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毛泽东、周恩来约来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谈台湾问题。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抽着烟说：“请我们的大管家，给大家吹吹台湾问题。”

周恩来说：“陈诚和平统一的思想在发展，他不再跟随叫嚷‘反攻大陆’，我们要抓紧做他的工作。请你们再给他写信，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张治中说：“总理讲得太深刻了，事实就是这样。我写给他们的信也说了类似的意思，只是没有这样一针见血。”

傅作义问：“总理，不知我们的对台政策有什么变化没有？”

周恩来说：“要是说有变化，就是变得更具体更宽容了。根据主席的历次指示，概括起来，就是‘一纲四目’。”

邵力子问：“哪‘一纲四目’？”

周恩来说：“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氏父子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是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由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二是所有军政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每年大约八亿赤字……”

毛泽东插话：“八亿美元，我们可以给。”

周恩来又说：“三是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视条件成熟并尊重他们的意见协商决定而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笑说：“他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

邵力子说：“好好，这样一概括，‘一纲四目’，我就记住了。”

张治中、傅作义非常踊跃，几乎同时表态：“我们马上给蒋氏父子和辞修写信。”

章士钊说：“我也通过香港的渠道传递过去。”

周恩来说：“可以暗示他们，信虽是你们个人写的，但得到政府支持。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职务可以变更，但政府的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毛泽东说：“只要他们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我们就一天不改变对台政策。”

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欣喜地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告辞。

周恩来留下，对毛泽东说：“主席，台湾又派人来了，要求见我们。”

毛泽东说：“那就见吧。蒋介石派人来是要摸我们的底。”

周恩来说：“是的，这些人带来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虚虚实实。”

毛泽东说：“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心中要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不亦乐乎。”

1963年7月，周恩来又在西花厅约见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

傅作义说：“上次的信，很起作用。辞修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绝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张治中说：“他们还表示，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到大陆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事，也是必须的。”

周恩来点头说：“我们获悉陈诚提出辞职，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美国压力，二是内部矛盾，三是真有病。”

张治中肯定说，病是真的，肝病到了晚期。

周恩来说：“你们再写信劝劝他。不管台湾的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只要‘老小合作’。”

章士钊说：“老小合作，就是要保证蒋氏父子掌权喽。”

周恩来说：“是的。国共两党可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为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作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即使暂缺那也无损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已经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1963年底，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后，蒋介石鉴于他的健康状况，“再度准假三月，使摒除一切杂务，专心静摄，各项会议及典礼，亦可不必出席”。

至1964年10月，陈诚经检查发现肝癌，静养治疗。蒋介石获悉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他的生命”。他下令在陈诚官邸建立设备完整的临时病室，由中外名医组成“诊疗小组”，日夜照顾。蒋介石还打电报把陈诚两个在“国外”的儿子召回台北，服侍其父。蒋介石夫妇则“每隔些日子到陈氏官邸探视病情”。

1965年3月，陈诚病情恶化，已至不治。蒋氏夫妇于3月4日中午至陈宅探视。病情已相当危急的陈诚得到通知后，“不顾身体的疲惫，坚持要下床坐在椅子上等蒋介石来访”。待蒋介石离开告别时，陈诚以微弱的声音凄凉地说：“总裁，我的病恐怕不容易好了。”对蒋介石可谓是鞠躬尽瘁。这便成了蒋陈的临终诀别。

次日下午1时，宋美龄再到陈宅探视弥留中的陈诚。当晚7时，比蒋介石小10岁的陈诚辞世，终年六十八岁。

陈诚所留三条遗言为：“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有人对此“遗言”进行研究后指出：“其中竟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一类的词句。这是出自偶然，还是陈诚临终有感？殊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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