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谷梁传》的这些条目，都未能做到与《春秋》相对应（《左传》相关条目则没有这个问题）。而且，由于《公羊》、《谷梁》将一些史料运用于说明与此关系并不紧密的经文，因而这些条目叙事的必要性也令人怀疑。如《公羊传》隐公四年叙公子翚弑隐公事，以为《春秋》不称翚为公子，是因其弑君而加贬；《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叙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三人事，意在解释此年经文为何出现葬陈大夫的记载；《公羊传》僖公元年叙公子庆父事，是为了说明此年《春秋》何以称莒大夫之名；《公羊传》宣公六年载赵盾弑君事，是为了说明赵盾既有弑君之名，此年何得复见；《公羊传》昭公二十年叙曹公子喜时让国事，是为了说明《春秋》“为贤者讳”的书法；《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叙叔术事，试图说明“贤者子孙宜有地”；《公羊传》、《谷梁传》定公四年叙伍子胥及蔡昭公事，则是为了说明“吴何以称子”。这类条目，由于两传对《春秋》的理解失之牵强，所述事件也随之而失去意义。

三、三传以事解经差别之成因三传以事解经的条目多寡有别，质量也有高下之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占有资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言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载：“左氏传》三十卷。”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

《史通》谓《左氏》之义有三长，其文云：“案《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又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从《左传》叙事的实际情况看，作者显然有系统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

《史通·申左》。

沈玉成云：“左传》全文，其中绝大部分的内容与经文完全对应，或解释经义，或补充史实。”杜预曾将《左传》与《竹书纪年》作过对比，指出“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

刘知几云：“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傑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师范。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左传》针对经文，系统记载二百余年间各国之事，且能言之凿凿，事必有据，足证《史记》所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之为可信。

在史料把握方面，《公羊》、《谷梁》两传明显不如《左传》。这从两传的行文即可窥见其大略。

有时，《公羊》、《谷梁》明言某些史料未能掌握，只能不知为不知。如：

例一：

隐公二年《经》：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公羊传》：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例二：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四章第一节“左传》的流传及其有关问题”。

《春秋左传正义》卷六十“左传后序”。《史通·申左》。

隐公八年《经》：冬十有二月，无侅卒。《谷梁传》：无侅之名，未有闻焉。

例三：

桓公九年《经》：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公羊传》：诸侯来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则未知其在齐与，曹与？

例四：

桓公十四年《经》：夏五。

《公羊传》：夏五者何？未闻焉尔。

例五：

文公十四年《经》：宋子哀来奔。

《公羊传》：宋子哀者何？无闻焉尔。

《谷梁传》：其曰子哀，失之也。

另外，《公羊传》、《谷梁传》文公十一年叙长狄事，《公羊传》襄公二年载葬我小君齐姜、昭公三十一年黑弓以滥来奔，也都明言有“未知”者。

有时，因不能确认有关内容是否属实，《公羊》、《谷梁》行文往往著一“盖”字，以示传疑。如：

例一：

庄公三年《经》：五月，葬桓王。

《公羊传》：此未有言崩者，何以书葬？盖改葬也。

例二：

僖公元年《经》：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

《公羊传》：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范宁注云：“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

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

例三：

僖公二十五年《经》：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

《谷梁传》：围一事也，纳一事也。而遂言之，盖纳顿子者陈也。

例四：

定公四年《经》：庚辰，吴入楚。

《公羊传》：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

《谷梁传》：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

例五：

哀公十二年《经》：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传》：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

上文所列之外，两传行文中用“盖”字的条目还有许多。《公羊传》有：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庄公二十四年赤归于曹；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僖公二年城楚丘；八年郑伯乞盟；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十四年城缘陵；襄公五年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十一年诸侯会萧鱼；昭公八年蒐于红；十一年大蒐于比蒲、楚师灭蔡执蔡世子用之；哀公四年蒲社灾。《谷梁传》有：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六年大阅；庄公二十四年郭公；僖公八年郑伯乞盟；定公十年颊谷之会。这些条目，两传都在有关内容前著一“盖”字，明示传疑。

与此相类似，《公羊传》有时用“其诸”一词，表示存疑。如：

例一：

桓公六年《经》：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羊传》：子同生者孰谓？谓庄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无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诸以病桓与？

例二：

闵公元年《经》：冬，齐仲孙来。

《公羊传》：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

例三：

宣公五年《经》：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

《公羊传》：何言乎高固之来？言叔姬之来而不言高固之来则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

《谷梁传》也有以“或者”表示存疑之例。

文公四年《经》云：“夏，逆妇姜于齐。”《谷梁传》云：“其逆者谁也？亲逆而称妇。或者公与？”

有时因传闻异辞，疑莫能明，《公羊》、《谷梁》干脆不加取舍，诸说并存。如：

例一：

隐公二年《经》：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谷梁传》：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

例二：

庄公元年《经》：齐师迁纪郱、鄑、郚。

《谷梁传》：纪，国也。郱、鄑、郚国也。或曰：迁纪于郱、鄑、郚。

例三：

僖公元年《经》：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

《谷梁传》：其不言姜，以其杀二子贬之也。或曰：为齐桓讳杀同姓也。

例四：

成公元年《经》：秋，王师败绩于贸戎。

《公羊传》：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

例五：

襄公十九年《经》：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诸侯盟于祝阿。晋人执邾娄子。公至自伐齐。

《公羊传》：此同围齐也，何以致伐？未围齐也。未围齐则其言围齐何？抑齐也。曷为抑齐？为其亟伐也。或曰：为其骄蹇，使其世子处乎诸侯之上也。

除上文所列，两传诸说并存的例子还有不少。如两传称“或曰”的条目有：《公羊传》闵公二年齐高子来盟；僖公三十三年殽之战；成公十七年用郊。《谷梁传》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八年祭公来；庄公三十一年筑台于秦；文公三年王子虎卒；成公二年鞌之战；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灾；二十五年有茲鹆来巢；定公六年城中城；九年得宝玉大弓。其他如，《谷梁传》隐公八年“无侅卒”条称“或曰”、“或说曰”，庄公二年“公子庆父帅师伐於余丘”条称“其一曰”，三年“桓王崩”条称“传曰”、“或曰”，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卒”条称“其一传曰”，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条称“一曰”。

刘师培云：“观《左传》记事无盖词，《谷梁》于郭公诸条始著盖词，《公羊》所著则以十余计。盖词而外，《公》、《谷》兼用或词。《公羊》所云‘其诸’与‘或者’同，亦有直言‘无闻’者。又宣夫人、公子喜时诸条，《左传》所载至详，《公羊》则均言‘未知’。宣二年勇士，《左传》明言灵辄，《公羊》则言勇士某，此即刘歆所谓传闻与亲见不同也。《谷梁传》庄公七年云：《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这里讲“疑以传疑”实际上正可用来说明《公羊》、《谷梁》对某些史料未能把握的无奈。《公羊》、《谷梁》所谓“无闻未闻未有闻未知”是承认不了解有关事实，盖或曰一曰其一曰其一传曰或说曰之类，表明它们对某种判断没有把握。这类条目是如此之多，足以证明两传在占有史料方面存在缺憾。《春秋》文辞简约，记载史实，许多条目不详过程，只录结果，如法官之终审判决。而其原始资料，则如同办案之卷宗。想要说明法官判决的旨意及依据，当然不能信口开河，而应根据相关事实资料。文献不足，阙疑传疑，对于解经者来说，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如果凭借想象，甚或任意歪曲、编造，其结果必然造成谬误。《公羊》、《谷梁》解经出现的一些失误，与不明事实有很大的关系。

（二）成书背景与流传形式1.成书背景《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刘师培：《左盦集》卷二”春秋三传先后考。

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作《春秋》”约其辞文“又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据此，知孔子修《春秋》，弟子传《春秋》，为免时难，不能无所顾忌，都有意回避了详尽的事实材料。左丘明作传，情况却大不相同。《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离开事实，以空言说经，难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左氏有感于孔门弟子退而异言，惧失《春秋》之旨，故依据史实，”具论其语而成《左氏春秋》。《公羊》、《谷梁》偏重义理，《左传》详于史实，与它们的成书背景不同有关。三传运用史实的诸多不同，也与此有关。

2.流传形式《左传》成书，即著竹帛，定型较早。《公羊》、《谷梁》在早期则以口说流行。《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又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十口相传，难免失真。《公羊》、《谷梁》口耳相传，情况也是如此。一方面，由于以口说流行，没有一个定本，经师在讲授时发挥余地较大，容易掺进一些增饰附会的东西；另一方面，原本正确的东西也容易在流传中渐渐失真。特别是在旧史散佚、没有相关文献可资参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这一看法，应当符合实情。

现在两传以“公羊”、“谷梁”命名，实际上它们在流传过程中都综合了各家之说。《公羊传》称“子沈子”、“鲁子”、“司马子”、“子女子”、“高子”、“公扈子”、“子公羊子”、“北宫子”，《谷梁传》称“谷梁子”、“尸子”、“沈子”，两传诸说并列的条文至少有数十条（已详前文），对诸家之说加以取舍而未明言的当更多。兼综各家之说，加以比较、取舍，在某些具体的条目上可能会后来居上。但两传以口说流行，总的趋势是渐离本真。叶梦得曰：“公羊》、《谷梁》，吾不知其所从受，然其书《谷梁》间有称尸子、沈子，《公羊》称子沈子、子北宫子、子司马子、子女子、鲁子、高子等，必皆其所受学者也。是其渊源皆出孔子者邪，抑各以其所闻而自相传受者耶？然而《谷梁》载尸子言初献六羽曰始厉乐矣，则非经意也。而《公羊》载鲁子言晋文公会温为温近而践土远，故不言狩，高子言逆妇姜于齐为聚乎大夫故略之，北宫子言晋执戎蛮子为辟伯晋而京师楚，司马子言齐人伐山戎为操之急，子女子言齐仲孙为吾仲孙，其去经意皆远甚，则二氏其亦多门而莫知所从欤？使数子皆出乎孔子或孔子门人，必不如是驳矣。”叶氏还认为《公羊》、《谷梁》因“不得见鲁史，不知事之实，徒以义传之，以求合于事”，故解经多有“乖违”。孔子根据鲁史记作《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繁重，隐其“不可以书见”之内容，虽语焉不详，但当时典册俱在，七十子之徒生当其时，亲接夫子，了解有关史实，应非难事。史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四。

叶梦得：《春秋考》卷三：“统论”。

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亲授《春秋》，基本事实当不至有大误。孔门弟子对孔子笔削之意虽不敢轻易评论，而对其笔削的依据似无不知之理。即或疏于按核，退而异辞，也不致背离事实太多。后来鲁史散佚，情形就不一样了。《公羊》、《谷梁》流传至今，史实谬误随处可见，上文已择其显者略加举证。古今学者谈及于此者，更是不可殚举。史实既失，解经基础便不可靠，阐释经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偏差。宋张洽云：“啖、赵[以]为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附益，转相传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驳。其言信矣。”事失所本，义离其真，两者互相影响，更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顾颉刚认为“公》、《谷》之义，诚多牵强”，他在列举大量例证之后指出：“凡此皆据一二字各逞私臆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谷梁》尤甚焉。”四、结语刘知几将《左传》与《公羊》、《谷梁》进行比较，以为“二传之义有五短”，有云：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张洽：《春秋集注·纲领》。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四“春秋三传论”。

国典，时号正书。既而《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册府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同时并列，斯则难矣。彼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文皆璅碎。夫如是者何哉？盖彼得史官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殚论。如《经》云‘楚子麇卒’，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及《公》、《谷》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曰：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枭獍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刘氏论三传长短及其原因，语多中肯，可资参考。《左传》与《公羊》、《谷梁》以事解经的区别，如数量多寡不一，叙事准确性有别，主要原因在于：《左传》依据简册，充分地占有了资料，故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公羊》、《谷梁》则因史料匮乏，显得力不从心；《左传》早著竹帛，成书于鲁史散佚之前，故能叙事从容，如形目前，《公羊》、《谷梁》始以口说流传，历久而渐失其真，又于鲁史既亡之后方始写定，因此不免捉襟见肘。由此可以判断，《公羊》、《谷梁》未能更多地补充史实，有关记载多有谬误，实出无奈。

刘知几：《史通·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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