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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的变化更富于戏剧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没有回家去过。我怕见父亲,怕见杨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见我的妻子淑娥。我不知该怎么办,和田芳断绝了,我更愿意孤身独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难处理的关系是她。离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难的时候;回去与她凑合着过吧,我心里觉得自己太下贱了,连个人味儿也没有了。
寒假里,我没处去了,想在学校待着,刘建国安排了轮流护校的人员,居然没有我,更不容许我整个一个假期都待在学校了。他不放心我,怕我纵火或爆炸吧?我在寒冷的腊月里,回到了有点儿陌生的家乡杨徐村。
村子里的临着街巷的墙壁上,有用白灰刷写的大幅标语:“社会主义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反击右派进攻!”我几乎再不敢东张西望,低着头进了自己的门楼。
我踏进院子,听见小灶房里有啪嗒啪嗒的风箱声。我的妻子淑娥大约听见脚步响,从小灶房里探出来,看见我,站直了身子,问:“你找谁?”
她装作不认识我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对付这种局面,避开她的恶恨的眼光,径直往里走。
“噢!这是有名有望的徐老先生的好儿子呀!我这笨人笨眼,倒认不得了!”她在灶房门口拍打着手,拍打着膝盖,大吁小叹,揶揄着说,“听说你干阔了,从‘左派’升成右派了!真气魄呀!给徐家争下光了!”
我的心像是给扎了一锥子,疼得几乎窒息了。我走进自己的住房,瘫痪似的跌坐在椅子上,脑子里麻木了。
她又赶进房里来,手插在腰里,站在门口,嘲弄地撇着厚厚的嘴唇:“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的白毛女呢?那个野婆娘呢?”
“你……”我的血一下子冲到脑顶,忽地站起,拳头捶在桌子上,“你再……胡说一句?!”
“在我面前凶,算啥本事?”她根本不怕,反而挺挺腰,“有本事在学校里发凶去!”
我想到我在学校的屈辱,顿然软了,坐了下来。
“你的右派,也不是我给定的,在我跟前凶啥呀!”她得势了,“你压迫了我整十年,欺侮了我整十年,我低声下气跟你整十年了!够了!你而今落下个大右派,跑回老窝儿来了,要是不当右派,你还是钻在野窝儿不回来……”
“那……”我说,“你也用不着这样。你不愿意了,随你的便!”
“离婚!”她随口说,“我找个农民,他也不弹嫌我人丑没文化。我早受够了,离……”
“好,既然离婚,再甭说了。”我说,“明天去办手续,各走各的。”
“谁不离就不是娘养的!”她跳起来,更加不可抑制,“我现在就去社长那儿开介绍信!”
她走出门去了。
屋子里很静,父母亲不知做啥去了。屋里没人,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开始抱怨父亲,如果当初不是他用剃头刀威胁,何至于此!这个张淑娥,过去像个绵软的蛾子,总是怯怯地看我,从来也没有高声说过一句气话,开口总是叫我“先生”,像旧戏里的侍女一样低声下气地服侍我。现在,她变成一只凶恶的黑蛾了!扑拉着翅膀,大喊大叫着要和我离婚,从门口沿着街巷喊过去了!我想,这下子,杨徐村人都知道我们的家丑了。
父亲和母亲走进院子,脸色惊恐,问问我和她闹仗的原因,叹息一声,也不再说谁是谁非,只是母亲连连挥手:“快去快去!把她拉回来。让她在街道里大喊大叫,打粪场上的人跟戏台下一样,真是丢尽人了……”
直到天黑,母亲也没能把她拉回来。她在粪场喊,说她坚决要离婚,随之又赶到社主任家,哭一阵子喊一阵子,说要是社主任不给她开离婚介绍信,她就不回家……连续三天,她从早骂到晚,到社主任家要离婚介绍信。我的父亲是个好面皮的人,这下气得躺下了,茶饭不进。母亲跟前撵后,给儿媳妇说好话,劝解,急得都哭了,仍然不济事。俩老人惊叹:怎么也想不到腼腼腆腆的淑娥,一眨眼变成羞耻不顾的母老虎了。唉唉!
最后只得由我出面,去给社主任说话,我说了话,他才给她开了介绍信。
第二天一早,她洗脸梳头,催我到县法院去离婚,我心里冷冷地跟她上了路。
走进县城,走过一家饭馆,她说:“给我买饭,我饿了!”
我忽然有点难受,可怜起她来了。她跟我结婚整十年了,这是第一次进饭馆吃饭。我忽然觉得我过去对她太……我买好饭,炒了几个小饭馆里最好的菜,从窗口取出来,放到桌子上。她倒神气,右腿压着左腿,二郎担山坐在桌旁,等着我端来菜又端来米饭,像是报复似的瞅着我:“你来服侍一回我吧!”
“给我取盐来!”她支使我。
我从另一张桌子上取来盐碟儿,给她。
吃罢饭,她率先走出去,我在后面跟着。走到县百货公司跟前,她走进去了,站在柜台前,对售货员说:“取一双雨鞋。”她试试大小,然后对我说:“开钱!”我连忙给售货员开了钱,心里不由得又酸酸地像潮起醋了,这是我跟她结婚以来第一次亲手给她买东西。
“走,你领路。”她出得门来,精神抖擞,“你认得法院的路。”
我走到法院门口,回头一看,不见她的影子,她大约是第一次进县城,该不是在大十字走错路了吧?我慌忙去找,跑遍了县城的东关西关,又跑了南关和北关,没见她的踪影。从午间找到午后,我的两腿酸困,只好往回走。走过十里平川,路经一条小河的时候,我在桥头上看见她冻得发紫的脸。
“你……”我站在她跟前,气呼呼地说不出话,“你……怎么在这儿?”
她缓缓地站起来:“我在这儿等你。”
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说话也柔气儿了,忙问:“你不是要我跟你到法院吗?”
“到法院做啥?”她装傻卖呆。
“离婚呀!”我说。
“离婚?我才不干那号傻事!”她说,“我要叫杨徐人都知道,我也敢离婚!这几年你要跟我离婚,女人们都下眼看我,说男人不要我了。现时,我也不要男人了!其实,我哪能真去离婚哩!”
我一下子瘫坐在河边的枯草地上,她在村子大叫大喊,到社主任家大哭大闹,原来是为了挽回她的可怜的面子啊!
她哭了,用袖子揩揩眼泪,一甩头,就踏上了木板搭成的独木桥。
我从干枯的草地上站起,走过去,踏上小桥。冬日惨淡的夕阳的红光,在蓝色的河水里投下淡淡的血红……
我的那间小房子牛王砭小学坐落在一道砭坡下,门前是一条小河,砭坡上排列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缓坡上是纵横摆列着的极不规则的田地,陡坡上生长着一岁一枯荣的杂草酸枣棵子。那些随处可见的红石子堆砌的卯坎,一年四季都裸露着干燥的红色,令人看了难受。村庄周围那些低洼的土层厚而水分足的地方,一团团桃杏的花云,象征着这贫瘠砭坡地带四季中最轻松活泼的季节。冬天里有大雪降落的日子,这砭坡也会呈现出刚柔互济的气魄。顶入不得眼的是夏末秋初,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把坡地上的草木渴死了,干枯了,树木早早落了叶子,玉米苗儿尚未抽出缨花来,就拔掉喂牛了。整个山坡上,像火烧火燎过一样,看去使人难受。
只有学校门前的这条河川,一年四季里都使人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的韵味。即使在干旱炙烤得砭坡上到处冒烟起火的焦灼时节,河川里也生机盎然。
一条条自流灌渠,把河水曲曲折折地引进玉米地、棉花田和瓜园里。一架架黄牛或青骡拉着的叮当叮当响着的解放式水车,把清凉的地下水车上来,灌进刚刚显旱的田地。
我常常打开后窗,坐在我的小房子里,看砭坡和河川四季景色的自然转换。
学校坐南向北,三排土木结构的房舍,用木椽裹打起来的黄土围墙上,春天有小草小蒿冒出来,入夏稍遇干旱,便率先枯死。校园里有粗大的洋槐,阴凉极厚,春五月的洋槐花香透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晚饭后常有教师在树荫下品茶或下棋。三排房舍,教室与教室之间夹着教师的寝室兼办公室,因为房舍欠少,皆是三人或四人一室,一人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中间只留一个走道出入。似乎没有谁嫌太挤,条件限制,只能如此。只有校长刘建国一人一室,因为是一校之长,负有某些秘密的工作责任的需要,大家也没有异议,也更不会说成特殊化。
我最初在后排的一间房子,因为是小学高年级的班主任,所以稍为优待,三人一室。初年级的老师和科任老师,一般是四人聚居。自从我当了右派以后,就搬出了那个三人一室的办公室,颇有点儿依依不舍。三人虽然拥挤点儿,因为脾气相投,处得挺和睦,早晨不怕睡过头,晚上熄灯后可以聊天听闲话,从来不觉得孤寂。
学校的东边,有一排坐东向西的小房子,不做教室,只让人住的小房间。南头两间是灶房,接住两间是水房,第五间就是我后来搬入的房子。第六间是原来的工友韩民民的住房,他因为我的替代而升为事务员了。最后一间是炊事员的住屋。
韩民民是从农村招聘的工友,只在扫盲班里粗识一些常用字,会拨算盘珠儿,人却极灵聪。除了打铃搞卫生,因为上级没有拨调专职事务员,每逢开学结业的大忙日子,常是韩民民帮助买课本以及教案、粉笔、墨水一类杂物。他最喜欢的是替校长刘建国传达开会或什么临时通知,到各个房子去说一遍。小伙子年轻,有点儿爱面子,常在上衣口袋里插两根钢笔,小分头用水抿得熨熨帖帖,努力要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教员的规格,而不致使人觉得他不过是勤杂工。我的落难,使他得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天赐良机。我来打铃、烧水、扫地之后,他就成为专职事务员了。他住在隔壁,杂物却依旧堆在我住的房子里,不腾不挪,每逢给教员发教案、粉笔和笤帚,就到我住的房子里来拿。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他尚相信我这个右派不会破坏公物,也不担心我偷盗。
“徐慎行——”他过去一直称我徐老师,说不上尊敬,这是学校里教师之间的习惯称呼。现在他直呼其名了,我也能想得通,“我在供销社把炭买好了,你去拉回来,这是票据。我还要去……”要去办的事自然很多,他很忙。
我就拉起那辆学校里甚为宝贵的架子车,从牛王砭供销社把炭拉回来。
每一次我做改造汇报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交代不彻底的总是韩民民。他说某日某次我的铃儿晚打了整整一分钟,又说某日我打扫过的厕所里把脏物遗在了站台上,还有某一回的开水没有足滚。他是看见刘校长把鸡蛋冲成了一碗糊汤得到反证的,因为足滚的开水冲出的鸡蛋是呈絮状的。他的揭发往往使刘建国显出不耐烦,大约是他的讨好太显露,又在众人面前,而且讨好讨不到点儿上。不管怎样,我也无法记清某日某次的铃儿是否准时,水是不是足滚,厕所里是否遗落下脏物,我都一律做出诚恳接受的姿态:我一定改正,欢迎大家监督……
出门干活,闭门思过,谁的房子我也不想去,怕因此而玷污别人,于自己也惹是生非。我关住门,躺在窄窄的床铺上,看吊着蛛网的顶棚,看房子里堆得满满的杂物,废弃的粗壮的麻拧的井绳,破了口的蔫瘪的篮球,散了架的克郎球盘,缺杆少珠儿的毛算盘,都从墙壁上、地角里、桌子下朝我瞪着可笑的眼睛。我初来时的寂寞,而今觉得这堆积有用和无用物品的小库房,是我借以安身立命的最恬静的角落了。
如果韩民民推门进来取什么东西,我立即从床上翻起来,站到地上,等着他取到东西走出门去,我再闭上门。他进这间小房,从来也不打招呼,推门而入,端直而出,如入无人之境,我也不觉得他对我有什么不恭。我有一条理由可以排解这种疑惑:房子本来就是韩民民的库房,他进自己的库房,自然不必敲门或打招呼这一套麻烦手续了。
我躺在床铺上,不由得思索回味我的父亲给我起下的这个名字:慎行。由此又联想到弟弟的名字慎言,以及父亲临别时嘱咐我的座右铭:慎独。言语和行为,在一个人单身独处的时候,应该慎而又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我只有现在才体味到它的颠扑不破的正确性。回想在师范学校的生活,我真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我多么轻狂啊!想唱就唱,想说就说,想玩儿就玩儿个痛快,简直跟疯了一样啊!如果我当时起码在心里给父亲的嘱言保留下一个小小的角落,在“鸣放”会上有一点儿警策的作用,我就对自己的言论谨慎了,就不至于说出刘建国“好大喜功”的意见来,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种蹲不下又站不直的难受处境了。
我如果彻底被打成右派,不是“中右”,跟右派们一起劳改,也许“猪崽不笑老鸦黑”了。唯其因为我是“中右”,比右派在性质上有轻重的差别,倒成了糟事。把我继续留在学校使用、改造,生活在许多好人中间,我就愈加顾影自怜了。我的体会是,站不直也蹲不下的这种屈腿弯腰的姿势,比站着或蹲着都更难忍受,大约是人的姿势中最难耐久的一种姿势了。
我再不能不慎言慎行了。
我取出笔和墨盒,墨盒干涸了,毛笔也干涸了,用水泡一泡。我找到一块儿书页大小的硬纸蘸了墨,写下了对自己的警告:慎独。我把它贴在床头,使我无论坐着或躺着都能看到。我感到了内心的惶恐,绝对需要这样一张护身护心的神符来佑护我,再甭出乱子。
过后两天,刘建国走进我的房子,一来就瞪着两只煞有介事的眼睛,在我桌边的墙上扫视,而终于停在床头的墙上。他严肃地看一阵子,并不是欣赏我的书法,转过身说:“这个东西给我。”他未经我应诺,已经从墙上撕下来了,一句话也未说,径自走出门去了。
当天晚上,临时召开教师会,提前让我做改造汇报。没有人对我的汇报感兴趣,对“慎独”两字的批判一下子就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我预知,会议之前,教员们早已得到批判的目标了。其余人的分析可以略去,刘建国的分析是校长的水平,自然高了一筹,深了一层——“‘慎’什么‘独’?你的错误难道是不‘慎’的结果吗?如果不从思想根源、阶级立场上彻底改造,怎么‘慎’得住呢?这种封建修养的方法,怎么能救得了你的反动灵魂呢?”
我的头上冒汗了。这些尖锐深刻的批判,使我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我回到房子,躺在床上,我父亲尊为至明的处世哲学,也不管用了。我想钻在这张护身符下求得安宁,反而招灾惹祸了,怎样才能拯救我的小命?
我清楚记得,这张座右铭贴上床头后,只有韩民民来过我的房子,一定是他报告了,为了这个座右铭,我整整交代了三个晚上……
三四年过去了。
我被通知说,可以任课,按教师对待了。
我竟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过,半月没过,我就陷入自身的烦恼。为了体现按教师对待的精神,把我从那间小库房调出来,插入一个二人居住的教师宿舍。学校里增添了一些房舍,教员住得稍松了。我在这个宿舍里不仅黑天睡不着,白天也不自在。我总是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惶惶不可终日。莫名其妙地对人家笑,对同宿舍的老师或到这个宿舍来的老师说下的话,一律说:“对对对!”其实许多话我根本就没听清内容,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对对对”地应诺着,惹得大伙发笑。我愈发窘了,也愈紧张了。
我去上课,突然觉得我不会说话了。我的脑子里的语言仓库全部关闭了,一个词儿也拿不出来,而且十分紧张。尽管我带的是地理课,也不敢讲,急得头上冒汗,只会照课本往下念,学生已经乱得像一窝雀儿了。
一按教师对待,我就要参加许多会议,这是更难受的时刻。往常,我是右派,一月里做一次改造汇报,坐在一个偏旁的角落。现在,和别人坐得近了,我很紧张;坐得远了,又显出我不太合群,会议室没有我坐的座位了。尤其是非做不可的表态性发言,我未说先流汗,总怕说错了什么……
我向校长赵永华提出要求:让我做事务工作,让我再回到我的那间兼做库房的小房子。我再三解释,不是使性儿,也不是有什么不满意见,而是事务工作更适宜于我干,保证干好。
刘建国在一年多以前,调县文教局当人事干部去了。赵永华调来也一年多了,我很少跟他有什么接触,只是偶尔听见韩民民在炊事员杨师傅跟前嘟嘟囔囔新校长的什么话,我就觉得他可能在赵永华跟前不如在刘建国手下感到畅快如意。赵永华听了我的要求,很随便地说:“你如果觉得事务工作更合适,你就干,别人还看不上这工作哩!”他告诉我,正好韩民民要调走,到县文教局的物资供应点上去,学校正好缺事务员。
一经赵永华允诺,我当下就把被卷儿行李搬回了我的那间小库房卧室。一躺下来,我闭上眼睛,浑身都舒适了。我忽然想到了蜗牛,蜗牛钻在它的壳里一定很舒适。要是打碎螺壳,把它牵出来,它可就活不了啦。我刚搬进这小库房时,感到压抑,感到杂乱,感到孤寂,想到和高年级那两位教师同居一室的愉快时光。久而久之,我像蜗牛一样适应了螺壳,蜷缩在螺壳式的小库房里才舒服,到别的房子里反而觉得活不了啦!
我去买煤,买了煤就亲自拉回来,绝不让从生产队里雇来的校工小朱干这些。我常常抢在小朱前一步打了铃,打罢又向小朱道歉,全是我过去打铃打下习惯了。尽管如此,我觉得十分满意,我虽不带课,却是事务员,事务员也是教职工,和教师一般对待。
有一件事伤了我的心。
大伙都去县上听报告,赵永华让我看门。看门其实正适合我的心愿,我怕开会,怕在会上遇见熟人,更怕遇见速成二班的老同学,尤其是怕碰见田芳。可是那天晚上,大伙听完报告回来,我才知道,会上有一个震动全国人民的消息,说我们国家发现了一个“大庆油田”。教师们为猜测这个油田的具体地址而争论不休,谁也说不服谁。我后来才知道,这样重要的报告,上级规定有几种人不能听,以免给帝修反泄密。我自然属于那几种不准听的人中的一种。
我暗暗警告自己,老老实实蜷在螺壳里吧!甭张狂,还是没有资格和一般教师同样对待哩!还要——慎独!
哦!故园,故园徐慎行同学:
定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在母校举行学友聚会,请您拨冗参加。
专此致礼速成二班1980年8月12日我的手颤抖着,泪水模糊了眼睛,擦一擦,又涌流出来了。速成二班……速成二班……我的那个速成二班啊!像一道急骤的电闪的亮光,把我尘封的脑壳炸乱了,把我的心抖底搅翻了。
多么遥远而又亲切的记忆——速成二班!速成二班——多么温暖而又自由的天地!我的心里一闪出这个名称,几乎承受不下它带进我霉腐的心室里的清新温润的春风,要昏厥了。
田芳,一想到速成二班,第一个蹦到我面前的就是田芳。那个白毛女,那个从我身上揭掉了蓝袍礼帽的田芳,她肯定要参加这个老同学的聚会的。缺了她,该会多么令人扫兴。不会缺她的,我安慰自己,甚至猜度这个别出心裁的聚会就是她出的点子呢。
八月二十日,一年中极其普通的一天,不是新年佳节,也不是纪念性节日,我渴盼这一天的到来,比小时候盼望过年的心情还要焦急。
微明中,牛王砭小镇掠过凉飕飕的晨风。我乘头班公共汽车进了县城,又换乘去山门镇的公共汽车,终于站在师范学校的门口了。
校史悠久的师范学校已经改为师范专科学校,属于大专建制了。砖拱木顶门楼变成了四方水泥立柱的钢条大门,从大门通到教学区和宿舍楼的窄窄的砖铺甬道,已经改换成水泥路面了。迎面是一幢三层教学大楼,外观十分漂亮,原先的一排排平房大多已拆除。二十五年的时间,毕竟使我感到了惊奇的变化。
树杈上挂着一块硬纸板,画着一只箭头,把聚会的地点指向后操场。暑假里没有学生,路道上和花坛里,落着一层树叶,有点儿荒凉和空寂,而我的心仍然止不住激动起来了。
操场的围墙根,高大的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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