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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时间完成了当年无法完成的工作，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已经进入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文化单位的改（为企业）制的工作正在试点与推广。幸亏我在部里的时候还没有怎么常用这两个词，否则不知有些好同志将会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到什么程度。当然，文化产业、企业化也都会产生新的问题。所谓“新左派”也正热衷于感兴趣于批判现代性、批判文化产业，批判传媒的市场化与批量化。发达国家的一些偏左翼的思想者，面对的是一个过分膨胀的商业社会，而我们国家，远远不是商业文化占了统治地位，我们从来是首先强调社会效益，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步子只能一步步地走，过程在于时间。
从到文化部第一天开始，我就提出了对于文化艺术工作的国家褒奖体系的建设问题，可惜没有来得及做成，好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
与两位世界顶尖的大歌唱家的成功来访成为对比的是不成功的意大利著名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来访。莫出生于一九○七年，墨索里尼时期他坚持不合作态度，数次被逐出意大利。他一生总共写了十七部长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十部剧作，十部评论集和游记。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罗马故事》描写小人物的辛酸和社会的异化，堪称脍炙人口。他当过国际笔会主席，他的作品的数量与影响都非常大。他以八十岁的高龄前来中国，说明他对中国的变化极感兴趣，他希望能见到中国的领导人，并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结果未能如愿。而正如国人有喜欢猜测生事者一样，意方也有喜欢无中生有地分析问题的长舌者，他们分析并向莫拉维亚传话说，莫拉维亚一见到我就谈起他喜欢读中国古代小说《肉蒲团》，是大大的失策。因为此书内容色情，为中国所禁，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拒绝与他会见。
当时国务院有个规定，说明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由有关部门提出要求与国家领导人会见。这样的人当中包括达到一定职位的外国高官，也包括跨国大亨，其中没有文化人。此前，文化部希望国家领导人见一下英国的梅纽因，也没有成功。梅对中国是极其热情的，也是重量级音乐大师。我上任文化部以后，他每年都给我寄有他与夫人的近照的贺年卡来。我专门起草了一个报告，以文化部的名义上报国务院，建议在领导人考虑会见的外国客人中加上那些卓有成就和影响巨大的文化名人。这个报告得到了原则上的肯定的答复。
据说莫拉维亚回国后心情不好，对他的中国之行颇觉无趣。我听说后也有些不安，每次途经或逗留罗马时，都委托我国驻意大利使馆文化处以我的名义向莫拉维亚赠送鲜花一束，并附上问候。但是再没有得到莫老的回应。
从一九八六年四月到一九八九年九月，我一共在文化部上岗三年零五个月。至今我仍然受到文化部的多方照拂，受到文化部新老领导与工作人员的善待，我是很惭愧的。
大约二十年后，王蒙写到这一段往事时，恰逢《诗刊》五十周年选了他的一首短诗《旅店》：
需要一把钥匙哪一把呢是宿命也是随机有了这钢铁的数码一瓶香槟一桌酒席不问你是谁比爱情还温柔也许声音形象色彩香气窗下的街道和海翻腾许多镜子一个自己能够忍受比妻子还周到的体贴吗像忍受猫爪的捉弄电梯总是板着面孔接受你与你的行李吐出你与你的行李无需告别门已关闭对旁人如法炮制一个潦草的故事一个陌生亲切的世界在时限内结账前属于你诗作于一九八八年，正在部长任上，相对比较顺利的时期。我写到了宿命、随机、周到、体贴、捉弄、翻腾、许多镜子，一个自己，板着脸的电梯，不待告别——已经关闭，陌生、潦草、亲切、时限……好极了，这首诗写出了我的人生的滋味，旅行——住店的滋味，也写出了一些部长的滋味。
31.任凭风雨疾作为我不能不承认的政府官员，我还是太幼稚太天真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上任后约半年，到上海参加作协召开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讨论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外国的活动于文学领域的汉学家，其中有瑞典的马悦然教授，苏联的费德林教授，英、法、意、日、澳的一些专家等。此会早就计划要开了，有关外事部门一直未批，我一担任部长，此事批下来得也快了些。
会议在上海的宝山举行。我坚持与与会作家同住一个旅馆，只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参加。而另外委托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刘德有以部的名义举行一次招待会祝贺此会的闭幕。
会议完全交由作协主办，主要是作协外联部组织，包括名单，我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愿意介入太多的具体事务。会后戴厚英等还有一些旁人著文对于会议没有邀请她或他对我表示不满意，其实我并没有过问会议组成人员的名单制定工作，当然，即使我过问了也没有把握一定会邀请她。这件事和任何一件文艺方面的事一样，缺少公认的如同奥林匹克赛赛事一样的入围标准。
会议碰到一个麻烦，经费太少，捉襟见肘。作协外联部的负责人邓友梅告诉我，会议如果只承担与会正式成员的伙食住宿等，就勉强可以维持下来，但一些媒体的记者来得很踊跃，你邀请了的，他来了；你没有邀请的，他也来了。还有我们的一些作家头面人物，如刘××，自带了两位女记者来。特别是遇到一些如开幕式招待会、宴请等标准高的膳食，实在负担不起与会记者的入席。作协方面提出拟请记者另行用餐，标准低一点，我未有异议。
孰知这是犯了忌的。我国的记者不是个体户不是所谓自由职业者，他们的习惯是受到会议的良好待遇，他们也会尽力报道会议的有关消息做好宣传。我在新疆时，出差和田，时和田地委书记工作很有成绩，为人称道，人们说，他的一个特点就是礼遇记者，超规格接待，也就时时能在媒体上露脸。在一个更注意上级观感的地方，有没有记者给你吹，给上级的印象大大不同。
果然，只一个开幕式没有请记者同志一起出席宴会，就引起了较强烈的不高兴，当天晚上一些媒体同志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我的秘书挡驾挡不住，我被叫了出去，我表示我已相当疲劳，并正有别的事情在处理，有什么事第二天再说，记者同志你一言我一语，我无法脱身，我的态度也渐趋急躁，直到近乎大叫起来，完全失态，完全丢人，完全失败。
我也服了，果然，此次会议虽然开得不错，媒体上是一句不提，封杀得十分彻底。还有一些人在境内外写文章，将此事“与反右”前夕的“左叶事件”相比。左是当时（一九五七年）的一个领导干部，说是他对记者态度不好，说过：“是我重要还是你们重要？”还有一老文人著文，叫作“一阔脸就变”，算是够恶心人的了。
这当然首先是我的一个修养问题，对于记者同志的尊重问题，我必须接受教训。
这里也有一个悖论，上下左右，都提倡打成一片，提倡官员应该成为群众（同行）的贴心人，自己人。但是，事实上人们宁愿接受异类的管制，而不接受自己人的安排。刘绍棠就有名言：“作家是管不了作家的；只有领导，才能管作家。”我确实认为我是同行是自己人是可能范围内的最贴心人，结果一贴心，差点没有真的“打”成了一片。
如果我是做官当老爷，如果我干脆不懂不搞文学创作，如果我一张口全部是《人民日报》社论上的话，如果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官儿，如果我只擅长传达文件与作批示，那么，第一，我不可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最多参加一个开幕式讲几句大面上的话就行了。第二，我不可能与众人住在一起，不可能敞开室门任由同行同业与兄弟行业的人投诉。第三，不必直接面对那么具体的事务，如作协开幕式宴会的规格与邀请人员。第四，不论什么事，我根本不要表态，不是说的作协吗？好，转达给作协就是了。哪里会自取其辱呢？
官有官的做法，（专）家有（专）家的当法，民有民的方略，你接受了官职明明是老八了，却又要酸如老九，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我想起文怀沙先生的一个说法，说到一个大家都敬爱的领导同志，说他没有架子，文老喝道：“没有架子怎么行呢？”
我是彻底服了，对于任何人都是不能够怠慢的。不但记者，对于任何人都不能怠慢，领导决定你的浮沉，售货员决定你需要的商品的品质，邮递员管你的信件，司机管你的交通……记者决定你的公众形象。我记住了早在新疆便知道的箴言：一粒沙子也会迷住你的眼睛，一粒石头也能绊你一跤。第二，改革是改革，国情是国情，你必须服从自己的国情。第三，你已经当了官啦，法兰西的谚语，有两种职业当一天就会被人记一辈子：部长和妓女。你半推半就，你一心不失文人本色，然而你的责任在那里，不找你找谁去？
我还要进一步检讨，此事上我受了全盘西化思想的毒害。我已经到外国开过不少研讨会了，人家都那么简单利索。一名教授，拉到一点钱票，什么都齐了。邀请例如八十个人，邀请函发出，来不来给个答复，会期接近了，那么再确认一下，发出正式会议通知，一个会议日程，附一个地图和有关事项规定。与会者大多自订机票，而少数特殊需要会议主办方提供机票的（那时的中国人多数要求邀请方提供机票，现在已无这样的问题了）另说，自打的士到达旅馆，入住时领到一大堆请柬（包括招待会宴会酒会与礼仪活动），一张支票，签个字，最多再报销一下打的士的钱，再发给你一张居住说明书，一般主要内容是会议主办方不负责电话费与迷你酒吧的饮料费用之类；全部事情都完了。与会记者，最多是需要与与会成员签一个采访合同，付费或不付费，然后，你开你的会，他采他的访，或者你溜你的号，他趁机会他的朋友。以会议为由旅游与私会幽会，中外皆然。此外再无干涉，没有一个人会为媒体有关事务发愁。媒体自有其权威，收入，名气，运作方式，吃喝安排，怎么会有劳会议主办方的殷勤周到？整个会议，教授一人最多加上一个妻子或异性伙伴帮忙就够。费用也极节省。我们这儿呢，同样的一个会议，联络组，保卫组，交通组，会务组，宣传组……工作人员至少是会议成员（我国俗称为代表，其实与代表的语义无关）的二分之一，光机构与人员你得搞多少？作协此次的事情不就是由于没有一个好的得力的“宣传组”才搞出来的吗？中国者中国也，你想按外国的办法简化，只怕是天也不容。
我类似的做得不漂亮的事还有很多。催促一位老局长的工作引起了反感与抗议。想为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说两句话，却得罪了老文艺战士。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越没完没了地征求意见，越是有意见。反正在我之后，再没有哪个文化部的领导动辄诚惶诚恐地征求老部长们的意见啦。我来了文化部，但放不下作家的身段，英若诚到了部里则仍然坚持他的表演艺术。有一次去香港、上海等地演《茶馆》，走得时间偏长，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左右为难。
从整个中国来说，这一段是最强调干部的专业化的，成败得失，值得总结。不过至少在文艺界，早已不那么强调专业化了。
顺便说一下英若诚到部里来的事。一九八五年领导找人谈文化部长人选时，找了于是之。是个误会，领导同志听到有人向他推荐英若诚，他与工作人员说时忘了名字，便说那个演《茶馆》的著名演员。工作人员一想，于是之是主角，著名演员，剧院院长，还是北京市委委员，当然是他了，便通知了他。于的做派谈吐更像北京市民，领导同志便觉好生奇怪，后来才知是英冠于戴了。
我到部里来后，拜访了老英，又从曹禺等老人那边“考察”一回，正式提名他到部里工作，分管艺术。
一九八六年冬，几个大城市发生学潮，学潮的规律之一是，如果你讲那么一点点人们所理解的与国际接轨的“民主”，他就一定大闹学潮，一直闹到想讲一点那类民主的领导下台为止（我无意反对民主，我也希望更多更好的民主，但是我必须告诉读者实情，我同时不希望发生大家都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为此，一些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头头都很震动。我也说不明白，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会这样厉害。左了，右了，封建主义作祟了，资本主义危险了，民主了，社会主义了，举最高理想的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还有什么乌托邦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唯意志论、教条主义、列宁主义、格瓦拉主义、胡志明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徐宝伦为此送了命）、冒险主义、和平演变、改良主义、文化冲突与文化相对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私有化、趋同论、系统论、情意结论……所有这些来自欧洲的，无人知其原文的辉煌而又庄重的名词正决定着人类的与中华的命运；还有专政、民主、党的文学、齿轮与螺丝钉……的译法是否正确，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倾向性、双百方针、宽松、现代主义、抽象印象与具象，琳琅满目。而“三无小说”“玩文学论（黄子平讲过，为什么搞文学？因为文学好玩，被称为玩文学论）”“创新疯狗论（张辛欣说过，创新像一条疯狗追得我们不得安宁）”“审父论”“地球村论”……都在某些地方被说成了敌对思想的侵袭。连唱通俗歌曲用“气声”与歌星的出场费是否过高（其实够不上现在的百分之一）都是引发争议的大麻烦。一九八○年代的意识形态的追寻、争论与杂陈……真够火的！
最最意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四年，我在莫斯科询问苏联科学院的专家：
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的“文学”，到底应译作“文学”还是“出版物”？他们回答说，我们也有争论，简单地说，当刮起强硬风的时候，就解作“文学”；当刮起宽松风的时候，就解作“出版物”。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简化从事的办法，就是某某领导是开明的，保护知识界的；某某领导是“左爷”，是“事儿妈”，是整人的……前一种领导当权，知识界一定会过几天舒服日子；后一种领导当权，就等着整肃吧，您哪。
胡总书记辞职的事引起了部分知识人士的不安，一位作协的同志甚至对我说：“是不是咱们气数将尽了呢？”
一九八七年初，对我个人也传出了说法，要换掉王蒙了，云云。
很奇怪，此时的我还真不想就此罢手，还不到一年，我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我还有许多事没有办，我还不想就这样“转瞬即逝”，我还想试试我自己的也是我国文化事业的可能性。
有一个情况鼓励了我，据说有人将我的两篇文章送到了最高领导人那里，一篇是发表在《读书》上的谈马克思主义的，题名为《理论、生活与学科研究问题札记》，一篇是发表在《红旗》杂志上谈双百方针的。我相信上送的人不像是为了传扬王某，倒更像是送上去找“问题”的。最高领导人看了，说是写得“是好的”。这是由一九八七年初负责文化部工作的中央领导正经传达给我的。
前一篇文章我的中心意思是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取代具体的学科研究，有一些比较大胆的话语：
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善于把学科对象放在社会发展的全局、历史发展的全局当中做宏观的考察，较易于抓住根本，抓住要害……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满足于用马克思主义一般规律的推演和重复，用一般规律的自我循环，代替对一门具体学科对象的把握、考察和研究……大道理与小道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纲与目，马克思主义与学科研究的关系其实是双向的。大道理指导小道理，小道理丰富大道理。大道理的革命引起小道理的革命，小道理的突破也会影响大道理的更新（例如考古上的一个或一些新发现会影响历史的写法乃至关于这段历史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解决了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但也不能取代科学的哲学的全部。
文艺学、美学之类更是如此。在文艺学、美学的总的范畴下面，还有许多分支学科，诸如创作心理学、接受美学、文体学、（文学）语言学、风格学、（文学）版本学、（文学）书目学、诗韵学、和声学、构图学、建筑美学、园林美学、工艺美学、音乐美学、舞蹈美学、摄影美学以及对于各种文艺对象文艺创作家的史的研究，这些大多都难以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范畴之内。难道所有这些分支学科都可以概括区分为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吗……
当然，这些皆是可以争鸣讨论的，我的论述并不精彩深邃，但是，至少，在一九八七年初那段特殊的日子，我的此文并不会带来政治上的灾难。这说明，我们的祖国，已经向前跨了一大步了。
而第二篇文章，则在学习讨论有关胡耀邦总书记辞职的国务院会议的小组会上被当时的林业部长发言批评，说是此文的“味道不对”，他没有点名，也没有记清作者是谁，或者是记清了没有好意思点也在场的王某的名。我只好保持沉默，我不想在这种场合把国务院组成人员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有趣的是，或者说是意外的是，不久，这位林业部长同志因大兴安岭林区大火事件而被大张旗鼓地撤职了。开始，国务院会议上宣布的是他的“免去”，另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持工作的老同志则多次重复是“撤销”，最后，会议主持人临时下了狠心，确定是“撤销”了。然后一位资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先生随机地采访一位刚刚从飞机上下来的美国游客，问他对中国林业部长被撤职事情的看法，当然，这一问一答的结果都是莫名其妙四个字。
此时苏联刚刚发生了一个德国青年驾机降落红场的事件，戈尔巴乔夫撤了一组空军高官的职。不知此事是否影响了那位同志的命运。
多年的风雨，使我沉住了气，我个人也相当熟悉和敬爱耀邦同志，但我也知道他纯洁得未免天真，热情得未免冲动。同时我不相信一个人的职位的变化会引起中国形势的逆转。意识形态，宣传口径，可以时有调整变化，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和平时期的核心事务——经济建设已经走上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之路。而当意识形态的大轰大嗡与社会经济生活脱节了以后，各种高谈阔论，言语压人也就失去了许多威力。我相信时间，相信时间有利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我希望能够逐渐培育开放、开明的气氛，还有意识形态上进行解释与发展的更大探索空间，但我追求的是稳妥的开放，是稳定的改革，我主张不必要也不可能说太多的大话，办一蹴而就的事。什么“观念更新”，什么“松绑”，什么“上下都好、唯独中层干部梗阻”（有一篇小说就叫《肠梗阻》），什么提倡“能挣会花”……这些当年十分流行的说法判断我都是将信将疑，以疑为主。
到了一九八七年初夏，我个人的处境稳下来了，回想这一段考验，我反而觉得可以告退了，最好现在就下来吧。与其让别人费力地夜以继日地整材料，何不自动回避？我找了王任重同志，说是请他向中央转达，我最好还是退下去写作。任重同志说：“你这是个好意见……”但没有下文。
这里还有一件旧闻。一九八七年的敏感时刻，派来了原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到文化部任副部长，排在高占祥后。有关领导建议由王济夫同志分管人事工作。其实我压根儿就无意于人权财权，原来人事也不是我分管。领导介绍济夫说，他在烟台，不搞包产到户。这种介绍是否妥当，另议。改革开放初期，争议尚多，不足为奇，反而证明了小平同志的贡献之大之勇敢，克服的艰难之多。问题是，我后来与烟台人说起此事，烟台友人大笑，说是恰恰相反，是更早的烟台领导人对搞包产到户不积极，才换成了济夫去主政。事实证明，济夫的思想一点不保守，我们的工作配合与思想感情的交流也极融洽。领导人是太忙了，忙中难免出错。靠听汇报来定印象分，不应该作为人事任免升降的依据。希望日理万机的领导们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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