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常就佛学、宋明理学发生争论，“喋喋辩不休”，熊十力与梁漱溟两位先生又常为政事深谈辩论，用彤先生常常是沉默不发一语。这决不是因为他无思想、无主见，而是因为他“不喜争”。所以钱穆先生说：“孟子曰：‘柳下惠圣之和。’锡予殆其人乎。……锡予和气一团，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绝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见《忆锡予》）用彤先生与胡适先生的关系更值得称道。胡适与学衡派首要人物梅光迪在美国留学时就曾屡打笔仗，思想交锋已呈白炽化，胡适认为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就是梅光迪逼出来的。那时用彤先生与梅光迪、吴宓思想契合，私交很深。回国后，用彤先生成了《学衡》杂志社员，治学方法、文化观与胡适不甚相谐，但他们两人却没有像熊十力之与胡适，相反，他们却愉快相处，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原因亦在于用彤先生生性平和宽厚。《胡适的日记》中有段生动的记述，可以说明他们二人为什么能求同存异，和乐相处。1937年1月17日，胡适为用彤先生校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次日到北大与用彤先生畅谈。胡适一直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彤先生学风与此迥异，自然不敢苟同，但他在谈话中却不以争个优劣长短的口气相逼，只是说自己胆小，“只能作小心求证，不能作大胆假设”，胡适对此虽很敏感，却由衷地承认这是用彤先生的“谦词”，而且不得不承认用彤先生的治学态度“最可效法”。胡适先生是全盘西化论者，用彤先生在文化观上可以说是位“守成主义者”（有人亦称保守主义，但这个用语易被认为有政治色彩），强调要从各民族文化中吸取精华，融会而成新文化，但在与胡适的交谈中，他同样是以协商的温和口气阐述自己的文化观，如他对胡适说：“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很机智，鉴于用彤先生研究印度佛教成就斐然，乃以调侃的口气说道：“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于是二人大笑。这一笑意味太深长了，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从中学到很多可贵的东西。如果学派的对立，思想的分歧能如此存在、展开，我想对各方都将是其益无穷的。今人争则必求胜，一些人门户观念太深，盛气凌人，动辄诉诸非学术手段，以势压人，搞大批判，以求压制对方，学界的“霸气”、“匪气”和“山头主义”实在应该休矣。

用彤先生因学术地位的提高，也曾被推举做一些行政工作，他做过北大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新中国成立后还做过首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后任北大副校长。他主持哲学系工作时，向来是“无为而治”。除他任主任外，仅设一助手，他也只管管课程设置、教员的聘用、学生选课等事。兼文学院长时，亦复如此，但行政效率却很高。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汤先生那时聘请教授都是一人说了算，没人反对”，原因在于他客观公正，又深知用人之道，有威望。

用彤先生在对子女教育方面也很独特，他很少言教，而颇得道家精神，任孩子自然发展，唯其如此，长子一雄方能在大后方西南联大做了地下党员。他虽少言政事，但对子女的选择不干涉。用彤先生对我的引导更偏重于身教，他读书的勤奋、治学之认真严谨均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他对我的言教仅有两次。一次是在我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时，因对文史有点兴趣，写了一点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文章寄给他看。当时他在西南联大执教，他给我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作学问如登山，要努力往上攀登，爬得越高才能看得越远，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方面。这是他对我的一次言教。用彤先生颇喜用湖北乡音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另一次言教便是他让我读《哀江南赋》。小时我因常听他读《哀江南》，虽也能熟背，却无深刻理解，后来才有些意会。我想用彤先生让我读《哀江南赋》，除了寄托在“大厦将倾”之时的哀时之情外，还有一点希望，就是希望子女传承“家风”（在《哀江南赋》中，庾信写道：“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在道德文章方面都有所成就。现在，我也为人之父，也做了祖父，也让儿女、孙子背诵这两篇名作。但他们都落户美国，且学有所成，虽能背诵，心情与用彤先生当年自然大大不同了。当年用彤先生留学美国，四年而归，于家风卓然有所发明，对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今我的儿孙却成了异国公民，俗语谓，“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看来家风也难再传了，他们只能在异国做“爱国华侨”，为人类的科学技术作出自己的贡献了。在国内时，他们的爱国热情无人接受，甚至连上大学也曾几度受阻，最后只能远走高飞，虽情系祖国，也只能忍痛离乡。谁之过？问苍天欤！天若有情天亦老。我只愿年轻人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摆平一张书桌，能读自己愿读的书，写自己愿写的文章，做自己愿做的事，谱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唯有如此，我们的先辈才能含笑九泉，我们的后代才能永受文明之福。

是为序。

1993年3月8日于北大中关园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