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谈。

首先是“当医生”这件事。

台湾人说：“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

“当医生”这件事，对台湾人有着独特的意义。

在任何开发或未开发国家（或地区），想要短时间致富，最主要有两个途径：

从政（从有权到有钱），从商（从有钱到更有钱）。然而台湾人从日据时代的异国阶级统治，到国府迁台后的威权统治，领导阶级几乎以近亲繁殖封建式的存在。经过了日据警察式高压统治，以及日后的白色恐怖，“从政”几乎和“搞革命”划上等号。对一般民众而言，政治几乎是禁忌。挑战禁忌的成本可能是自身加上亲朋好友的生命及前途。而从商一途，尤其在封闭独裁的社会，不仅受限于商业成本（还包括贿赂各层官员的成本），人脉背景，加上台湾以中小企业为商业根基，家庭色彩浓厚。所以支持社会进步最主要的动力：“中产阶级”，在当时的台湾是非常脆弱幼小的一层。基于安全和能力的理由，读书人纷纷投入以为农及医为主的专业。以农业改良为实业，可以造福广大处于饥饿边缘的社会人口，这批人因受用于政府（喂饱百姓是稳定政府的第一要务），成为日后台籍从政的主轴。而以医为专业，一则实现济世之理想，二则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享有清誉。由于医师因为普罗大众紧密结合，在台湾的历史发展中，虽鲜少为达官显贵，但往往成为中产阶级的领导者。早年台湾社会仍属贫乏，医师同时具有专业及财富，领导社会，接济贫困之事常为社会美谈。所以早年闻名台湾社会的医师，一方面是医学上有贡献（热带医学，毒蛇研究，公卫发展），另一方面就是领导社会运动领导者，如蒋渭水等革命英雄、社会烈士。

只是“英雄”、“烈士”，总是天地不仁，社会野蛮的象征。

直到近日，二十一世纪，一百多年来，台湾的青年才俊投入医界的比例，相较于美、日，仍是高得惊人。学医，当医生，几乎等同于求学的第一志愿。即使在健保制度的冲击下（年轻人还不了解前线情况），仍有大批家长鞭策其子女进入医界。这也是台湾的医疗水平能够持续维持一定水平的主要原因。

再烂的制度，也要有人才撑起来。

那医师四十岁呢？

承如之前所述，一个年轻人依照时序完成义务教育，高中、医学系教育，取得医师执照，当兵，会在二十七、二十八岁左右进入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工作。到了四十岁左右，约是第六年（外科体系）或第八年（内科体系）的专科主治医师。在专业上，是具有足够经验，工作体能，成熟技术的专业主力。或许只是担任低阶主管，但是教学、业绩、行政等工作，却不断落在身上！他们，常是院内熟男群中最忙的一个阶层。

而在现今医界中，他们也是首批接受健保大冲击的一群。

他们在健保开始实施后进入医界，在健保开始由盈转亏后担任主治医师（健保刚开办几年可是有盈余的）。只是一个注定亏损的制度既不能增加营收（不能加保费），只好死命地克扣支出（见过要倒的公司克扣员工薪水的模样吗）！所以这个医界世代，是第一批没有享受到高待遇（美好的过去，来不及参与）。却也是第一线面对台湾特有的“民瘁式的医疗服务及公医制的医师待遇”（国家设定的医师月收入约十二万）。医界的老师、教授们面对制度现状的残酷虽然一样感到惊讶，却只能重复那些道德高调：当医生要有医德！他们曾经享受过的那些美好的年代，医师不需要担心诉讼，更别说是收入。当史怀哲的故事还在医学伦理课程不断被强调，现实世界中许多辛苦看病的医师所受的待遇（精神、制度、诉讼），早已比史怀哲还不如。

在后面排队的后辈，早就逃的逃，散的散。毕竟领的是健保局、医院克扣后的薪水，赔的是美式人命无价的标准。走美容、看减肥，只要能逃离健保魔爪就好。卖养生药、保养品，卖医师的“名号”比卖医师的“专业”还值钱（但持续贬值中）。打开电视常看到同业西装笔挺的代言（拍一天广告等于医院工作三到五个月薪水）。这些人从小到大都是学校的精英，不会被无情的制度打败，他们会努力追求高薪高所得的生活，以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台湾社会证明自己仍是优秀的精英族群。

“人命到底值多少钱？”我常想。

对法院而言，人命无价！

对健保局而言，请参考《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费用支付标准》。

你没概念？我举个例子：

小腿骨折（胫骨）从住院、手术、到出院，健保局给付医院定额约35000元（合7500元人民币，DRG给付）！你家的小狗腿骨折开刀，兽医起码收八万（合17000元人民币）！

当救命的人过得比除斑的人差，手术开刀的比拔牙的苦，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不一定需要除斑，但总会需要有人救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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