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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特哈齐探着身子说：“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们。”
“什么情况？”
“希德洛夫教授主要研究心理学的哪个方面？”
邓菲把这些问询者逐个看了个遍。最后说：“我怎么知道他到底研究什么？”
“好――”
“我告诉你们，他的情况我都是从文件上看到的。”
“你不对你的窃听对象感到好奇吗？”
“好奇？对什么好奇？一个心理学老师？我可不这样想。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据我所知，他是被屠杀的。”
“屠杀？”莱因戈尔德问。
“是的。”
“你为什么要用那个词？”
“相对于哪个词？”
“杀死。”
“因为他不仅仅是被‘杀死’而是被分尸。他的胳膊、腿――他被阉割了。你们想听听我的看法吗？警察应该去食品杂货店挨个问那里的每一个人，看看那天晚上他们在哪儿！因为这不像是杀人而像是切割。”
询问邓菲的人又皱起了眉头：“是啊……这确实很可怕。”莱因戈尔德说。
埃斯特哈齐把脸转过去，他们又僵持着好一会儿没说话。
最后，邓菲开口问道：“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联系？”
“监视和杀人之间有什么联系？”
“没有联系，”埃斯特哈齐回答说，“为什么要有联系呢？”
“好，那么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巧合。我是说没人会在电话里谈论机密。监视的目的只是了解这个人在家里的生活起居习惯。他是否养了狗或者猫？如果他养了狗，那么他什么时间遛狗――在哪里遛？他去看牙医吗？去按摩吗？他有情妇吗？”
“邓菲先生，离题太远了。”莱因戈尔德很沮丧。但是邓菲还是不停地说而且越说越快。
“他做了些什么？在哪里做的？什么时间做的？因为――让我们面对这一事实――有人设法在铁轨旁的某个地方找到了他，他们在伦敦的中心行动了――像外科手术一样动刀――直至他成了该死的肢体分离的尸体――他们才离开――”
“邓菲先生――”
“为了基督的名，滚出教堂――”
“杰克――”
“见鬼，我是个嫌疑犯？你们说没有联系是什么意思？”
邓菲疯狂地看着询问者。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时间一秒一秒地滴答而过。最后，埃斯特哈齐清清嗓子很尴尬地说：“事实上你不是。”
“不是什么？”
“嫌疑犯。”
“你怎么知道？”邓菲问。
“只有等我们找到戴维斯时，才能排除你的嫌疑。你更像是一个，嗯，能够提供重大线索的关键人物。”
“的确是，”埃斯特哈齐说，“他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
一片死寂。他们连眼都不眨一下。
最后，邓菲翻转手掌把头顶的灯放下来。“老兄，对不起，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到了下午7点钟，任务汇报仍在进行。莱茵戈尔德的手表这时突然尖锐聒噪地响了起来，提醒他这会儿该在别的什么地方。
他们收起笔记，盖上公文包，站起身。“我想你应该就在旅店吃些晚餐。”
“这个主意不错！”埃斯特哈齐插了一句，“享受旅店的送饭服务，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嘛。”
“我们明天8点钟继续，”莱茵戈尔德补充说。
“你看我们能稍微晚点开始么？”邓菲问道，“中午怎么样？”
伊斯特哈兹和莱茵戈尔德一脸迷茫地互相望了望。
“我需要换洗衣服，”他解释说，“还有袜子。你知道商店上午10点钟才开始营业。”
没有回应，更别说一个微笑。
邓菲叹息道：“好吧，没问题，我在浴室把它们洗了再穿就是啦。”
于是，他在七楼买了一瓶“护丽”洗涤液，回到房间，浴盆里放满水。脱下衣服，跪在浴室地板上，骂骂咧咧，把套衫、袜子和内衣洗了出来。
用手拧干后把它们搭在散热器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坐下来，电视里正在播电影，他要了一个汉堡，裹着浴巾进入了梦乡。
任务汇报第二天接着进行，邓菲穿着浴盆里洗出来还湿漉漉的套衫，就这样持续到了傍晚，不得不第二次暂停。星期三早上继续，还是同一个内容。
整个过程使人疲惫不堪，心生厌烦，到最后，一切都成了敷衍了事。他们想要的答案，邓菲一概不知，当然汤米?戴维斯的下落，他们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弄出个眉目。星期三下午，伊斯特哈兹靠着椅子，抬着眉毛说：“我想我们进展得差不多了。”
莱茵戈尔德点点头：“我同意，我得说我们该结束这次汇报了。”
几乎是同时，两人站了起来，收起钢笔和便签，火柴和烟。伊斯特哈兹从桌子上拿起表，带在手上。
想到这场折磨终于熬到了头，邓菲松了口气。笑着将椅子推到身后，站了起来。
莱茵戈尔德盖上公文包的时候毫无表情地看着邓菲，“你准备去哪？”
邓菲做了个手势，好像是在说“出去一下”。
“你的事情还没完，”莱茵戈尔德说，“我们的任务结束了。”
煎熬中一个小时过去了门才被打开，一个罗圈腿的男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对不搭配的公文包，朝邓菲点了点头，就把文件夹摆在桌上，脱去运动夹克，把它小心挂在椅子上。其中的一个公文包很薄，皮质光滑，另一个鼓鼓的，很结实，类似矿渣的灰色。
以一种近乎仪式般的郑重，这位来客从美国旅行者箱包里取出一对血红的东西，放在了邓菲面前。
有一本简装杂志，封面上是一张野性十足的图片，一个身着短裤和缰绳看起来湿漉漉的金发女郎正跪着擦拭厨房的地板；就在几英尺远的地方，一个丹麦人淫荡地望着她。书的名字，邓菲注意到，叫《男人最好的朋友》。
第二件物品是个小型镀金的耶稣神像，双目从血棘星冠中仰望着天堂。邓菲看了看这两个东西，晃了晃脑袋，哼着鼻子对这些廉价拙劣的心理测试表示不屑。
这个罗圈腿男人眼也不眨，打开塑料公文包从里面的仪器里拉出一根电线。然后转向邓菲，双手支着斜依着桌子，向神像点点头，低语道：“我知道你做了什么，我知道你所知道的，你对我撒谎，你个混蛋，你敢对主撒谎，现在卷起你的袖子。”
接下来这一天，可以说整个星期三，就是对邓菲的整个职业生涯的一连串模糊的提问。当然这项测试对邓菲毫无意义，每一位受过职业训练的官员，虽不能说能彻底攻破测谎仪，却至少可以干扰它的结果。假如测试足够长，就像邓菲现在面临的这个，想要通过它将会是个耗精力的过程，要求被测试者长时间保持相当高度的精神集中。困难有，但并非没有可能应付过去。当需要隐藏有价值的信息时这样做完全值得。
诀窍就是利用问题和回答中间的那个空隙。这个空隙通常会被测试者刻意延长以便更好地获取被测试者的流电感应。若要通过测谎仪，你必须为真相创建一个虚拟基线。做法就是在每一个真实的回答中融入定量的压力，使得那些答案和谎言混淆起来无从辨认。
生成压力不难，你只需要一点算术，也就是在每一次作答前做些类似14乘以11这样的乘法运算。然后，该你撒谎的时候，你可以不假思索地撒谎，这样出来的结果或多或少都是一样。
测谎仪操作者就只能得出结论：要么你对每一件事都在撒谎要么你说出了全部事实。既然有些问题的答案是已知的，那么推理出的结论就是被测试者是诚实的。
“今天是星期三么？”操作员从一个电脑打印出来的复写簿上读着问题。
邓菲想了想，16乘以9是……90加54：144“是的。”他说。提问者在问题的旁边画了对勾。
“你去过伦敦么？”
14乘以12是……喔，140加28：168.“是的。”又一个对勾。
测试就这样进行着。
“你熟悉合体字母MK-IMAGE么？”
27乘以8：216.“不知道。”邓菲说，并刻意用脑子记了下来。他的算术越来越好了。（可到底什么是MK-IMAGE呢？）“戴维斯先生离开伦敦当天和你联系过么？”
341除8是……42――邓菲的脑子一片空白。42或者其他什么数。42和……零钱。“是的。”邓菲说。又是一个对勾。
“他告诉你他去哪里了么？”
邓菲再次使大脑呈现空白状态。“没有。”他说。一切照旧。
又一个小对勾。
邓菲胜券在握。
邓菲晚上回到酒店，装有他用过的护照、钱包还有衣服的箱子已经在门口等他了。还有一个装有牙刷、剃须刀、一大把收据、梳妆台上的零用钱、梳子、其他杂物的塑料袋。上面用黑色的标记笔写着：私人物品。这让邓菲有一种怪怪的却又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如此，他突然想起，人死的时候都这么来标记物品。他们把你的牙刷、零用钱一起装袋然后送到你最近的亲属那里。由于极度疲惫，邓菲坐在床上，躺着没多久就睡了过去。
响个不停的电话铃声把他从沉睡中叫醒，他已经睡了十个小时。电话那端的声音通知他明天立即去中情掩护部报到，而且要随身带上所有的证件资料。
邓菲照电话里说的，如约前往。一位头发花白的黑人官员手里拿着一份清单，要求收回克里?索恩利的护照，他的爱尔兰驾照，以及所有口袋里的其他物品。清检过的每一件物品都从清单上被划除，随后就放进了一个标有焚毁字样的金属篓。
他第一次清楚认识到以后自己再也不用为中情局去英国执行任务了。
昏昏沉沉中，他乘上电梯来到了人事管理部，在一个石灰绿的休息室里翻着一本破旧的《经济家》，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有一位身穿制服体态较小面相老练的女人走了过来，告诉他现在B-209将是他暂时的办公室。
邓菲对总部再熟悉不过了，可……“这个地方在哪？”
“我不太清楚，”她说，真的被问住似的，“你得问一下保安。”
其实B-209位处北区的地下室，两个码头中间宽阔的走廊上。这条走廊也兼做仓库用来放置电脑设备、办公用品，还有（这一点邓菲马上意识到了）挂在国际事务分部下面的乱七八糟的小机构和准军事机构。
铲车组沿着走廊从一个码头隆隆驶向另一个，彼此间或是和墙壁时常发出猛烈的碰撞噪音的缘故，人们在这里说话比在总部其他地方嗓门更高些。当然处处也少不了同事之间的插科打诨。这在邓菲看来就像是一团睾丸激素笼罩在走廊上空，让人想起缅因州乡村小径中出现的鬼火。根本无法在这种地方思考，如果真有事情要想的话。不过现在是无事可想，他已被监控。
他的办公室是个浅黄色的小阁室。数不清的隔段作为滑动门。房内配有一把米黄色的旋转椅、一个衣架，以及一个米白的书架。屋角还有一个空的文件柜，就在旁边放有一个垃圾焚烧篮。
地上还有一部电话和一本罗杰斯辞典，却没有地毯，说得更直白点，没有任何桌子。
邓菲拿起电话想叫房间服务，却没有拨通。一阵恼火，他怒气冲冲地走出这个小阁室（你真的无法称它为一间屋子）直奔人事部，却在迷宫一般的走廊里迷失了方向。接下来情非得已的问路让就在这里工作的邓菲感到尴尬无比，就这般忍受着屈辱，他来到了人事部，却无奈满腔怒火的邓菲在眼前这位身着制服瘦小阴沉的女人跟前蔫了下来。她同情地耸了下肩，“要耐心，”她说，“他们在整理东西。”
邓菲抢过一部电话要求总机帮他接通他的部门主管――弗莱德?克里斯曼，现在策划署。只有弗莱德能告诉他发生了什么，邓菲通过杰西?柯里向他汇报情况长达一年之久。
“对不起，小伙子，”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真不巧，弗莱德上个星期就去了东非。”
邓菲拨了另一个号，可他要找的人都不在：开会中，不在办公室，外出旅游。勤务员说他将传达口信给这些人，语气就像旅店工作的客房服务生，然后允诺马上给他电话。“你怎么给我电话？”邓菲会问。“我告诉过你，这部电话根本不管用。”
茫然郁闷中，邓菲一天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从办公室溜达到人事部，从人事部到餐厅，从餐厅到健身房。每天如此。他在里面跳绳，举重，打打拳击。一周过去了。两周，三周，他的肌肉越来越结实。犹如一个技术官员版的体育健将，不为人知地在这座官僚机构空旷的大厅里整日闲荡。到了下午，他就来到局里的图书馆，那里可以读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最近的消息。每天都舒舒服服地坐在同一把椅子上，邓菲搜读着英国媒体有关希德洛夫教授的报道，却一无所获。第一行新闻标题过后，有关调查的报道就消失了。
这让邓菲怀疑英国政府已下令封杀了该消息。因为愤怒和焦虑，他的胃开始翻腾。最终，事情的真相会在一天水落石出，可会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又会牵涉到哪些人？一切都是未知。
邓菲厌倦了弗吉尼亚北部的泰森斯角旅店。他想念在切尔西的公寓和在那里度过的日子。那才叫生活。他最是想念克莱姆，除了说些“我在潜逃，到时会联系你，再见”，真的，他什么也无法对她讲。这让两人的关系没有了基础。他可能再也不能返回英格兰，更别说见到克莱姆，这个想法让他胆颤不已。
正如二战后中情局的处境，因为敌人的投降，使得中情局在冷战过后消极涣散，士气全无。因为不再有合适的任务，存在也变得岌岌可危。这些年，在没有匹敌对手的情况下勉强运转，靠着和曼努艾尔?诺列加和萨达姆?侯赛因之流的顽固头目，还有在逃的恐怖分子和一些在逃的哥伦比亚亡命徒。现在，国会开始蠢蠢欲动。有人放话要在局内裁员，“重新分配稀有资源”。资源中最昂贵的当属没有官方掩护的特工，或叫NOC，邓菲就是。他们逐渐从战场中被撤回，接着就被来自五角大楼人工智能防御部的神出鬼没的家伙们取代。中情局自成立以来面临第一次的预算危机。兰格里小区不再是个让人开心的地方了。
假如有一处净地能让人们暂时逃离早已弥漫整栋大楼的不安，那就是餐厅了。这里就是一个大象坟场（大象死前会自行前往大象坟场，然后静静地等待死亡来临）。来到这里的人们已经预告了自己特工生涯的结束，有枯竭耗尽的特工，有酒鬼，神经病，难于驾驭如炮弹失去约束般的危险分子，告密者，还有因为各种原因局里不能解雇的残货。
任何时候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待处理人员光顾那里。
他们中大部分没有责任在身，然而，也有少数人，就如怀特，仅仅是失业而已。
怀特是个经典的例子。普林斯顿的硕士生，精通东方语言（流利地讲汉语普通话和韩语），于1975年加入中情局。以军事身份做掩护被派往首尔，在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就在非军事区被刺伤。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他遭受了一系列残酷的审讯和模拟处决，直到他的逮捕者最终厌倦了这一套程式。后来怀特被转移到遥远北郊的一个监狱农场，似乎从此被人们遗忘。到了1991年，也许是作为一种冷战后的反思，他被带往非军事区并在他被逮捕并囚禁长达十五年多的地方将其悄悄释放，这种示意，或者说玩笑，不管它是什么，都差点让他整个人疯掉。他站在那里，踩着齐脚踝的泥巴，站在这个让他逝去十六年生命的地方，像中了咒语一般，想（或是希望）这过去的十六年只是一场噩梦。后来他在一次伪装演习时被一名南韩士兵劫走从而来到了安全地带。
返回美国的那天，他发现自己早在十年前就被宣告法律死亡。
离怀特退休还有三年。这期间他担任行动总部和信息私密协调部们间的联络员。他的工作，实际操作起来就是给行动总部内要求参考信息的申请人分配自由信息查阅请求，这活一天也花费不了怀特一小时的时间，所以剩下的时间他就来到餐厅，一直待到回家。
这是可怕的人才浪费，可别无选择。高等学府内的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示与运用，怀特却错失了他一生中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现在他坐在餐厅，心不在焉地笑着，读着福楼拜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邓菲对他很着迷。
“我努力地补东西，”有一天怀特解释说。“可缺失的太多了，我是说――华尔街、艾滋，还有因特网。这就像比利乔的歌。除了――它们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所有我听到的都像是谣传。铁氟隆、保鲜膜、疯狂快干胶和迷你光盘……耶稣基督，这个可是了不起的人物。总之，我没多久就意识到光读写《TIME》的过期刊物是不够的。我能记住每个在金莺棒球队效力的球员，可我从没看过他们的比赛。我是说，谁是卡尔?里普肯（美国棒球明星）或是胡安?皮萨罗（罗马足球明星）出了什么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怀特说着，指着手里拿着的那本书，“我发现读史书，读经典能让我放松些。这些书超越时间，代表着永恒。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邓菲点点头。怀特的生活里有太多未被填补的空隙，哪怕最稀松平常的谈话在他都是一次新鲜的体验。邓菲很喜欢他，所以当罗斯科?怀特问他是否在找地方住，邓菲毫不犹豫地说：“是啊，你知道有出租的地方？”
“当然，”罗斯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们可以共享我的农场和在宝晶苑的五英亩地。租金不贵，感兴趣么？”
“好啊，”邓菲回答说，“可……我得告诉你，我可能不会住太久。”
“为什么？”
“我在伦敦有个女友，别告诉别人，我对现在的工作一点劲头也没有。再有，我不大讲卫生，你明白么？”
罗斯科笑了笑，“这正是我雇位清洁女工的缘故，一周打扫一次，没她还真不行。”
“那样的话……你有叫醒服务么？”
邓菲搬去和罗斯科?怀特合住不到几周的时间，上面便给他下达了一个新任务，这让他很不高兴。返回伦敦是不太可能，可为什么就不能在其他城市执行这一任务？当然也会一切顺利，比如，日内瓦，或再好点，巴黎。他借了台打字机，就此事宜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但没有任何的回复。最后，他收到了一份简短指示，要求他报到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培训课程，培养未来的信息审查官员，简称IROS。
环顾四下，邓菲感到自己的未来很不妙，除了自己，其他的官员都是些兼职的六十多岁的老头。他们领着退休金，还在这里享受着年金补贴。每天只需在总部呆上几个小时就可以挣到额外收入，没什么不好，即便这个工作乏味透顶。他们会不停地告诉你，这叫做重上马鞍，发挥余热。
邓菲准备从马鞍上下来。迫使他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现在的麻烦处境。不管是何原因局里就是想让他辞职。至于为什么，他一点也不清楚。他唯一清楚的就是如果他选择离开，他就再也无法知道整个事情的真相。
他咬牙留了下来。听着那位发福的教官讲解自由信息法案如何在中情局运作。这个法案就是个招人厌的玩意，教官说，因为它给了大街上的任何一个人，管他忠诚与否，关于任何主题，要求政府提供信息的权利。操作起来，就是每收到一项请求（局里一天能收到一打还多），联络员（比如罗斯科?怀特）要将该请求下达给下一级的信息审查员。接下来信息审查员来到B栋的中央数据登记簿搜索定位申请者需要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被拷贝后由审查员阅读，并用笔尖感应笔审核其中法定不能对外发布的机密信息和数据。最后编写过的拷贝被送往信息协调部，由参考分析师作最终的审阅鉴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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