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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正在商量对台问题。
邓颖超说:“剑英同志已代表全国人民向台湾宣布了九点建议,将对台政策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了。”
邓小平说:“对台问题有了好的政策,还得有合适的人去推行,不能落空哟!”
叶剑英说:“廖承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邓颖超说:“我提议小廖给蒋经国写信,阐明中共的主张,从私谊角度喻之以理,动之以情。”
邓小平高兴地说:“要得!”他又深情回忆起来,“我跟经国还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哩!那时他才十五岁,讲一口宁波话,跟我一样矮个子,才一米五多一点。他入了团,团小组长就是我。我们俩挺要好,寒冷天气还经常在操场上或莫斯科河边散步。”
叶剑英笑道:“再请你的同学回来,在北京紫禁城散散步嘛!”
邓小平也笑了:“要请,要请,让承志去请!”
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身为中共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发表的这篇文章,文中思乡之情颇浓,令人感动。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写公开信。
她拿着这份她画了重点的报纸,对廖承志说:“承志,这份报纸登了蒋经国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一篇文章,里头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的话,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感情还是真诚的。”
廖承志说:“邓大姐,这文章我反复看了多遍,挺感动的,也动脑筋想做做文章,回应回应。”
邓颖超说:“机会来了,要做就做篇大文章!你们从小熟悉,建议你给他写封情词恳切的信。”
廖承志慨然应诺:“好,我就回去写!”
邓颖超说:“你着笔前,先去跟小平同志商量一下。”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的“同志”,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国民党代表,其夫人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得力干将,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出现思想路线的严重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国民党亲共的“左派”人物廖仲恺惨遭右翼分子杀害。廖仲恺被害后,廖蒋两家关系依然没变,党内还是同志,但实存芥蒂。由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还有一批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乌兰夫等。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从个人角度显示了廖家的大度,杀父之仇是上辈人的事,可以暂时不论,民族大义却是不可不彰显的。
在廖承志家客厅西厢房,廖承志与对台办办公室主任杨荫东,正字斟句酌修改给蒋经国的信。廖承志念念有词推敲着:“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幼时同胞,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
杨荫东说:“‘寥廓江天,不归何待’,这八个字最有光彩!”
廖承志笑说:“你真不给面子,其他都是我自己憋出来的,唯独这八个字是偷来的。”
杨荫东问:“偷的?偷谁的?”
廖承志说:“偷周总理的。还是50年代末,周总理修改张治中写给台湾朋友的信,提笔就加了这八个字。我当时在场,觉得加得精彩,就记住了。”
这时,经普椿推门进来,劝说:“你们憋了几个小时了,出来打几圈麻将,换换脑筋吧!”
廖承志神情兴奋地说:“好了,好了!这可不是一封平常的信,消耗了我多少脑细胞哟!报小平、小超审定后,想办法在香港刊登,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台北!”
廖承志与杨斯德走进邓小平客厅,廖承志说:“邓公,根据您的意思,信已写好,请您批发吧。”
邓小平大笔一挥,批示“同意发表”,并关注地说:“请斯德同志告诉中央对台办专职副主任汪锋,请他与广播电影电视部和《人民日报》等单位协调,研究以何种方式发表效果最好。”
廖承志问:“怎么送到蒋经国同学手里呢?”
邓小平说:“这你有办法,我就不管了。”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台湾的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信是用电报发往台北的,并刊发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海内外的瞩目。信是这样写的: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近祺!
廖承志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廖承志的信写得是文采斐然,古风扑面,温润酣畅,措辞遣句丝丝入扣,滴水不漏,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白话文一统天下之时,廖承志的这篇文言文公开信,对于还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疑有着较强的亲和力和可读性,成为特殊年代沟通海峡两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进行鼓励和劝慰,甚至训斥,有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人们都明白,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以个人名义,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
廖承志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并不突然,是中共对台工作步伐中的一个步骤,也是时任中共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按照邓小平的部署作出的一个对台工作大动作。
在北京廖承志住宅,廖承志与家人正在院里乘凉。廖承志妙语如珠,逗得孩子们咯咯地笑,连平日不苟言笑的经普椿也忍不住笑得呛咳起来。
女儿问:“爸爸,你今天这么开心,吃了什么开心果呀?”
廖承志点点头,喜滋滋说:“当然,大开心果!一个极大的胜利啊!”
小孙子催起来:“什么开心果,爷爷,你快说,快说!”
廖承志慢悠悠说起来:“先告诉我,我在报上发表的致蒋经国信,你们都看过吗?”
家人都点头。
经普椿催起来:“好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蒋经国能看到你的信吗?”
廖承志得意地说,“好,我告诉你们!这封信今天已经由香港报纸全文发表,送进台湾一千二百多份哪!说不定蒋经国正在看呢。”
啊嗬,真棒!家人们雀跃起来。
孙子问:“爷爷,你要是去台湾,能不能带我们去呀?”
廖承志爽快地答应,当然带!
孩子们一片声嚷:当真?
会不会赖账?
敢不敢拉钩?
廖承志伸出小拇指,“拉钩就拉钩!”他边与孩子们拉钩边说:“老爷爷一言九鼎,绝对不会赖账!”
奇妙的是,廖承志7月24日这封写给蒋经国的信,果真当天就落在了蒋经国的办公桌上。蒋经国坐在椅子上,戴着老花镜,仔细地读着廖承志的信。
“……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
他拿着信站了起来,边踱边看,念出了声:“……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请希珍重,伫候复音。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为情所动,蒋经国眼睛里闪着泪光。但他摇摇头,轻轻哀叹一声,把信放在一边,默不作声。
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这封信自然是纠葛在国民党失败情绪中难以自拔,并借机攻击祖国大陆。宋美龄定了调,舆论跟着鼓噪。台湾《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诬称:“廖仲恺是虎父,廖承志是犬子。”
有报纸还发表文章骂:“廖承志只有投降,才可以来台湾!”
在北京廖承志住宅客厅,廖承志在接待台胞林宗义教授等人时,指着一沓台湾报纸一笑置之说:“台湾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寒流久了冰冻得厚,需要慢慢地化冻。长期隔阂而产生的不信任感,需要慢慢消除。我希望台湾同大陆之间,不必把精力花在理论的争辩上,我们海峡两岸多进行些实际接触,以消除隔阂。在实际的行动上,把我们的民族感情表现出来!”
林宗义父亲被国民党杀害,他仇恨国民党,说:“我父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我仇恨蒋政权。我对中共努力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十分想不通。”
廖承志说:“令尊是被国民党杀害的,我父亲也是被国民党右派指使暴徒杀害的,国民党杀过我们共产党无数党员,为什么还要提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为了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现在应该从大局着眼,考虑国家统一,个人恩怨比起国家统一来总是小事。”
林宗义敬重地说:“能以国家利益消释杀父之仇,廖公的高风亮节使我感佩!”
廖承志说:“我还愿意以当事人的身份,亲自为蒋介石洗清历史上的一桩公案,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不是蒋介石,而是另有其人。”
林宗义说:“实现祖国统一,你们寄希望于蒋经国,可是他身体很差,重担子只怕难以挑下去。”
廖承志深情地说:“我小时候与经国对门而居,看到一篇报道说他因为糖尿病而引发神经末梢炎,行动不便,感到难过。因为蒋先生有生之年,国共和谈机会较多,国家长期分裂的机会较少。经国先生是不会忘记我的,我也不会忘记他。我知道他是很思念故乡的,回乡的门打开着,我真希望在北京热烈欢迎他!”
在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召集廖承志、罗青长、童小鹏等开会。
邓颖超说:“小廖给蒋经国的信,被宋美龄回信骂了一顿。这没有关系。我多次讲过,统一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长期的埋头苦干,要采取细水长流的办法,不要断。”
廖承志说:“那样假以时日,就汇成江河大海了。”
邓颖超形象地说:“同时要见缝插针,而且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针插歪了,也不要插出了血。”
廖承志说:“也不要拔不出来了。”
邓颖超最后说,要有耐心和韧性,埋头长期工作,不断细水长流。
细水长流,滴石可穿。邓颖超热情邀请台湾当局人士和台胞以各种身份,采取多种形式,来大陆看看,或者探视、访友、讲学、工作、就业、进修,欢迎他们就祖国统一问题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如何实现和平统一,如何使我们提出的各项建议更加完善和逐步得到实施,应进行一些什么商讨,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提出一些什么设想等,“随时希望听到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意见”。邓颖超顺潮流合民心的长久呼吁,终于得到宋美龄的复音。1984年2月16日,宋美龄给邓颖超来了封公开信。这是宋美龄首次主动给中共领导人写信。
宋美龄的公开信回忆了在重庆抗战时期,对邓颖超的能力和见识颇为推崇和由衷钦佩,认为当时邓对国家前途之展望,“识解超群”“理解深透”,实为“当时女界有数人才”。国民党要员又是蒋介石夫人如此推崇中共领导人,还是头一次。当然信中也有不少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谬误偏见,如称“中国国民党乃是中国共产党之保姆”,说两次国共合作铸成大错,教训惨痛,万不可搞第三次国共合作。还说2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接受,是“凭借许多因素侥幸成功”,并由于一般知识分子沉醉于“时髦心理”所致。攻击中共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方针为“重袭统战故伎”。认为真要统一中国,使“大陆民众”过上“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唯一希望与力量”在台湾,“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
这封蒋介石遗孀写来的信比上次回廖承志的信还是有进步有可取之处的,再也没有提到“反攻大陆”“回头是岸”等字眼。况且这是宋美龄主动写来的信,应看作是对台湾当局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的一次突破,是海峡两岸有关领导人难得的第二次公开书信对话,值得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廖承志情真意切的公开信,虽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却是细水长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自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到1984年宋美龄主动给邓颖超来了公开信,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已经三度北上。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在最后一次,他得到了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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