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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八年我们是光明的一代，我们有光明的爱情。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光，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爱。
当我们幼小的时候，我们在黑暗中挣扎，当我们从孩子变成青年的时候，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夜是太黑了，太暗了，所以，早晨，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光辉，是万丈光芒。我们欢呼跳跃着奔向光明，拥抱光明。我们不知道还有阴影的存在，我们以为阴影已经随着黑夜而消逝，我们以为头顶上永远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于是我们爱了，爱党，爱红旗，爱《国际歌》，爱毛主席，爱斯大林，也爱金日成、胡志明、乔治乌·德治、皮克和世界所有的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袖，爱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领导人、每一个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我们爱每一个劳动者，爱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我们爱新落成的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新出厂的拖拉机和康拜因，新安装的路灯和电线，新修建的街道和楼房。我们爱孩子们胸前的红领巾，爱挽着手臂行进的年轻人的笑声和歌声，爱春天的柳枝上的嫩芽，爱冬天踏着新雪的沙沙声，爱水，爱风，爱小麦和野菊花，爱丰收的田野。所有这些都属于党，属于人民政府，属于新生活，属于我们自己。
爱使光明更加光明，光明使爱成为更深、更强的爱。
于是我们相爱了，从听老魏同志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个晚上起。听完党课，我们没有上汽车，我们本来想，走上一站再上车，结果，却走过了半个城市。我们在路灯下走着，我们的影子一会儿短，一会儿长，一会儿在后，一会儿在前。我们的心潮也是这样的起伏不定。我们走了很长的时间，夜风使我们瑟缩了，但我们的心却更热。“能不能用十年的时间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呢？”“十年不行就十五年。”“怎么样才能更快、更彻底地消灭个人主义呢？”“我们永远听党的话，做一个好党员。”“可那天我为什么对××急呢，‘同志’，这是一个多么珍贵的称呼……可是我……”“我要树立一个目标，就是老魏，我要像老魏那样质朴，那样成熟，又那样耐心……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那样呢？”“你能，你能，你一定能！”“难道除了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除了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我们还有别的心思吗？为了党，我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难道反倒舍不得丢掉自己的缺点吗？”“是啊，是啊，就怕自己认识不到，自己不自觉，如果认识到了，我一定改，我一定丝毫也不宽容自己。如果认识到这是缺点，却又不肯改，这又算是什么共产党员呢？”“但是，改造自己也是并不轻松的事，这需要主观的努力，也需要群众的监督。”“那你就先监督吧，就给我提点意见吧……”“我的意见嘛……”“呵，你真好，你真好，你提的多么好啊，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现在，我也给你提一点……”
给我提点意见吧，这就是爱情。可笑吗？教条吗？但是爱情之所以被珍惜，不正是因为它具有使人们、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完满的强大的力量吗？这是从心底升起的追求光明、奔向光明的原动力。为什么柳条是那样浓密而又温柔？为什么槐树是那样沉稳而又幽深？为什么梧桐是那样谦和而又雍容？为什么天那么蓝，旗那么红，灯那么亮？为什么你、我和他，我们的脸上都呈现着幸福而又崇高的笑容？为了让世界美好，首先得让人们自身变得更美好些。为了让自己能够爱和值得被爱，首先要让自己变得更可爱些。为了能了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斗争，我们的人生的真谛，首先要让自己的心灵更光明一些。所以，我们如饥似渴地互相征求着意见，互相鼓励着克服自身的缺点。甚至在我们互相通信的时候，我们在“吻你”的位置上写的却是“布礼！”是孩子气吗？“左”派幼稚病吗？令后人觉得格格不入吗？然而，既然我们是吸吮党的乳汁而长大成人的，既然主宰我们的头脑的是党的钢铁的信念，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随时准备为了党而喷洒的热血，我们的眼睛是为党而注视，我们的耳朵是为党而谛听，我们的心脏是为党而跳动。既然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既然我们努力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既然没有党就没有你和我，就没有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我们在人生路程上的相会和相互的无条件的信任，（为了这相会和相互信任，让祖先和后人永远羡慕我们！）我们相互之间怎么能不用党的方式来问候呢，我们怎么能不为这特殊的问候语言而骄傲、而欢乐、而爱得更深呢？
我们常常因为工作，因为党的任务而不能相会，或者约会好了却不能守约。有一次，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电影院的门口等着另一个人。我不说是钟亦成还是凌雪，因为，在这些体验上我们两个人互为自我。那时候，另一个人却因为取缔一贯道的事务而不能按时前去，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一个半小时以后，这个人才跑到电影院。那个人正在那里等着，仍然忠实地等着，一点也不着急。“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人慌不迭地说。“可又有什么对不起的呢？你没来，我就知道你忙，你有任务，我在这里站着等你，你在那里忙碌，并不因为我等着你而急躁马虎，这有多好！”电影散场了，他们和看电影的人走在一起，别人看着，他们比最欣赏电影、最理解电影的人还满足，还高兴呢。
还有一次，一个人等了另一个人七个小时。利用七个小时他读了毛主席的好几篇著作。七个小时，天，从亮变得昏黄、变得黑了。下午已经变成了夜晚，太阳已经变成了星星。每一扇门的响动都使得这个人觉得是那个人在到来，每个细小的声音都像是爱人的自远而近的脚步。这个人焦躁了，他拿出了党章，他学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有组织的部队……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第二天才知道，另一个人临时接到通知去市委开会了，因为毛主席要到这里来视察工作。当第二天得知了这个消息，七个小时的焦灼的和平静的等待之后，是欢呼和跳跃……
我们一起走过了城市的每一条街，我们一起走过了解放以来的每一个年代，我们每每惊异，我们为什么竟然这样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伟大的党里，有了党的“介绍”，我们那么快地互相发现了，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疑虑，不懂得衡量条件，不懂得对别人有什么要求，不懂得有什么保留，好像生来就该如此。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的生活会是别的样子。
人们发明了语言，用语言去传达、去描述、去记载那些美好的事物，使美好更加美好。但也有人企图用语言，用粗暴的、武断的、杀人的语言去摧毁这美好，去消灭一颗颗美好的心。在这方面，有人得到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并没有完全成功，埋在心底，浸透在血液和灵魂里的光明和爱，是摧毁不了的。我们是光明的一代，我们有光明的爱情。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光，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爱。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一节的前夕。这是一个新鲜、美好的时令。经过漫长的冬季的委顿，阳光重又变得明丽辉煌了。柔软的枝条和新绿的树叶，已经日趋繁茂，已经遮住了城市街道两旁的天空，却仍然那么鲜活，那么一尘不染，好像昨天才刚刚萌发出来似的。树下到处是卖草莓的姑娘，嫩红、多汁、甜中带酸，更带有一种青草的生味儿的草莓，正像这个节令、这个城市一样的生动而且诱人。人们在换装，古板的老者还没有脱下大头棉鞋，孱弱的病人仍然裹着厚厚的毛绒围巾，年轻人呢，已经用他们的五颜六色的毛线衣甚至用轻柔而又洁白的单装来呼唤生活、呼唤盛夏了。就在这样一个青春的季节的晴朗的日子，钟亦成和凌雪结婚了。
世界是光明的，斗争是伟大的，生活是美好的。钟亦成更加坚定、更加执着地相信着这一点。凡是人制造出来的，人就受得住。只有人享不了的福，没有人受不了的罪。从小，他的父亲的穷朋友们就爱引用这句名言来互相砥砺，互相安慰。可不是吗，批呀，斗呀，划“分子”呀，宣布是“死敌”呀，揭露“丑恶面目”呀，清除出党呀，一关又一关，他都过来了。疼痛是难忍的，但是单因为疼痛却死不了人。凌雪说得对，关键在于自己的信心。自己不垮，谁也无法把你整垮，整死了也不垮。他可能确实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或者叫作“罪行”，他可能犯的错误并没有那么严重，他可能确已被“批倒批臭”，他可能实际上并不臭，这些情况他自己还有点判断不清楚。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他仍然要活下去，要革命，要改造思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能这样，因为他强烈地、比什么都强烈地要求这样。
所以他恢复了，恢复了健康、热情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筹备婚事的一个多月，他和凌雪一起照了许多相片。他现在不用参加那么多会了，他现在是“听候处理”，他有了恋爱的时间了，任何一次约会都不会失约。他知道了按时赴约，和凌雪在一起多呆会儿是多么幸福。有一张相片是这样照的：爬山之后，他热了，他脱掉了制服上衣，用一只手在肩上抓着垂在身后的衣服，另一只手叉着腰，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清风吹拂着他的头发，背景是山下的纵横阡陌。这张相片洗出来以后使钟亦成自己都感到惊奇，可以说是震惊，在目前的处境下，他的相片为什么竟是这样神采飞扬、潇洒自豪、蓬勃向上、喜气盈盈？
他应该是这样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是搏击暴风雨的海燕。他是向着高天飞翔的鹰。他是沐浴在阳光里的一朵欢乐的春花。无论施行怎样精巧的整容术，他的脸上无法出现符合“地、富、反、坏、右”的排列的惧怕混杂着虚伪、谄媚，混杂着猥琐的表情。他无法做一个合格的右派，即使这使他感到抱歉也罢。
但他不敢把相片出示给别人，他也不敢让其他人知道他每个星期天和凌雪去照相，他必须偷偷摸摸地去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这天晚上，他们结婚。除了几个近亲，他们没有邀请什么人。就是近亲，也有好几个托词不来。而且，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凌雪所在的工厂的一个领导人（凌雪初中毕业以后上了中等专业学校，现在担任一个工厂的技术员），对凌雪进行了最后一次“挽救”。因为她硬是与钟亦成划不清界限，在运动中，她没有能立场坚定地奋起揭发钟亦成；而现在，在钟亦成头上的冠冕还牢牢实实、还崭新刺目的时候，她竟在一个月内五次打报告要与钟亦成结婚。凌雪拒绝了最后的挽救，于是，领导不得不迫不得已采取了纪律措施，就是这一天的下午，召开了支部大会，通过了把凌雪开除出党的决议。
凌雪不接受这个处分，表决的时候，她不举手。签署本人意见的时候，她毫不含糊地写上了“不”字。为此，她受到了警告，说她“态度恶劣”“还要加重处分”。
两个小时以后，她换了一件紫地带绿色花点的衬衫，套上一件黄色的毛线衣，穿上一件灰色哔叽裤子，半高跟黑皮鞋，然后，她坐上公共汽车，把自己“嫁”出去了。
这是一个十分冷落的、应该说是冷落得可怕的婚礼。除了双方的母亲（他们都没有父亲了）和年幼的弟妹，除了两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邻居以外，再没有别的客人。一盘瓜子，一盘水果糖，一盘果脯，几杯茶，这便是全部的招待。而且，凌雪把早上和下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钟亦成。她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对他们的结合的一个打击，相反，这似乎增加了他们的结合的意义。在天塌地陷的时候，他们挽起了手。钟亦成的脸白了一下，眉头也皱了一下，虽然他自己经受了许多，但是落在凌雪身上的打击比落在他身上的还让他难受。但是，凌雪的倔强的嘴角上呈现着的是笑容而不是哀伤，凌雪的眼睛里流露着的是令人销魂的温柔而不是怨怼，凌雪的一举一动里，都包含着欢乐，包含着那么饱满的幸福，而不是寂寞和悲凉。于是，钟亦成也笑了。七年了，他们在一起，却又不在一起，这有多么苦！现在呢，他们将永远在一起了，他感谢命运，感谢凌雪的真情，感谢太阳、月亮、地球和每一颗星。
到晚上九点，屋子里就没有人了。但还有收音机，收音机里播送着鼓干劲的歌曲。凌雪关上了收音机，她说：“让我们共同唱唱歌吧，把我们从小爱唱的歌从头到尾唱一遍。你知道吗，我从来不记日记，我回忆往事的方法就是唱歌，每首歌代表一个年代，只要一唱起，该想的事就都想起来了。”“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钟亦成说。“从哪一年唱起呢？”“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六年唱什么呢？”“唱《喀秋莎》，这个歌我是一九四六年学会的。”“好，唱完这个，我们就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七年呢？”“一九四七年我最爱唱的是这个歌，这是我入党的时候最爱唱的歌……”
路是我们开哟，树是我们栽哟，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那时候，我唱着这个歌走过各条街巷，我觉得，整个旧世界都在我的脚下……”“一九四八年，一九四八年我们唱‘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一九四九年呢？”“一九四九年的歌儿可太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旗一举满天红啊’……”“一九五○年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一九五一年唱‘雄赳赳，气昂昂’‘长白山一条条……’记得那时候我们都要求到朝鲜去吗……”他们唱起来了，嘹亮的歌声填补了被剥夺的一切，嘹亮的歌声里充满了青春的动人的光明和幸福。他们就这样回忆着、温习着那纯洁而激越的岁月，互相鼓舞，互相慰藉着那虽然受了伤却仍然是光明火热的心。
他们唱得太高兴了，甚至没有听见敲门声，也没有听见门被推开的声音。及至听到了“小钟”“小凌”的招呼和脚步声，他们转过头来一看，客人真好比是从天上降落到了他们的面前。三个人：区委书记老魏和他的多病的妻子，他的汽车驾驶员小高。
经过运动，老魏也瘦了，下眼皮似乎略有浮肿，嘴角上的纹路也更明显了。老魏的妻子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妇女工作干部，黑瘦黑瘦的，在对钟亦成进行“批斗”的过程中，她没有说过一句话，而且，她总用一种大惑不解的、同情和安慰的眼光看着他，这使钟亦成铭记不忘。批斗的日子里，谁给钟亦成倒过一杯水，谁见面的时候向他点过头、微笑过，谁发言的时候用了几个稍许有分寸一点的词汇，都被钟亦成牢牢地记在心里，终生感激。老魏夫妻俩带着友谊，带着和善的笑容出现了，只有汽车驾驶员，年轻的小伙子，踮着一只脚，嘬着牙花，显出一种不耐烦的样子。
“好你个小钟，你们竟然向我封锁消息。”老魏大声说，他的关心和慈爱的态度使钟亦成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初第一次党员大会上送给他军大衣的情景。老魏招招手，妻子拿出了礼物：一对刺绣的枕套，一本相片册，两本精装的美术日记。
“拿酒来，让我们为你们俩的幸福干一杯！”他喊道。
“可是，可是……”钟亦成尴尬了，手足无措了，“我们没有酒啊。”他小声说，声音是颤抖的。
“什么，什么？”老魏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为什么没有酒？这是喜酒啊，我们可是来喝喜酒的啊！”
“没有就算了，天也晚了。”老魏的妻子温和地说。
“我不喝。”驾驶员简短地声明。
“但是我要喝，我一定要喝你们的喜酒。”老魏似乎是负气地说，“为什么没有酒？为什么没有酒啊？”他大喊道，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悲怆，他的眼睛是湿润的，钟亦成，凌雪，老魏的妻子，连驾驶员都不由得被触动了。
“小高，你给我买酒去！”他看了看表，用战争中下达军令的不容商讨的坚决态度说，“半个小时内完成任务。他们不招待，我们敬他们，我们将他们的军！”他笑了起来。
小高从书记的神色里知道这确实是一个不能打折扣的任务，他匆匆地走了。二十多分钟以后，小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真糟糕，商店早就关了门，火车站附近的昼夜售货部偏偏又赶上月底结账，停止营业一天。”他说。“咱们家就没有一点酒吗？”老魏带着质问、带着莫名的怒火问他的妻子。“没有。”他的妻子抱歉地说，似乎喝不上喜酒是由于她的过错，“你又不喝。医生也不让你喝……对了，咱们还有一瓶料酒，那是炒菜用的。”“料酒能不能喝？当然，要喝也不会被禁止。”老魏自问自答，下令说，“把房门钥匙给小高，就把那瓶料酒取来！”
小高走了以后，他说这，说那，只是不说那分明刚刚发生过的事，没有说那刚刚开始的苦难。一瞬间，钟亦成也忘记了这些荒谬绝伦的事情，从老魏到来的那一刻起，他好像有了依靠，有了主心骨。好像在睡梦中被魇住以后听到了醒着的人的呼唤，只要一活动，一睁眼，所有的恐怖和混乱就会丢到冥冥之中去了……
小高回来了，拿回来的不是料酒，而是一瓶尚未启封的茅台——小高拿来了自己家的“储备”。
“为了钟亦成同志和凌雪同志的新婚，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他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为了……总会……干杯！”
老魏庄严地举起了杯，钟亦成和凌雪也举起了杯，他们喝下了这暖人肺腑的喜酒，杯中半是茅台，半是热泪。
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列车在一望无垠的冬日的原野上飞驰。青纱帐撤去了，视线没有遮拦，世界显得更是无边地辽阔了。初冬，还没有积雪，田野上秋收作物的茬子和虽然略有瑟缩却仍然没有褪尽绿色的冬小麦清晰可见。“孕育着丰收”的冬小麦啊，结果却孕育了苦难。不可思议吗？事出有因吗？在劫难逃吗？赶上“点”了吗？还是党的一种特殊的教育自己的儿女、考验自己的儿女的方式呢？不论是什么，作为党的一个忠诚的战士，他要从积极方面接受这一切。老魏出席了他的婚礼，许多的同志也仍然是友好地、正常地对待他。“划清界限”，这本是暂时在一种压力下才发生的，待到压力稍稍放松，“界限”就不那么严酷了。还有凌雪，她那么体贴，那么痴情，用十倍于往昔的温存温暖着他那颗受了伤的心。
别的“右派”早就下乡“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去了（钟亦成不爱说“劳动改造”，因为那四个字叫人联想到囚犯），但是老魏通知钟亦成“等一等”，说他的问题可能还要复查。这给他带来多少希望，他不敢想象这样的幸福，正像原来不敢想象这样的灾难。他梦见机关支部书记找他谈话，支部书记通知他，对他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二年了。虽说仍然是严厉的处分，然而他感激得哭醒了，醒来，枕巾已经湿了一大片。半年过去了，每天早晨他都充满了希望，每天晚上他都祝祷着明天。到了明天，乌云就会散去了，一切就都会好了；到了明天，所有的冤屈，所有的愁苦，将会变成一个宽厚而又欣慰的微笑了。但是，最后，通知他：“这次运动一律不搞复查。”真是奇怪，所有的运动都有复查，“三反”“五反”时候打的那么多“老虎”经过复查都解脱了，唯独这次运动，不准复查。“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希望你今后好好努力，只要自己努力改造思想，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党的队伍。”临下乡前，在办公室，老魏对他这样说。这样说也给他带来无限的温暖啊！
现在，他坐在列车上了。他的眼前仍然浮现着站台上送行的凌雪的努力含笑的脸。“一路顺风！”车开动之后，凌雪用抖颤的声音喊道。这声音的抖颤使钟亦成感到那么悲怆。“凌雪！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他想哭……
汽笛长鸣，车轮铿锵，车头粗重地喘气，烟囱放出浓烟。车过桥梁时大地猛烈地颤抖，车过隧道时车厢一片漆黑（乘务员忘记了打开灯）。车厢喇叭里响彻了大跃进的豪言壮语和“超英赶美”的气壮山河的歌声，各车厢正在举行红旗竞赛。列车员除了不停地打扫、送水以外，还要说快板、读报、进行政治宣传，用自己的声带和广播喇叭比赛。这一切都像鼓槌一样地敲打着钟亦成的心房，使他渐渐地把对城市、对凌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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