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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莫言像
2001年,日本NHK电视台策划了一档名叫《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节目。该节目是一个面对全亚洲的人物专题节目,旨在介绍亚洲各国最有前途的人才,作家莫言是其中的人选之一。NHK电视台希望请一位重磅人物担纲采访莫言。当听说要到中国采访莫言时,平常很难请动的199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竟意外地答应出山。他说:“我认为在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莫言。”
的确,比莫言大二十岁的大江健三郎对莫言一向喜爱。1994年,大江健三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说:“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边缘的日本乃至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到了一起。”虽然在成为作家之后多次访问中国,但大江健三郎此前并没有见过莫言。能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说上如此提及莫言,说明在大江健三郎眼里,莫言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他曾说:“如果让我提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应该是莫言。”
2002年2月,大江健三郎陪同莫言回到他山东高密大栏乡的家中过年。在三天的行程里,两位作家每天朝夕相处都有长达数小时的深入交谈,话题以文学创作为主,两人的友谊在这一段时间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一、出生与逃离1955年2月17日,农历正月二十五,中国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三份子村(今属高密市夏庄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生下一个男孩儿。这一年按中国纪年方法是乙未年,属羊;这个家庭的成分为“富裕”中农。这两个属性是这个男孩儿的“胎记”,与生俱来的。日后,这个男孩儿为达到某种目的,将“生日”这个胎记涂改为1956年3月25日。
这个男孩儿就是莫言。莫言是笔名。莫言原本不姓“莫”,也不叫“言”,他原名管谟业。当他需要起一个笔名时,他把“谟”字拆开、颠倒,便产生了如今这个知名度甚高的笔名。
莫言出生时,他的大家庭里已经挤满了一大堆人口--他的祖父管嵩峰,祖母戴氏,父亲管贻凡,大哥管谟贤,二哥管谟欣和大姐,叔婶和大他四个月的堂姐一家。后来,莫言的婶母又生了几个比他小的男孩儿。因此,莫言的出生对这个家庭来说,只是给家里添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巴,没什么可高兴的。莫言这样描写自己的诞生:
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的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
莫言还把这种描写运用到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上官玉女和上官金童这对不幸的双胞胎的诞生情节里。有人说这暗示着人的生命从土中而来;有人说这昭告着人是一种卑贱如土的生灵。其实,这无非意味着一个字--穷。
对于不幸出生于那个时代的莫言来说,记忆中最深刻的压抑就是饥饿。他笔下那些卑微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黑孩、上官金童、余一尺、罗小通等,全都是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小可怜虫,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巨灵神掌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扁得屁滚尿流--他们不明白自古以来物华天宝的家乡,为何会在粮食丰产期间却饿殍遍野。莫言在他的小说里问,粮食呢?粮食都到哪里去了?一片丰沃的土地,年年丰收,但粮食却不见了。那些在土里生土里长的高密东北乡的饥饿的孩子,每天睁大眼睛寻找食物,来填饱自己永不餍足的胃。他们几乎什么都吃,甚至为此大大地扩张了人类的食谱,还为人类探索各种可能吃的食物而做出了卓越但令人心酸的贡献。五六岁的孩子,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就是一只本能的动物。他们像一条条饥饿的小狗,整天在村子内外嗅来嗅去,寻找食物或它的替代品:各种动物--如野狗、乌鸦、麻雀、兔子、老鼠等;各种虫子--如蜜蜂、苍蝇、蚊子、蚂蟥、蝈蝈、金龟子等;各种鱼类--如鳝鱼、鲤鱼、黑鱼、鲇鱼、草鱼、鲫鱼等;各种水族--如泥鳅、乌龟、河鳖、螃蟹、河虾、青蛙、水蛇等。这些可以进入新人类食谱的动物和植物,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饥饿的少年莫言和他的同伴们游荡时发掘和拓展的。莫言在散文《忘不了吃》中,用极其轻松的手法,把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饥饿经验和寻找食物的过程再度详细地表现出来:
很多文章把三年困难时期写得一团漆黑,毫无乐趣,这是不对的。起码对孩子来说还有一些欢乐。对饥饿的人来说,所有的欢乐都与食物相关……我们的村子外是望不到边的洼地。洼地里有数不清的水汪子,有成片的荒草。那里既是我们的食库,又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在那里挖草根挖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牛羊歌手。我难忘草地里那种周身发亮的油蚂蚱,炒熟后呈赤红色,撒上几粒盐,味道美极了,营养好极了。那年头蚂蚱真多,是天赐的美食。村里的大人小孩都提着葫芦头,在草地里捉蚂蚱。我是捉蚂蚱的冠军,一上午能捉一葫芦。我有一个诀窍:开始捉蚂蚱前,先用青草的汁液把手染绿,就是这么简单。油蚂蚱被捉精了,你一伸手它就蹦。我猜它们很可能闻到人手上的味道,用草汁一涂,就把味道遮住了。它们的弹跳力那么好,一蹦就是几丈远。但我的用草汁染绿了的手伸出去它们不蹦。为了得到奶奶的奖赏,我的诀窍连爷爷也不告诉。奶奶那时就搞起了物质刺激,我捉得多,分给我吃的也就多。蚂蚱虽是好东西,但用来当饭吃也是不行的。现在我想起蚂蚱来还有点恶心……
他们吃虫子、吃野草、吃泥土、吃煤块,在莫言的短篇小说《铁孩》里,那个吃到了神乎其神程度的“铁孩”,甚至异化成了嗜食各种钢铁的魔法孩子。人在极度饥饿的环境中发生了异化。莫言在短篇小说《铁孩》里写一个长期等待父母的孩子生出了吃钢筋的特异功能:
铁孩拿来一根生着红锈的铁筋……我看到他果真把那铁筋伸到嘴里,“咯嘣咯嘣”地咬着吃起来。那根铁筋好像又酥又脆……他把吃剩的那半截铁筋递给我,说你吃吃看……我半信半疑地将铁筋伸到嘴里,先试着用舌头舔了一下,品了品滋味。咸咸的,酸酸的,腥腥的,有点像腌鱼的味道。我试探着咬了一口,想不到不费劲就咬下一截,咀嚼,越咀嚼越香。越吃越感到好吃,越吃越想吃,一会儿工夫我就把那半截铁筋吃完了。
由于对食物的极度攫取,人们不仅牙齿变得锋利耐磨,肠胃的功能也有了质的飞跃。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那位母亲上官鲁氏为了自己的孙子能够得到一口吃的,甚至练出了反刍的功能。她在生产队里把豆子吞到肚里,不喝水,不消化,直到装着这些宝贵的食物挨到歇晌回家,拿出一个盆子,用手指抠喉咙,将那些胃液包裹着的豆子吐出,喂养自己的孩子们。其实她就是莫言的母亲。
不过现实永远比艺术作品要严酷得多。在《吃事三题之三忘不了吃》中,莫言讲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奶奶还恨得牙根痒痒,骂老头子吃独食,连一点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而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中写道:“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和饥饿伴随我成长。”如果莫言有能力选择的话,我看他宁可不当作家,也愿意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莫言的童年正值中国近代史上最悲惨的一段时期,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殍遍野。莫言曾在香港一家大学演讲时说:“我们村里一天之内饿死了十八个人。”
莫言小学五年级毕业,其他同学都升到了村里新建的农业联合中学,而莫言的升学资格却被人轻易地“革”掉了。
在《我的老师》一文中,莫言是这么回忆的:“……我家成分是中农,原本就是团结的对象,郑红英一歪小嘴就把我上中学的权利剥夺了……郑红英却说:‘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就这样,我辍学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小社员。”郑红英是莫言的班主任,她跟红卫兵头头“搞破鞋”被莫言和同学张立新窥见,并传扬开来,因此恨上了莫言。张立新出身过硬,郑红英不敢不让他上联合中学,但是作为老中农的后代,莫言就在劫难逃了。
莫言是爱读书的,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他就留心起“读物”。他看的第一本“闲书”是《封神演义》,接着又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青春之歌》《三家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还为《三家巷》里的区桃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妮娅而胡思乱想,闹出了笑话。莫言回忆说:“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童年读书的故事也就完结了。”莫言酷爱读书,梦想将来上大学。这跟他六十年代初就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哥管谟贤的深切影响有直接的关系。莫言的大哥管谟贤上了大学,在他们家乡里也是一件哄动一时的大事情。村里人不无嫉妒地说,这个老中农家不得了,孩子上了大学。在“文革”前,一个乡村孩子能考上大学,那是多么风光的事情。这也深深地吸引着少年莫言。他把大哥留下来的书全都看了。
莫言被辍学之后,十二岁就没有书念了,算是公社小社员。农活是干不了的,事情也是没有多少的。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供他打发。那是一个基本上什么消遣都没有的时代,莫言像条饥饿的狼一样,见到什么就啃什么。他说过,那时候,他连大哥留下来的一本《新华词典》都基本上翻烂了。
莫言告别教室,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放牛娃。他每天牵着牛、背着草筐去田野里,日积月累,他对村里村外的河流、水泡子以及各种植物和动物都了如指掌。莫言的家乡是高密、胶县、平度三县交界地,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外就是一望无际洼地,野草繁茂,野花缤纷。古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真是没错儿。没上过中学怎么样?知识不光来自课堂和书本。鲜活的田野带给莫言的是对自然的直接感受。这种感受对莫言以后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莫言200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中回顾了那段日子的生活:
我每天都要到洼地里放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辍学,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了我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祥地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了什么叫善良。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押韵。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成为一个小莫言的奇特艺术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表达了他对故乡的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这是真的。莫言视故土为“精神的根据地”,将自己对故土的体验化为艺术元素,这是莫言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莫言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他曾提出“所有的文学都是乡土文学”的观点。“过去乡土文学只是指农村,现在看来是偏狭的,时代在发展,乡土的内涵也在变化。现在乡村在发生变化,乡村与城市的差别在缩小。另外乡土与故乡是同义词,每个人都有故乡,即便是我住在北京也和故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文学都依赖乡土,荒郊野村是乡土,繁华都市也是另一种乡土。”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是莫言曾写下的一段文字。在五十岁后,莫言越来越恋家。每年,他都要回到高密住上一段时间,寻找创作灵感。
但在四十岁以前,莫言脑海里每时每刻想的恐怕都是如何从“高密东北乡”逃走。
1973年莫言通过在县第五棉油加工厂做主管会计的五叔的关系,走后门进厂当了农民合同工,其实就是季节工--棉花收购以后来厂做工,一直到棉花加工完毕走人回家。
能到县棉油加工厂去干活,对当时的莫言来说,是个天大的好事。他不光一天能挣一元三角五分钱(交生产队一半),每月可剩十几块钱,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目,还可以不干农活照样记工分。最主要的,是他得到一种脱离土地桎梏的假象。于是,他在思想上和体力上都做好了在这里好好干下去的准备。莫言回忆说,第一次在厂里割草,因为他有做农活的经验、体力,又有足够的动力和自觉性,所以在劳动中表现突出,得到厂党支部书记大会口头表扬--“老管的侄子真不错,一个顶仨。”就这么一句话,竟让莫言激动得“屁滚尿流”。这可是莫言平生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得到领导的公开表扬啊。
成名后的莫言回忆这一段人生经历时,坦露心曲:
在棉花加工厂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想离开农村的这种愿望越发强烈,我觉得我一定再不能回到我那个村里去了,不能再跟那一帮人混到一起了,那里毫无前途,一回去就断送了,我只有想办法离开这个村,才可能有出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完全是大地超出了我过去所认识的那种阶级的关系。我梦寐以求的就是我能够转正,但是后来大家也纷纷传言说四届人大一开,马上要把这批人转正,又有些说不可能。
事实的确如此。青年农民工莫言在县棉油加工厂一干就是三年半,直到他参军走,再没回村干农活。加工棉花时他当司磅员,这是厂里临时工中的一个美差。莫言他叔是厂里的主管会计,有这个面子;不加工棉花时,他在厂里干保洁或保安。
莫言当时有个农民工友叫张世家。莫言出名后,张世家揭发说:
那时的莫言,在我的记忆中相当沉默,用莫言自己的话说,他当时的心境是:“白日做梦,也是如何冲出牢笼、离开家乡。”我深信,苦难的童年是莫言成为作家的第一所大学,也是我发愤玩命冲出高粱地的第一所大学。冲出去,玩一把,出人头地,谁不想?1976年,莫言如愿以偿,报名四年,体检四年,终于当了兵。时年,莫言二十一岁,把1955年生人改成1956年生人。要不,他这辈子就穿不上军装了。凭直感,我认为莫言如果当初当不成兵,离不开家乡,一直待在这里,他的童年再苦也成不了今天的名作家。
其实,除了因为怕超龄当不上兵,改过生日外,莫言还改过“学历”。刚进厂时,需要登记填表,其中有文化程度一栏。莫言觉得填小学毕业太丢人,高中毕业又不敢填,犹豫半天,最终填了个初中。他自己说“初一吧”,初一毕业。可是这种虚荣心很快就被张世家给戳穿了。莫言在《我的中学时代》一文中“坦白交代”:
进厂登记时,我虚荣地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但很快就有一个曾经在我们村的联中上过学的邻村小伙子揭穿了我,弄得我见人抬不头来。后来听说厂里的合同工大部分都往高里填学历,有的人明明是文盲,硬填上高中毕业,我把自己的学历填成初一,其实是很谦虚的。因为我叔叔在这家工厂当主管会计,所以就安排我当了司磅员,与笔和算盘打交道,在不知底细的人心目中,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当时工厂里经常组织批林批孔的会,厂里管这事的人以为我有文化,就让我重点发言,我就把报纸上现成的稿子抄到纸上,上去慷慨激昂地念一通,竟然唬住了不少人。厂子里曾经莫名其妙地掀起过一个学文化运动,让我讲语文,我没有办法,就去书店买了一本关于写作的小册子,上去胡说一通,一课下来,竟然有人说我讲得好,还有人以为我在中学教过书。
1976年终于当兵了,填表时,我大着胆子,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到部队后见发现很多”高中毕业”的战友连封家信都不能写,于是,在填写入团志愿书时,我就把自己的学历提升到了高中一年级。以后的所有表格,都是这样填了。虽然再也没有人揭穿我,但我的心里始终七上八下,每逢首长或是战友问到我学历时,我的心就嘭嘭乱跳,然后含含糊糊地说:“高一……”,直到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得了大专学历,才解决了这个尴尬问题。
张世家就是“曾经在我们村的联中上过学的邻村小伙子”。莫言小学时的同学有的是张世家高中时的同学,张世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管谟业的底细,遂发生了“学历”打假案。
二、军旅生涯作家梦1976年,莫言终于穿上崭新的“国防绿”军装。与家乡的高粱地告别时,他在心中发誓:“再见吧,可爱的故乡!再见吧,野菜地瓜干!”后来,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中这样说:
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爬上1976年2月16日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当那些与我同车的小伙子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感到我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我觉得那儿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我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开到海角天涯。当汽车停在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二百华里的军营,带兵的人说到了目的地时,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多么遗憾这是一次不过瘾的逃离,故乡如一个巨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
不是莫言心硬,而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无情。当兵对于农村青年来说,是一个“农转非”的机会。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村里一个复员兵便好心地也是心令神会地给莫言传授经验:“到了部队,第一件事就是给新兵连首长写一份决心书,这对你的分配至关重要。如果你写得好,新兵训练结束后,就有可能让你去当文书或是给首长去当警卫员,而这两个职务是天生的干部苗子。”农村兵为什么那么看重“提干”呢?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部队里,穿四个兜的与穿两个兜的有着很大区别。他们在脱军装恢复“民”的身份时,前者叫“转业”,后者叫“复员”。转业者,政府给安排工作,月月开工资,端的是铁饭碗;复员者,“恢复”社员的身份,端的是泥饭碗。
1976年2月16日下午,莫言背着背包,跟随着新兵队伍,晕头涨脑地进了丁家大院。这所大院坐落在山东黄县县城(现为龙口市黄城区)西北角,是一座在胶东半岛赫赫有名的豪宅,据说可与牟平县的大地主牟二黑子家的豪宅媲美。一进大院就是一座高大的影壁,影壁上刻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数十个新兵蛋子站在影壁前听一个干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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