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夏，联大文学院自蒙自迁返昆明，钱穆因爱宜良山，决定一人卜居宜良。汤用彤、贺麟也念蒙自环境幽雅，故留校小住。于是他们约请吴宓、沈有鼎等共七人，借居旧时法国医院。此去空军基地不远，乃空袭危险地带，沈氏占易，得节之九二，有“不出门庭凶”的谶言。所以，汤氏七人遂晨起出门，携带干粮、茶水，择野外林石佳境，各出所携书阅读，至午后4时始归。后来果然遭受敌机空袭，城区多处轰毁，蒙自安然无恙。汤氏等在蒙自尽管日日如避乱之难民，岩居穴处，连续经旬，然而其中也有一番健身怡情的深切感受。秋季开学，汤氏、贺麟送钱穆至宜良北山岩泉下寺，遂赴昆明任事。由是获数日流连清静。

时至寒假，即1939年初，汤用彤曾偕陈寅恪同访钱穆于宜良山寺。钱穆又曾约汤氏、贺氏在宜良至昆明途中一湖附近做一日游，见湖水平漾，却无舟楫，知湖中有漩涡曾吞没两个驾舟探险的法国人，不禁谈湖色变，废然而归。另钱氏因游路南而食羊乳，归昆明告汤氏同赴城外某酒肆品尝此风味小吃，汤氏一饱口福，甚赞不绝。如此亦是学者们忙中偷闲的一段佳话。

寒去暑来，1939年暑假将至，其时昆明屡遭空袭，汤氏利用假期赴沪接从北平南下的眷属至昆明，钱氏也于此时赴香港交《国史大纲》与商务印书馆付印，再转上海归苏州探母。二人又得同行。他们绕道河内，乘海轮抵达香港，继而北上抵沪。汤氏又伴钱至苏州省亲。因钱决意在苏州奉养老母，两日后，汤氏只身返沪，并携眷南下昆明。

离昆明以后，汤用彤尝与钱穆谈及治学之事，据钱穆追忆：

锡予询余：“史纲》（即《国史大纲》，笔者注）已成，此下将何从事？”余询锡予意见。锡予谓：“儒史之学君已全体窥涉，此下可旁治佛学，当可更资开拓。”余言：“读佛藏如入大海，兄之《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提要钩玄，阐幽发微，读之可窥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庚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则佛学精要大体已尽，余惟待君成稿耳。”

锡予谓：“获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艰巨，无力再任。兄如不喜此途砧研，改读英文，多窥西籍，或可为兄学更辟一新途径。”余言：“自十八岁离开学校，此途已芜，未治久矣。恐重新自ABC开始，无此力量。”

在苏州两日，汤氏曾伴钱穆同游苏州书市，见公私书籍满街流散，甚至有一书摊，尽是西方书籍，均为东吴大学散失之书。汤用彤为钱穆择购三本，钱氏意多购，汤氏解释说：“兄在北平前后购书五万册，节衣缩食，教薪尽花在书架上，今已一册不在手边。生活日窘，又欲多购西书何为？且以一年精力（指钱氏预备在苏州逗留一年，笔者注），读此三书足矣。”

这是钱穆在《师友杂忆》十数则有关汤氏记载中唯一披露汤氏对治学发表的个人意见，也是汤氏唯一直抒己见之处。1943年钱穆任四川华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暑期居灌县灵岩山寺，曾就寺中方丈处借读《指月录》，加深了他对唐代禅宗终于转归宋明理学的认识。后来，他又因读胡适关于神会和尚的论述，不禁操觚为文，撰长文《神会与坛经》，投寄《东方杂志》。抗战胜利后，他又去昆明续读智圆书，在香港读宝林书及少室逸书。迁居台北以后，钱氏更读宗密《原人论》诸书，及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关于禅学理论的书籍。他终续为文，一意相承，重点在于禅宗思想和理学思想传承之一大公案，同时言外旁及天台、华严两宗。这些应当说都与汤氏在1939年的那一席话有关系。所以钱穆在述及这些往事时，终难忘与汤用彤的学术切磋。他说：“余昔曾屡促锡予为初唐此三大宗作史考，锡予未遑执笔。余此诸文，前后已历三十年之久，惜未获如锡予者在旁，日上下其议论也。”读起来令人总有一种“此恨终成追忆”之憾。当然，这里钱穆所述关于隋唐佛教汤氏“未遑执笔”，大概是指最终定稿付梓，因为事实上汤氏早在中央大学时期已有《隋唐佛教史》讲义的油印本，南下前已有北大铅印本了。只不过直到最后才由后人整理成书发表罢了。

汤氏自沪返滇后，继续在联大文学院任教并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主任之职。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与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时获得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研究一等奖，其间汤氏此书又曾在重庆出版发行（只是纸质甚劣，字迹模糊）。

如前所述，汤氏完成中国佛教史初稿后，即已开始转向魏晋玄学之研究。1938年，即在西南联大时，便着意著述魏晋玄学，至1947年在北京复校先后完成其中九篇，并在《国学季刊》、《学术季刊》、《哲学评论》、《清华学报》、《学原》、《大公报·文史周刊》发表。同时开设魏晋玄学纲领和专题等课。汤用彤自己说：

我原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想写《魏晋玄学》一书，但以后因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生活颠沛流离，无法写书，只能写些短篇论文发表。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而不是一本系统的著作。至于原来计划，本在《流别略论》一章后，应有“贵无”学说数章，除王弼外，还应有嵇康和阮籍、道安和张湛等人的“贵无”学说；对向、郭崇有义本应多加阐述；原来计划还包括《玄学与政治理论》、《玄学与文艺理论》两章。这些本都在西南联大讲过，但未写成文章。

汤一介在整理汤用彤遗著时说：“汤先生的《魏晋玄学》一书虽未完成，但仍留下大量研究成果。”这些包括四种讲课提纲，其中《魏晋玄学纲领》和《魏晋玄学专题》两种都是在西南联大时的讲义。汤用彤在西南联大关于玄学的讲授，至今有据可查的尚有1942年或1943年的《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以及《贵无之学——道安与张湛》的授课提纲等。

值得注意的是，汤氏在西南联大时，正值日寇铁蹄南侵、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际。自幼深怀忧国忧民忧患意识的汤用彤，自然又涌起《哀江南》之思。但此时的汤用彤再也不会仅仅以低回吟咏悲歌兴亡所能满足，而表现出深沉的哲人气息。他既不顾欧风美雨的侵袭，也不持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笼系空洞之见，而究心于中国学术的内在生命力与内在逻辑性的探索，并寓悲愤于超逸的情怀之中，把学术研究转向了魏晋玄学领域。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于国家兴亡时局成败的关切，他则强调阮籍、嵇康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典范。在讲授玄学时一再说明他们纵情诗酒，均有所为而发，阮籍假酒回避权势，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都表现了他们立身处世的特点。于此，也可以说汤氏同样是有所为而发的。所以他虽有忧国伤时之情却难得溢于言表，常常假魏晋名士言谈之妙，虽不臧否人物，却在娓娓道来的玄学演讲中动人心弦。

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已有复校之议，当时聘胡适为校长，因胡氏留美未归，由傅斯年暂代。同年《印度哲学史略》出版发行。1946年暑假，北大由昆明正式迁返北平，汤用彤亦随校复员并开始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之职。此后除继续他的研究外，还在百忙中为哲学系开设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印度哲学史四门课程。1947年荣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议员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办事处主任。

北大复校直到北平解放，正是北大学潮迭起、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关键时刻。汤用彤对时局既不抱什么希望，也没有任何失望，始终融凝如一，独立不倚，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距离”，沉浸在其学术研究之中，同时也沉静地审视这时局的变化。1947年夏，他应美国加州贝克莱大学陈世骧教授之邀，专程赴加州讲授《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等。1948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又邀汤氏讲学，但是拳拳赤子之心和爱国之情，最终还是使他婉言谢绝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同年9月自美国启程，返回烽火连天的华北平原。

美国讲学归来，汤氏专程赴无锡江南大学访钱穆。据钱氏回忆，汤氏“告余，倘返北平，恐时事不稳，未可定居。中央研究院已迁至南京，有意招之，又不欲往”。充分显示了他那“独立不倚”的人格，以及在风云突变中的矛盾遽惶状态。但是，当北平围城战役打响，胡适乘机退走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人，胡适又来电促汤氏南下，并遣人送来全家机票时，汤氏毅然拒绝离开他的学术园地，离开这块生养他的热土。钱穆在追忆他与汤氏无锡一别时，曾无限感慨地提及这次“竟成永诀”的“一时小别”，生动地述及了汤氏拒绝离京的情形。他说：“时适有戚属一女，肄业辅仁大学，锡予促其顶名行，仓促间足上犹穿溜冰鞋，遽赴机场，得至南京。后在台北告人如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汤氏被委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称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直至1951年9月。可以认为，北大校务委员会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机构。正因为汤用彤是一个醇儒的典范，一个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操守而且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但又不完全处在象牙塔中，而是以全部心力关注着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所以他能够在那巨变的历史条件下，新旧交接之际，被各方面所接受。也正是同样原因，1952年以后，他便离开了这一临时职务，而以分管财务、基建的副校长之职终其一生。同时也就离开了他熟悉的讲坛，再也未发挥他的文化观念和学术系统。他那学兼中、印、欧的学术思想，也未能再投向更大的学术工程，而不得不转向土木工地了。

据钱穆云，1937年离校前，自己曾将二十万卷的藏书寄宅主家中，抗战胜利后，未能移书南下。后北平解放，宅主托汤氏将藏书转北大存放。汤氏踌躇再三，不得不让一个与钱氏相熟的书贾以百石米价取去存藏。由此一则小事可见身为一校之首的汤氏处事之谨慎，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待人接物当可知矣。院系调整后，与汤氏共事的人以“忠厚长者”的美誉称颂这位副校长，也足见其醇儒的学者风范了。

1954年，汤氏积劳成疾，患脑溢血卧病不起，病中有特护护理。脱离危险后，仍悉心指导青年教师及研究生的教学研究工作，甚至在病床上为研究生讲课。同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做了一些资料整理工作，以之为后学提供学习和研究条件。其中有《校点高僧传》、《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另外还做了一些道教史研究工作。病中十年，仅有一些短文问世。1961年3月，应《新建设》杂志之约，集为《康复札记》，以文集形式付梓。“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题于《康复札记》题头下的这一诗句，充分表现了汤氏在迟暮之年还抱着为人民尽涓埃之力的赤诚之心。

1963年五一节晚，汤氏应邀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周恩来总理关切地问起汤氏健康恢复状况，并向毛泽东主席引见。毛泽东同样不无关怀地对他说：你的病好了，你的文章我都看了，身体不大好，就写那样的短文好了。据任继愈回忆，汤氏那天回来十分兴奋，表示要更好地把他的知识献给人民。直到他逝世，虽然在学术上他未再有显著贡献，但确实实现了“还必涓埃答圣民”的诺言。

新中国成立后，汤用彤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还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三届政协常委，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汤氏脑血管病再发，5月1日，这位在教育界辛勤耕耘数十年的中国近代学术巨子，以公正、平实、精当著称的文化思想家与世长辞了。

综前所述，汤氏幼承庭训，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植入了往圣先贤的前言往行及忧国忧民的情思。二十岁以后在清华接受的新式教育，不仅没有使他同传统割裂，而且加固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感情，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力图以西学翼护传统，逐渐形成反躬内省、坚定精神的理学救国思想。也正是这一思想，使他和他的同志选择了近代保守主义大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五年间异国文化的熏陶又为其文化救国的国粹思想找到了他乡故知。儒家的道德伦理哲学，白璧德“同情加选择”的人文主义，在文化层面上的认同纯化而为一种“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其归国后的二十余年中逐渐系统化而为一种以古论今、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整合系统和全面立论、分疏事实、传统考证、科学比较的治学方法。同时他受白璧德、莫尔的影响，选择了中国佛教为研究对象，刻苦攻读梵文、巴利文，并提出了同情默应、心性体会、广搜精求的治佛教史的思想，在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创造出前无古人、至今也未有人超越的成就。他对传统洞悉入微，却没有丝毫守旧之士大夫积习。他是号称“哈佛三杰”之一的美国留学生，而不露少许时髦之学者风度。因此在中西争论的大潮中融凝如一，既不以西人为祖师，赶作一些政治、社会思想的时髦文章，也不以本族为至善，视传统为无可变革的单一体系。他借雄辩的历史事实，阐明因革损益的文化转化观念而异军突立，同时表现了他“独立不倚”的人格和学术思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中国学术巨变的年代，也是汤用彤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可惜到50年代收获季节，他和梁漱溟这两位近代学术巨子，都被他们的同龄人——毛泽东的神圣光彩淹没得黯然失色了。

§§第二章文化观念的系统工程建设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