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阿尔法特西盖罗斯的名字，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在20世纪50年代，他却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者和墨西哥壁画大师的双重身份，曾在中国至少在中国美术界是一个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人物。他在1967年曾荣获“保卫世界和平国际列宁奖金”，是获得这一殊荣的极少数几个艺术家之一。他原名“何塞”，在年轻时他改成“大卫”，要让自己成为像《圣经》中那位敢于与非利士族巨人哥利亚决斗并且获胜的少年英雄，这或许就是他一生的追求。墨西哥作家莫拉多说：“他的名字，对于所有了解他的艺术和为人的人来说，是行动和想象力的同义词。他和他的创作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首先是具有大无畏精神。”西盖罗斯1896年12月出生在墨西哥的奇瓦瓦城，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祖父是19世纪抗击入侵的西班牙军队、号称“七把刀”的著名的墨西哥游击队长，而外祖父则是墨西哥声名卓著的大诗人。或许就是他们的遗传基因使西盖罗斯与生俱来有着刚毅的性格和艺术的禀赋。他的父亲堂西普里阿诺直接影响了他对艺术的热爱，在1907年他11岁时就进入国立预科学校建筑系，同时又是圣卡洛斯美术学院夜校部学生。当时墨西哥正爆发一场反对迪亚斯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在这场革命一开始，西盖罗斯就卷入了斗争漩涡。从此时起他已认定：发起罢课到大街上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比从事艺术创作更为重要。这种偏激的观点自然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但他不为所动，而且在15岁时就同父亲断绝了关系，与同学组织了一个名为“圣阿尼塔画社”的地下政治组织，积极投身到推翻现政府的斗争中去，并且直接拿起枪参加战斗，他在革命军队里还被授予了大尉的军衔。

西盖罗斯作为墨西哥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前往欧洲，因参与西班牙反抗组织活动被驱逐出境来到巴黎，认识了毕加索、莫迪里阿尼、夏加尔、布朗库西、莱热、德朗等一大批现代主义艺术家，点燃了他不可遏止的艺术创作欲望。于是他急匆匆赶回墨西哥，着手组建“革命画家雕塑家及技术工人协会”，创办了一份以后成为墨西哥共产党机关报的《马切蒂报》（“马切蒂”意为“大砍刀”），决心以壁画为主要艺术形式，发动一场墨西哥民族艺术新的复兴运动。他在公开发布的宣言中称：“要创造富于纪念碑性和英雄气概、富于人文主义思想和人民性的，以我们过去的艺术大师和西班牙以前的美洲独特文化为目标的艺术。”在此后的漫长生涯中，西盖罗斯一直在革命斗争和壁画创作这两个同时展开的人生轨迹上跋涉前行，他曾经担任过墨西哥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直接参与领导组织反政府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他又创作了大量壁画作品。在他所有的壁画中，几乎都以墨西哥人民的革命事迹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为主题。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曾20余次遭到墨西哥反动政府的逮捕，7次判刑入狱。1929年，西盖罗斯因参加“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被逮捕并流放到偏远的塔斯科小镇，遇到了正在拍摄《墨西哥万岁》的前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西盖罗斯作品中的革命激情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西盖罗斯的画展题写了一段话，正好可以作为这位画家整个人生历程的总结：“西盖罗斯的作品绝妙地证明，一个真正卓越的艺术家，首先是伟大社会思想及对伟大思想深信不疑的表现者。这种信念越强，这个艺术家就越伟大。”

当1936年西班牙发生佛朗哥反动政变，试图建立法西斯统治从而爆发内战时，西盖罗斯作为墨西哥志愿军的一员，拿起武器远赴西班牙参加战斗，并且以中校军衔指挥国际纵队一个师的军队，转战数百公里，甚至亲自参加了白刃冲锋。而在国际纵队遭受失败、西班牙独裁政府上台后，西盖罗斯并没有灰心丧气，他说：“阶级斗争将会越来越残酷，纵令我们现在遭到失败，这也绝不能在我们眼里贬低我们已经开始和将要为之奋斗的事业。”就在毕加索为西班牙内战中被德国法西斯惨无人道的暴行而创作举世闻名的杰作《格尔尼卡》时，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和幸存者，西盖罗斯返回墨西哥后也创作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大型壁画《资产阶级肖像》。在西盖罗斯的一生中，里维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们和奥罗斯科一起被称为“墨西哥壁画三杰”，在艺术史上并驾齐驱，具有同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颇有意味的是，同为自诩服膺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左翼艺术家西盖罗斯和里维拉，不仅在绘画风格和艺术观念上大相径庭，相互攻忤；而且在政治观点上也是背道而驰，势不两立。1935年在墨西哥城美术宫大厅里举行的一次两人公开辩论壁画艺术的作用问题时，因为争论激烈各不相让，最后竟至于同时拔出枪来朝天射击，差点酿成悲剧。在墨西哥著名女画家、里维拉的妻子弗里达的传记影片《笔姬别恋》中，就有一场两人在咖啡馆里唇枪舌剑的戏。里维拉说西盖罗斯“如果肯把鸵鸟头从泥土里拔出来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或许会更加伟大”。而西盖罗斯则讽刺里维拉是“一个替政府和富人作画而致富的共产主义者”。而在政治上，就在前苏联政治领袖托洛茨基流亡到墨西哥后，两人更是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立场。前苏联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发生权力之争，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大会上，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又被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挪威，最后在墨西哥定居，在那儿他成立了第四国际，继续他的政治活动。他之所以能在墨西哥避难，其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里维拉的支持，是里维拉亲自向当时的总统卡德纳斯呼吁，才最终使托洛茨基获得入境的许可。斯大林为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组织了两个特别暗杀小组，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就是西盖罗斯。他安排了手下的特工与托洛茨基的保镖哈特交上了朋友，1940年5月的一天，趁哈特当班，西盖罗斯小组冲进托洛茨基的住所，用自动步枪扫射，托洛茨基躲到床下才免于一死。而另一小组由女革命家卡里达德为组长，她的的儿子拉蒙伪装成新闻记者取得托洛茨基信任，在西盖罗斯行动失败3个月后，拉蒙借口让托洛茨基阅读文章，用凿冰斧将托洛茨基砍死。拉蒙被当场捉住，他在墨西哥坐了20年的牢，出狱后到苏联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勋章。这是真实发生的事，1972年由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联合拍摄了一部名为《暗杀托洛茨基》影片，由好莱坞明星理查德伯顿饰演托洛茨基，法国大明星阿兰德龙饰演拉蒙，由因扮演茜茜公主而名扬天下的罗密施奈德饰演拉蒙的情人。影片在前半部，详细表现了西盖罗斯领导的那次没有成功的暗杀任务。而在影片《笔姬别恋》中，不仅表现了托洛茨基与弗里达之间一段离奇的恋情，而且也描述了西盖罗斯领导的对托洛茨基的第一次暗杀行动和最终被拉蒙用凿冰斧砍死的经过。

西盖罗斯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前妻布兰卡露丝是一位富有浪漫情怀的诗人，在他们流亡阿根廷期间，布兰卡无法忍受西盖罗斯痴迷于政治和艺术的狂热和偏执，移情别恋，就此与西盖罗斯分手，留在了阿根廷。西盖罗斯的第二任妻子安赫莉卡阿蕾娜，是一位反对独裁政府的墨西哥将军的女儿，是西盖罗斯事业上的亲密助手，她在西盖罗斯连续遭到逮捕和入狱的艰难日子里，不离不弃，同甘苦共命运，给予他生活和精神上极大的抚慰。在艺术事业上她也是不可多得的知音和伴侣，西盖罗斯在1944年创作他的壁画代表作《新民主》时，即以阿蕾娜作为模特儿。1956年他在阿蕾娜陪同下，应邀到前苏联讲学，回国途中又一起到中国访问。阿蕾娜曾说：在她与西盖罗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大凡能够使人震惊的事情--出生入死的集会游行、武装斗争，遭受逮捕、诽谤、诬陷，伟大作品的诞生和誉满全球，都发生过了，她为此感到骄傲，无怨无悔。而西盖罗斯则这样评价阿蕾娜：“她非常沉静，时刻准备着进行任何形式的斗争，又准备着以不同的武器--画笔或枪进行同一种斗争。用画笔斗争，她是耐心的模特儿；用枪斗争，则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女战士。”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和超强度的艺术创作损害了西盖罗斯的健康，1974年1月他因病去世，享年78岁。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西盖罗斯认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认为自己一辈子称得上是十分“走运”的。这倒不仅是因为他使自己天生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也不仅是因为他始终走在流血斗争的前沿而仍能一次次逢凶化吉活到如此高寿，还在于他既在自己的行动上也在自己的艺术中真正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一切，这是罕有的“走运”，而他毕生也没有辜负这种“走运”。

以西盖罗斯为主角、由阿根廷和墨西哥联合拍摄于2010年的《向前迈进》，算不上是一部关于他的传记影片，它只不过表现了西盖罗斯侨居美国并在1933年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流亡到阿根廷后一年间发生的故事。这短短一年时间的遭遇对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在他的传记作品中常常也是一笔带过。由前苏联作家奥列格谢苗诺夫撰写、已有中译本的《墨西哥画家西盖罗斯》一书的正文中甚至对此不著一字，而仅在附录的年表中提及：“1932～1933年，在墨西哥城举行个人画展。从事政治活动，再次流放。侨居美国。钻研壁画新形式和新材料。被驱逐出美国。赴乌拉圭和阿根廷。”但是在西盖罗斯到阿根廷的这一年流亡生活里，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他用在美国时钻研出来的壁画新形式和新材料，创作了一幅壁画作品《造型练习》（一名《可塑的运动》）；二是他与妻子的爱情出现严重的危机，由此演化成一场西盖罗斯和他妻子布兰卡、阿根廷报业大亨波塔纳和他妻子萨尔瓦德拉以及智利诗人聂鲁达之间的多角恋爱。阿根廷女导演赫克托斯奥列薇娅正是以这两件平行展开的事，敷演出了这部电影。影片的名称《向前迈进》乍一看有些令人费解，但如果联系上面所说的两件事，便可理解这是西盖罗斯在壁画艺术上获得的一个全新发展，以及他在个人感情生活上新阶段的开始。西盖罗斯在创作壁画《造型练习》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多重图形”的实验性方法，获得了巨大成功。《造型练习》是一幅充满传奇性的作品，它是西盖罗斯流亡到阿根廷后，在报业大亨波塔纳位于布宜艾斯艾利斯郊区豪宅的地下室，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的一幅200多平方米的大型壁画。作品完成后不久，西盖罗斯便返回墨西哥，当选为全国反战争和反法西斯同盟主席，继续从事他的政治活动和壁画创作。他的那幅《造型练习》壁画似乎已被遗忘，再也没有人提起。直到200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这幅作品才重见天日，回到人们的视线。为此，我国新华社在当年7月18日还专门发了消息作了报道。报道说：“享誉世界的墨西哥著名壁画家西盖罗斯的一幅巨型壁画，最近在阿根廷发现，这幅从未向公众展示过的杰作，在被埋没了60多年后因而得以重见天日。据此间《号角》报今天报道，这幅名为《造型练习》的壁画作于1933年，原作地点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艾斯艾利斯郊区唐多尔华多镇一所别墅的地下室……这幅艺术巨作得以重见天日历尽周折，1989年别墅的主人为了还债，将房子出售，但将画着壁画的瓷砖取下，分装在4个集装箱中运到另外一所房子里，一直搁到1998年，才辗转到一个艺术品收复家手中，直到最近，牵涉到壁画归属权的法律纠纷得到解决，才使得这幅艺术巨作的历史真相大白。据当年接待过西盖罗斯的阿根廷艺术家说，《造型练习》是这位墨西哥画家一生众多力作中的上品，艺术价值无可估量，市场价值至少在数百万以上。”影片详细表现了西盖罗斯绘制《造型练习》的全过程：他原本雄心勃勃选择了一个大型粮库一排半圆形的外墙体来创作巨幅壁画，但当时动荡的阿根廷政局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不得已，他只能在波塔纳豪宅的地下室里去进行他的壁画实验。西盖罗斯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这件作品，他把地下室比作一个沉没在水中的大箱子，意在表现从各种角度去观察水的折射所造成的人物的各种变形。作品分布在地下室四周的墙面和地面，由多个变形的女人体组成。他让妻子布兰卡做模特儿，绘制在进入地下室的一面大墙上作为壁画的主体。但是全身心投入创作的西盖罗斯不免冷落了远道而来与他相聚的布兰卡，原本就有嫌隙的感情现在更趋疏远，这就让对布兰卡早有好感的波塔纳有了可乘之机。波塔纳是阿根廷有名的文化商人，与掌握大权的军方关系密切，也深得左翼文化人士的好感，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他的妻子萨尔瓦德拉出身名门，养尊处优而又热衷于政治，是这幢豪宅的真正主人。他们夫妻关系早因各自为人处世之道的南辕北辙和政见不一而名存实亡。当波塔纳正和布兰卡陷入情网之际，萨尔瓦德拉也与一个被她救回的在街头示威中受伤的革命青年有了私情。这一切都让他们的长子卡洛斯看在眼里，正当波塔纳将他作为自己的继承者，要把自己的媒体产业交给他时，卡洛斯竟然以自杀来摆脱心头不堪忍受的痛苦。而当波塔纳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不知所措并深自愧疚时，西盖罗斯的好友智利诗人聂鲁达又与布兰卡发生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尽管在这幢豪宅里上演着这一幕幕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爱情剧，唯独在地下室的西盖罗斯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除了在他刚来时曾经委婉地拒绝了萨尔瓦德拉的倾慕之情外，他一直埋头于他的壁画西盖罗斯在墨西哥城多角集议厅内部绘制的壁画《人类进行曲》创作之中，似乎在他头顶上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非但如此，他而且还抽出时间积极参与左派革命者的反政府活动。这场纠缠不清的乱象，终于以西盖罗斯因参与反政府活动被捕并又一次遭到驱逐出境而告结束。他留下了壁画《造型练习》，也留下了妻子--布兰卡决意与波塔纳长相厮守，以安慰他无法平复的丧子之痛。而萨尔瓦德拉则选择了逃避，她在远离豪宅的海边找到一所小屋，决心在遁世的隐居中度过余生……在影片开始时到码头迎接西盖罗斯的聂鲁达，在影片结束时又将西盖罗斯送到了码头。只不过短短一年的时间，此时彼此的心情都已截然不同，无以言表。客轮缓缓驶离码头，西盖罗斯孑然一身兀自站立在甲板上凭栏回望，那过去的一年只是他漫长人生中短暂的一瞥，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豪宅也只是他跋涉前行途中一个小小的驿站，此刻他已将它抛诸脑后，抖擞起精神继续迈进。在影片中作为西盖罗斯好友身份出现的聂鲁达，是一个拥有世界级声誉的大诗人，曾获得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三次来中国访问，与艾青、肖三等中国诗人结为好友，他的歌颂自由斗争精神的长诗《伐木者，醒来吧！》在中国被广为传诵。只是在今天我们才知道，他不仅是一位用诗句号召斗争的革命者，他还是一个以爱情诗闻名遐迩的抒情诗人，在影片中让人们领略到了他柔情蜜意的一面。他在一首献给布兰卡的诗中写道：“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我曾经多么爱她//我的声音/试着寻找风/来触摸她的听觉。”

西盖罗斯是土生土长的墨西哥人，虽然他曾在美国、法国、古巴、乌拉圭、智利、阿根廷都创作过作品，壁画创作一向带有国际主义的烙印，但他的才能和个性都是在墨西哥这片故土上得以发展的。西盖罗斯从他拿起画笔的那一刻起，就对自己的画家使命十分清晰：“画家必须是对国家命运负有责任感的人，画家必须与本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通。”在“墨西哥壁画三杰”中，西盖罗斯是最年轻的一个，但是他也是笔锋最犀利、最有社会性、最富冒险精神、最具民族特色的一个，并且也是一个最大胆的壁画艺术革新家。西班牙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曾这样赞誉西盖罗斯：“他的画笔是利剑/颜料是子弹/线条和素描是愤怒的皮鞭/凶猛的笞杖/墙壁变成了呐喊/也变成了紧握的铁拳。”1922年西盖罗斯26岁时，他就在曾经就读的国立预科学校创作了他第一幅壁画《土地与自由》，作品吸收了墨西哥印第安的阿兹台克人民间艺术形式，表现了墨西哥劳动人民的奋斗历程和生存现状，造型语言严谨简练，色彩鲜明对比强烈，在创作中追求高度象征性的形象，并且反映了他对墨西哥古代印第安艺术的高度迷恋。西盖罗斯从一开始便确立了要将壁画艺术成为纪念碑性艺术的观点，他认为纪念碑性艺术是符合墨西哥当代社会唯一需要并且能够实现的艺术形式，是艺术为革命理想而斗争的强有力的新武器。而《土地与自由》就是他这种观点的第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其后不久，他又在瓜达拉哈拉市的大学图书馆创作了《农民母亲》等几幅壁画，继续他的纪念碑性艺术的探索。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天，西盖罗斯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直到年底他出狱后有了美国之行。在美国他应邀为洛杉矶美术馆画一幅题为《热带美洲》的壁画，但西盖罗斯却在这幅壁画里画了一个绑在十字架上的印第安人，而一只如同美元上的老鹰则得意地盘踞在十字架上。他借这幅壁画以象征性的形象表现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和民族奴役。为此，他又一次遭到了驱逐出境的惩罚，然而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丝毫不让步。几年后当他作为国际纵队中校从西班牙内战前线重返墨西哥后，在墨西哥城电工联合会大厦完成了表现世界进步力量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斗争、被誉为“伟大作品”的《资产阶级肖像》。其后他又创作了《种族平等的寓言》、《镇压铁路工人罢工》、《考乌特莫克反对神话》、《侵略者之死》、《人民为大学，大学为人民》、《为了全体墨西哥工人的安全》、《新民主》和《爱国者和叛逆者》等许多大型壁画，使他真正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大画家。在1950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他与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一起，被授予最具权威性的评委会大奖。1966年，西盖罗斯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雄心勃勃也最重要的壁画工程的创作，这是在墨西哥城国际公司总部多角集议厅完成一件集建筑与壁画于一体的纪念碑性绘画综合体。多角集议厅耸立在德拉拉马公园宽广的草坪上，外形呈12边，犹如一朵巨大盛开的鲜花，各个平面都布满了绘画和雕塑，主题与厅内的壁画相呼应。壁画名称为《人类进行曲》，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幅壁画，仅颜料就用了3吨，面积比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创世纪》穹顶画还要大2倍。多角集议厅的纪念碑性绘画综合体于1972年完成，被誉为是一个“世界形象”，西盖罗斯通过调动最积极的造型艺术手段，充分发挥建筑、绘画和雕塑的空间视觉功能，成为他表现个人与民族、人类乃至整个宇宙关系的“进行曲”。除了“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的称号，西盖罗斯还有一个“壁画魔术师”的美誉。这是因为他在壁画绘制技术和材料上的永无止境的探索和革新，使他的壁画艺术创作始终保持一种一往无前、不断迈进的状态，这也是影片《向前迈进》所要表达的旨意。在西盖罗斯前往美国的1930年，他便在纽约创建了“壁画艺术实验室”，以后他在阿根廷地下室创作的那幅《造型练习》，虽然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幅与革命斗争和人类命运无关的作品，但它在造型语言和创作方法上的创新：变形人体的动态造型，不同视角的运动路线构图，绘制中新化学颜料和喷枪的应用……这一切不仅将他的壁画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也为他日后的壁画创作，包括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品--多角集议厅纪念碑性绘画综合体《人类进行曲》，在艺术上积累了经验，在技术上准备了条件。西盖罗斯的好友、著名艺术家安东尼奥罗哲圭兹说：“许多人也许不同意西盖罗斯的理论和他的绘画形式，但没有人能否定他的艺术的原创性。这种艺术的原创性使他能够作出重大的艺术贡献，尽管这种艺术总是服从于他的一贯目标--为他的人民服务。”西盖罗斯的纪念碑性壁画，出现在墨西哥并非偶然。它既与墨西哥朴实无华而富有感染力的民族精神，嫉恶如仇、激情四射、乐观豁达和对美好命运向往的民族性格相吻合；又与墨西哥印第安的阿兹台克人金字塔，蓝天下仙人掌、棕榈树和热带森林的绮丽景色水乳交融，西盖罗斯作品诞生在这片热土上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激进偏执，甚至如何带有某种极左色彩；也无论他的艺术创作如何听命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时甚至带有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痕迹，作为一个对自己的思想、信仰和行动坚信不移，并且毕生以艺术真诚奉献于广大民众的画家，西盖罗斯自己毕竟是深感欣慰和幸福的，与此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钦佩和赞誉。

西盖罗斯与中国现代的艺术运动和壁画创作有着很深的渊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即在几年前的2006年6月，中国美术馆就举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