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等非蒸煮时间和通汽时间，使总蒸煮时间逐步缩短到了13~14小时。这一关键“瓶颈”的突破，提高了整个制浆生产能力，但是进一步缩短时间却受到了蒸煮锅间接加热面积的限制。在这个情况下，我常暗示年轻的蒸煮工宋安民，是否可以试用蒸煮锅底部装有的直接通汽管通汽，进而缩短蒸煮的通汽时间。这虽然在试验室的小型蒸煮锅上常采用，并未发生过问题，但并未在生产设备上试用过。宋安民在一个晚班操作中大胆采用直接通汽方式进行试验，一举将蒸煮时间减少到9小时，使营纸制浆突破了蒸煮这一最薄弱的环节，实现了初步的快速蒸煮。经过对整个制浆系统其它环节的挖潜改造和配合适应，使营纸在1951年下半年的纸浆总产量提高了一倍，全年总产比1950年的2万吨增产1万吨，达到了3万吨。这一创举引起当时东北日报的重视，他们派记者到厂了解以后，刊登了专题报道，媒体的宣传引起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注意，以此发出了制浆厂全面推广快速蒸煮先进经验的通告。1952年在这个基础上，营纸较顺利地实现了原有设计能力翻番，达到了年产4万吨的业绩，生产的快速顺利发展和社会及领导部门的重视，鼓舞了全厂职工，蒸煮工人不断努力，以逐步将蒸煮时间缩短到6小时。但是其它配套环节，如备木、洗选、漂、抄浆，水、电、汽等辅助设施要相适应，除不断从工艺上挖掘潜力外，还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增添一些必要的设施。但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盈利不能留用作为发展生产的基金，必须全部上缴，厂长添置固定资产的权力限在200元以内，有些电机等生产设备和钢材还必须有主管部门的分配指标才能采购，这使进一步提高整个制浆能力，在财、物两方面都存在极大困难。营纸除了积极争取主管部门的少量“技措”拨款和动用部分大修基金用于技术改造外，还充分利用了申请调剂当时在抗美援朝前线的丹东造纸厂拆迁遗留的部分小锅炉及未完成投产的纸板机、电动机等残旧设备，修复安装利用，不断平衡生产能力，使总浆产量在1954年达到了6万吨，在较短时间内，在基本不依靠基建投资扩建的情况下，使一个厂变成了3个厂，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品浆厂。

从提高产量到改进产品质量在不断增产的过程中，曾经遇到用浆厂反映营纸的苇浆板比锦州厂和天津厂的苇浆板难以打浆，经初步试验比较，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但难于理解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我大量查阅各种有关文献资料，从TAPPI给我的会议论文集中，发现了一篇论纸浆的失水戊糖含量与打浆性能关系的论文，文中根据试验结果，得出了失水戊糖高有利于打浆的结论，这使我大受启发，我首先分析比较了营纸苇浆与兄弟厂苇浆所含失水戊糖是否有差别，结果发现确实要低一些。据此，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了亚硫酸镁苇浆蒸煮过程的机理，发现了蒸煮酸液是影响纸浆失水戊糖含量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有依据地优化工艺条件，不但提高了苇浆的失水戊糖含量，大大改善了打浆性能，还使制浆蒸煮得率由51%提高到56%，使各种消耗大幅下降，从而不断降低了制浆生产成本，1954年吨漂苇浆板的生产成本降到了240元，国家规定售价500元，当时年利润达到1000多万元，效益是非常突出的。1953年，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由梁成恭副局长亲自主持召开的造纸局第一次直属造纸企业技术报告会上，我系统地总结了营口纸厂亚硫酸镁苇浆蒸煮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做了“论亚硫酸镁法苇浆的蒸煮”的研究报告。这在当时普遍评价是一篇试验数据齐全，分析比较系统深入的技术论文，使到会的领导和代表都感到，一个企业能进行这样相当深入的科研工作是很难得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创造圆网造纸机的活动弧形板网槽营口纸厂主要以生产商品漂白苇浆为主，造纸能力比较小。当时只有两台圆网单缸造纸机生产有光纸，但质量抓得很紧，技检科为了提高纸张匀度，曾在一段时间内以匀度不合格将全部产品评为不合格品，造纸车间生产工人只能拿70%的固定工资，而这实际上是纸机设备本身存在缺陷而且非操作上的缺点，工人无法从操作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使我们技术干部十分不安，力求在造纸设备上有所创新突破。以柴秉权工程师为首，研究对圆网槽实行大胆创新，研制出了活动弧形板式圆网槽，改造后，纸张匀度大为改进，全部合格。这种网槽后来还在全国得到较普遍推广采用。

营纸的生产技术的迅速发展与管理经验，引起了领导部门的普遍重视，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造纸局副局长梁成恭，部首席苏联专家法捷耶夫，营口市委第一书记邓仲儒多次到厂视察，并给予表扬鼓励。营纸的迅速发展也推动了全国制浆生产能力的较快提高。

生产高速发展锻炼培养了大批管理与技术干部我在营纸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营纸生产技术迅速发展，总体经济效益的迅速提高，凝聚着全厂领导和职工的努力和智慧，也锻炼成长了一大批很有作为的管理和技术干部队伍，既有一批被提拔为厂内各级领导，也向营口市机关企业和全国造纸部门输送了大批管理与技术干部。1954年初厂长王大维同志被调往困难较多的开山屯造纸厂，我在1954年末被调往困难较多且基建任务很重的广州造纸厂，而陆续调往营口市内的干部则更多。

1953年，轻工部造纸局为推进造纸技术发展在辽宁金城造纸厂召开第一次全国造纸技术报告会，造纸局的梁成恭副局长主持这次会议。与会近百人中有造纸局及来自全国各大造纸厂的主要技术人员，会上由纸局总工程师和几个直属纸厂的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做技术报告。我是其中一位报告人，我的报告内容概括了在营口纸厂对亚硫酸镁法制浆蒸煮工艺改进实践和实验室研究成果，那时，我已将这些经验成果撰写成了《论亚硫酸镁法苇浆蒸煮》一文。由于这项研究与生产实践结合紧密，实验数据准确率高，配套完整，分析深入，在当时造纸科研工作仍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这个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和重视。在2002年出版的由原辽宁省造纸公司副经理周昭悟所著的《造纸生涯--周昭悟回忆录》一书中，有如下一段叙述：

“安东造纸厂举办技术讲座，外来学习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学习的内容是轻工业部造纸局余贻骥工程师1953年在第一届全国造纸技术报告会上发表的《论亚硫酸镁法芦苇蒸煮》，由金礼楫工程师主讲。这篇文章不仅技术上赋有新意，而且语句通顺流畅，精辟简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凡是看到他发表的论文我都认真阅读。我第一次见到余贻骥工程师是1959年，他从北京来女儿河造纸厂视察，现场参观后，嘱我们写一篇关于棉浆连续打浆的报道，此文由我撰写并发表在中国《造纸工业》1960年第1期。这是我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余公系湖南人，早年留学美国，解放后任营口造纸厂主任工程师，轻工业部造纸局生产技术处处长。”

周先生的记述对我个人虽属过誉，但也足见《论亚硫酸镁法苇浆蒸煮》这篇论文在当时对造纸界产生的影响。

组织主编了专业工具书《制浆造纸工作者手册》在营口纸厂工作时，厂内造纸技术人员，大多都缺乏基本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当时国内也非常欠缺专业造纸书刊，大家都非常重视收集一些能接触到的对生产运行、试验研究、技改设计等方面的各种有关数据资料，并记录到自己的专用技术笔记本上，作为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应付实际工作需要的参考依据。人人都各有侧重，而且主要供自用，也不太愿意公开示人，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是唯一专门学过造纸，并拥有从美国带回的有实用价值的书刊和图表数据手册、专业标准等资料最多的人，我曾考虑组织编一本造纸实用手册，会比大家搞这种各自的技术笔记本内容更丰富更便利，但因一直实际工作忙而未能着手。说来也很特殊，竟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促成我下决心在营口造纸厂完成了这一心愿。经过是这样的：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各企业都进行得很猛烈，开始厂内各部门每周都集中学习文件，进行自我检查和揭发检举贪污浪费人员，这在供销、财物管理部门几乎人人过关，检举揭发事实也多。在技术部门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因基本不接触财物管理，个人检讨也无非用过公用信纸信封写过家信等，但在批判检举别人时，却有人提出技术人员搞抄录技术小本，是搞应该批判的“技术私有”，而且对特别注意收集整理技术资料，个人技术笔记小本最多的技术员文明同志不但进行了猛烈批判，还到他家里进行“抄家”，抄出了十多本技术笔记本，作为搞“技术私有”的罪证。这种做法很不符合运动要求，受到企业运动领导的制止纠正，但却让我为此下决心组织编写一部为广大造纸专业工作者迫切需要的实用手册，公开发行，方便群众需求，也有利造纸工业的技术进步，而且通过这次“反知识私有”，也使我发现了可以协助我完成这一愿望的最佳助手--文明技术员。我与厂内几位工程师和技术员商量，他们都表示赞成，文明并表示愿拿出最大精力，协助我编好这本定名为《制浆造纸工作者手册》，大家都拿出各自的技术笔记本，更主要的是我从美国带回的全部技术资料，作为基本素材，分为15编进行系统编辑整理。在我离开营口时编审完成，当时还没有负责统一出版发行的出版社，1955年才由营口造纸厂自行组织出版发行，共印制32开的手册达1200余页的精装本2000册，不到半年即被急需专业实用资料的技术人员抢购一空，受到不少赞誉。我想，如果没有在“三反”运动中那番可笑的批判“知识私有”的闹剧的激励，我当时很可能不会在繁杂的企业工作中，下工夫为造纸界做出这一点小贡献。

回想起来，营口纸厂当时之所以能得以迅速发展，除领导和职工的艰苦努力、技术方面的创新进取精神外，当时学习应用苏联实行的超额奖励、计件工资制度、工人的定期考核制度，以及领导认真执行党的选贤任能，奖功罚过的干部制度，充分调动和发挥了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我个人来说，1954年，在轻工部召开的全国造纸工业会议上就获得了造纸工业局颁发的500元特别技术工作奖，1954年初被营口市推选为辽宁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市委第一书记邓仲孺同志也在春节期间亲自到宿舍看望慰问，处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的亲切关怀和爱护鼓励，激励人人努力向上，形成推动技术进步、生产发展的伟大力量。我觉得这种力量，是可以创造大量人间奇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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