己。“不是，”他说，“只要字母D的，但一定得英文。”
当门关上时，邓菲瞥了眼手表，11点15――在美国刚过清晨5点。这就是说，他还有一个半小时就必须离开了。
做着有趣的事，时间真像飞一样！他这样想着，又展开面前桌上的一封信。
亲爱的卡尔：
我到西部去了八天，在加利福尼亚参观了喷气推进实验室，还到内华达看了看我们的设施，现在刚刚回到我的办公桌旁。最后一程是布什博士陪伴我的，可以说，我们的时间都花在了该花的地方。
几周之内就会引进第一个原型。这次事件将安排在新墨西哥罗斯韦尔附近，这是个小镇，离桑地亚实验室不远。我们会派安全调查处人员到第509轰炸机联队执行临时任务，他们就负责“复原”那个物体，并负责处理随之而来的问题：向公众及媒体解释这一切。
根据商议好的，首先要承认这个经过复原的人造物体（实际上只不过是个气象球）的存在，然后再加以否认，那么，正如你所说，整个事件就变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谣言”。
这个谣言将不断得到证实，事件临近结束时，中情组将会打着空军的旗号在赖特机场（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修筑防御工事。就美国及国外媒体来说，由于这件事一再遭到否认，所以不管提出什么证据，他们倒很容易会认为，修筑防御工事就说明这事确实是存在的。
1947年4月23日敲门声打断了他的阅读。他抬起头，迪尔特正站在门口，抱着两本书。“这里，”他说，一步就跨了过来。“这是第九十三卷，行吗？”
邓菲不耐烦地点点头，接过书，然后目视着他的那人转过身去。一会儿，门在他身后合上了。
是厚厚的两本用摩洛哥皮包着的书。邓菲有一会儿想不起来为什么自己要百科全书。是要查杜勒斯信中提到的什么东西，拉丁文写的，但……是什么呢？他的大脑转着圈子――不过并不像光盘那样转，倒更像一个陀螺，转得要停下的时候，就像刚开始转动时那样，左一歪，右一歪，然后很快慢了下来。
他回过头浏览杜勒斯早些时候写的信，直到找着了要找的――2月19日的信――还有那些话“政治上的麦地那龙线虫。”邓菲查找起来。
现在已是11点55分。
他阅读杜勒斯的信件已近四个小时。他感觉自己几乎要失去自制力了。几小时前的偏执妄想压了回来。不时地，他会突然想起，自己是在地下四楼，一想到这一点就会感到一阵幽闭恐怖症的痛苦，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毛病。一个问题冷冷地冒了出来，好像不是来自大脑，而像是来自脾脏似的：究竟是什么，使他自以为仅凭着一张通行证，就觉得可以在特别档案馆进进出出？如果希尔达和她的朋友非要等到跟哈里?马尔塔谈过后，才准许他离开，那又该怎么办？
哼，那还不简单，邓菲对自己说。如果他们这么做，你就碎尸万段了呗。
突然间，他感觉很需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或者，他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但这个谎言并没有持续多久。他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去看看迪尔特是否允许自己走出这个房间。他从桌旁站起身，走向门旁，打开门。不出所料，迪尔特正在门外，坐在直背椅上读《毛斯》。
“这里有没有咖啡？”邓菲问道。
“当然有，”迪尔特说，朝电梯那边摆摆头。“在二楼食堂。”
邓菲在身后关上门，朝后面走去，告诉保安不要让任何人进入房间。
“当然不会。”迪尔特回答道，继续翻着书页。
食堂并不难找。现在正是中午，好像半个大楼的人都在往食堂走似的。随着人群，邓菲发现自己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很漂亮的食堂，这也是他到过的唯一一个堪称漂亮的食堂。每面墙上都画着壁画，画的是田园景色，却有着一张张现代人的面孔，杜勒斯、荣格、庞德、哈里?马尔塔都在上面。没有地方可以付现金。每人都在给自己挑选吃的。邓菲的食欲被勾起来了：一堆堆的小圆面包、脆皮面包，一盘盘切得薄薄的烤鸭、烤牛肉、烤鹿肉。还有奶酪土豆、炸面条、马铃薯煎饼、烤腊肠、溶化奶油，再加上一瓶瓶冰镇啤酒和小瓶的葡萄酒。还有一盘盘奶酪，一篮篮凉拌生菜，堆积如小山般的水果。
他拿了杯脱咖啡因咖啡，就顺原路往回走。
“哎！”迪尔特喊一声，递过来一张折起的纸。
“这是什么？”邓菲问，恐惧感又回来了。
“便条――”
“给我的？”
“是，拿着！是你朋友――迈克。”
邓菲接过便条，走进办公室，在身后掩上门。
吉恩！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以为你生病了呢！今天上午我见到希尔达了，她办公桌上有你的名字，她说起来你在搞什么“损害管制”――这是搞什么的呀？你啥时候知道“损害管制”的？你不过是个牛仔嘛！（哈哈！）不说这些啦，咱们一块儿吃午饭――我十分钟就来。
下面是写惯了的潦潦草草的签名：R×××G-O-L-D。R-gold。MikeR-gold。Rhine-gold！迈克?莱因戈尔德！真他妈的！
虽说现在几点已根本无所谓，邓菲还是看看了表：12点22分。他必须从这里出去了，因为……因为邓菲认识莱因戈尔德，莱因戈尔德认识布罗丁――情况不妙。莱因戈尔德就是在兰利那间消音的密室中盘问过邓菲的那个精神变态的讨厌鬼，如果他在这里看见我――在楚格――在档案馆……必须，必须，必须得走了。
把外套留在这里吧，我想迪尔特不会让我穿着外套走出这道门的。它可是在朱姆施托肯酒店旁的小广场上花一千英镑买的啊。
邓菲惋惜地瞥一眼桌上的文件。杜勒斯写给荣格的信还剩五六封没读，还有一摞档案，标着牛科动物普查――新墨西哥，牛科动物普查――科罗拉多。他永远没机会看这些档案了。除非……
他拿起一卷档案滑进衬衣里，又把最后几封杜勒斯的信塞进口袋。他正要伸手拿希德洛夫的磁带，门忽然敞开了，迈克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乐呵呵地伸着手，咧着嘴傻兮兮地笑，只是一瞬，他的笑容消失了，一脸的茫然，陷入了回忆中――最后，眉头紧锁起来。
“嗨……”
邓菲像一般人似的被逮个正着，不过他的反应却并非一般人可比。还未等莱因戈尔德反应过来，他就一手抓住了小个子的后颈，一手抓住了他大背头的发根。随后，邓菲一脚踹上门，一把将他拽进屋子，砰的一声，莱因戈尔德的鼻梁撞到了桌子边上，一股鲜血呈弧线喷了出来，桌上的磁带也随之一蹦。莱因戈尔德瘫软了下去。
邓菲拉着他的胳膊，扶他起来，轻轻晃晃他，像摇储钱罐儿似的。没有丝毫反应。他晕过去了。
然后就响起了敲门声。“喂？”
“没什么，”邓菲说，“我和迈克只是在――”
莱因戈尔德的脚跟踩住了邓菲的脚背，转啊，碾啊，邓菲痛得大叫一声。
“迪尔特！”莱因戈尔德尖叫道，邓菲把他从自己的脚背上提留起来，转过身，咚咚地直往墙上撞，一下，两下，直到迪尔特把门撞开，一步跨了进来，吃惊地看到邓菲的老友瘫倒在地，像一麻袋烂泥。邓菲身后的墙上，斑斑点点洒满了迈克尔?莱因戈尔德的鲜血。
“到底怎么回事？”大个子向邓菲逼近一步，又一步，直逼得美国人退到小房间的角落里。他眼睛兴奋得发亮，向左虚晃一招，紧接着右拳捣了过去，瞬间中，已击中邓菲两次。美国人的头砰地砸在墙上，上唇开裂，血流了出来。迪尔特的左拳一下接一下重重地向他腹部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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