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面对的是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妻儿与亲戚。这并不是戏剧场面。我的记忆里不止一次，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姥姥、姨坐在一块儿发愁：“面（粉）呢？没面了。米呢？没米了。钱呢？没钱了……”可以说是弹尽粮绝，只能断炊。然后挖掘潜力，巧妇专为无米之炊，找出一只手表、一件棉袄或是一顶呢帽，当掉或者卖掉，买二斤杂面（含绿豆粉的混合面粉）条，混过肚子一关。

这样母亲就对父亲极端不满意。她的精神紧张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无法与王锦第相处，不能信任她的丈夫。她同时渐渐发现了父亲的外遇，至少是父亲希望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年轻貌美新派洋派的女性。尤其是在父亲的校长职位被炒，我的外祖母董于氏（解放后报户口时起名于静贞）、姨妈董效到来之后，她们三个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研究防范和对付父亲的办法。

我当然无法做出判断，究竟是谁更加伤害了谁。我只记得从小他们就互相碾轧，互为石碾子。他们互相只能给予伤害和痛苦，而且殚精竭虑地有所作为——怎样能够多往要害处给对方一点伤害，以求得多一点胜利的喜悦。你伤我一分，我伤你十分，当然是我胜了。父亲曾经给过母亲他已经登记作废了的旧图章，作一切收入由母亲做主状，母亲立即喜笑颜开，如同苍天降福。而等到母亲去领薪的时候，才知道是上当受骗。

母亲下了狠招，她的一个直捅死穴的做法是搜集父亲交往的学界教育界人士乃至名流的名单名片，然后她一个个地突击拜访，宣称父亲如何不负责任，如何使妻儿老小陷入饥饿，如何行为不端。

这时候我们已从大翔凤搬至西城的南魏儿胡同十四号。最可怕的事情似乎发生在这个院子里。父亲住在北屋，墙上挂着郑板桥的字（拓印）“难得糊涂”。这幅字几十年后我在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的汉堡家中发现了，当然是父亲送给他的。我相信，父亲没有少向傅教授借钱。

有许多发生在这所住房的场面至今令我毛骨悚然。父亲下午醉醺醺地回来。父亲几天没有回家，母亲锁住了他住的北屋，父亲回来后进不了房间，大怒，发力，将一扇门拉倒，进了房间。父亲去厕所，母亲闪电般地进入北屋，对父亲的衣服搜查，拿出全部——似乎也很有限——钱财。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我们通常称之为二姨）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

河南作家张宇有一句名言，你想找农民吗？不一定非得去农村，你所在的大学、研究所、领导机关、外事俱乐部……哪里不是农民？哪个教授，哪个艺人，哪个长官，哪个老板不是农民？信哉斯言！

写下这些我无地自容。也许这是王蒙的白痴，也许这是忤逆，是弥天的罪，是胡作非为，哪有一个人五人六能这样书写自己的父母，完全背弃了避讳的准则。是的，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必须说到他们过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我愿承担一切此岸的与彼岸的，人间的与道义的，阴间的与历史的责任。如果说出这些会五雷轰顶，就轰我一个人吧。

南魏儿胡同14号，父亲住北屋，姥姥和二姨住东屋，我、姐姐和母亲住南屋，院子里有一座大藤萝架，春天开着紫花，香气扑鼻，藤萝花可以和到面团里加上白糖做蒸饼。花开了结成大荚，那样雄壮和辉煌的大荚却没有用场。我小时候常常计划长大以后研究和开发藤萝荚。

有什么办法呢？在各种可怕的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保存着对于藤萝小院的欣赏，保持着开发藤荚的幻想。这才是王某。

高商校长之后，父亲到北师大与北大任讲师。后来此职也被炒。我们搬到了附近的受壁胡同18号。父亲后来离开了北京。在兖州、徐州短期任教，后来到了青岛，任李庄师范学校校长。可叹的是在倒霉的时候，父亲在家里的表现好多了，说话和气，点头哈腰，作揖打躬，唯唯诺诺。母亲、二姨、姥姥，都庆幸父亲的“改邪归正”，还用了些“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熟语以资鼓励。乡亲们也说是岁数再大一点自然就会好了……而只要他的情况好起来，他与家属的矛盾就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原来，人的各种问题各种麻烦的出现，恰恰是自身的处境改善了好多了的表现，岂不悲哉？

正是在中国，人们常常会把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视为一体一揽子，也只有在汉语中，国家——古代更多的是叫家国——一词中，既包含着国的意思也包含着家的含义。我就是从自己的家中知道了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叫封建，什么叫青黄不接的社会转型，知道了历史的过渡要人们付出多少代价，承受多少痛苦。以为不必革命，只要好好地念《三字经》《弟子规》就能秩序井然地过太平日子，这样的人是太白痴啦。

4.精彩与荒谬应该是一九四四年，春节前夕，父亲托人给家里带来了信与年货。信里有一个重要的叮嘱，就是要注意洗澡，每天都要洗，可以洗一次，也可以洗两次。他带来的礼物尤其辉煌：一个是一盒巧克力糖，从包装到味道对于我们与其说是神奇，不如说是匪夷所思。另一项礼物就太伟大了，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玩偶：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彩色，木质，有底座；可以放在地上，另有一个木槌，一个弹子，玩时用木槌打弹子，看能击中哪个木偶。它们确实在我与姐姐眼前打开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是不是这次我记不清了，他还给我们买过拼贴图形的日本原版的“活动变人形”，色彩十分艳丽。一本书，上、中、下三部分，都可以翻页。三页分别是人体上、中、下三部分的图形，这样不同的翻页带来不同的人形。说实话，这并没有使我感到兴趣，我甚至对于这样的任意组合心怀忐忑。

母亲恨得咬牙切齿。对于急需日用补贴的母亲来说，父亲的行为几乎是一个挑衅，是与妻儿、与家庭、与现实、与生活的决裂。她给父亲起的绰号是“外国六”，是“猴儿变”，前者说他脱离国情，全盘西化；后者说他一会儿一变，像一只猴子一样不可捉摸，靠不住。后来，母亲的评说更加厉害，说父亲是“社会一害”。而父亲对母亲和她的母、姐，则称为“三位一体”“愚而诈”……

母亲在京有两位乡亲，一位孙姓经商，一位张姓行医，这两个人都是母亲心目中的男人典范，正当职业，稳定收入，夫妻和睦，顾家顾子……在一次吃饭的场合，母亲委托了其中一人教训父亲，据说还动了手。这些最最沉重的经验我写到《活动变人形》里边去了，但是我要说明，倪吾诚自杀的情节并非父亲的亲历。

在我的童年，我有多次被母亲带出去进行公关活动，拜访乡亲和父亲的朋友（其中我记得的有德语学者、北师大的一位系主任余天休），谈话内容两方面：一个是父亲不管家，她带着两个（后来是三个、四个）孩子过日子如何困难；二是请求接济，形同乞讨。我则以自己的聪慧、乖觉与营养不良加强母亲的话的可信性与动人性。没有固定收入的五六口人生活在北京（后为北平），居然一直活了下来，确也算奇迹。母亲的活动的中心围绕着生存，围绕着防止家庭的崩溃。父亲提过离婚，但是母亲只要一说赡养费的事情父亲就透心凉了。与此同时，孩子从两个变成了三个，又从三个变成了四个。这不但尴尬，而且……我无法再写下去。

在可怕的南魏儿胡同，在父亲房间里我看到过他留日期间的日记，对不起，我当时只有六七岁，我不懂得尊重隐私。有两页给我留下了印象：

一页上写道：“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

一页上写道：“收到玉兰来信，既无情感，也无问候，只是要钱，奈何奈何？”

看得我心惊肉跳。同时我下了决心，一辈子不做父亲那样的人，不做对不起女人的事。我那时就懂得了怎么样正确运用反面教材了。

父亲的用品里有两样则很可喜。一个是“燕京八景画册”，使我早就知道了“卢沟晓月”“琼岛春阴”等说法，产生了对于北京的感情。至今我保有这本画本。还有一个椰子壳做的茶罐，上面有日文字与富士山的素描，是父亲从日本带来的吧，这个罐子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后来自身老化裂开了。父亲还挂过一幅油画，画的是天坛祈年殿，白云蓝天，对比得有些生硬，但非常真切，据说画家是一位哑人。

父亲喜欢读书，有时是整天读书，喜欢喝茶，我则受母亲影响曾经认为喝茶属于奢侈，并质问父亲既然经济困难为何不喝白开水。同时，我也觉得整天读书太枯燥太呆板。

父亲常走路散步，骑过马，更是游泳的发烧友，解放后的夏天，他几乎每天有两三个小时在游泳。他带我在颐和园南湖五月中旬就下过水。

父亲不会唱歌也不懂音乐，一次我要他唱歌，他的五音不全的声调实不敢恭维。但是我的童年还是有机会从父亲处得到老志成的国乐音乐会与白云生的京昆表演的票。从前者，我记住了“汉宫秋月”与“高山流水”的曲目名称，但是对旋律没有印象。

父亲喜欢结交人，见了谁都热情主动打招呼，攀谈，以至有时我与姐姐觉得他太殷勤，有失尊严。我们向他提出意见，他很沮丧，也很不以为然。他大概认为，他与人打招呼而对方对他冷淡，应该责备的当然不是他而是对方，打招呼是一个文明，冷漠才是装腔作势，是野蛮。解放后五十年代他喜欢引用的是赫鲁晓夫的话：对人冷淡是犯罪。

父亲喜欢喝咖啡，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次朋友问我怎么样煮咖啡，我去问父亲，父亲不能回答有关煮咖啡的任何技术问题，看来，他没有条件在家里煮咖啡，他只是喝过端上来的咖啡罢了。

父亲喜欢讲哲学，讲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他的生命后期绰号王尔巴哈。我问他什么是哲学，他的回答是罗素说过，哲学是在一间黑屋子里寻找一只黑猫，而这只黑猫并不存在。据一个我认识的朋友说，父亲讲课不是很成功，他说得乱，没有重点，没有主线。

父亲严厉抨击故乡，专门给我讲家乡的愚昧、落后、残酷。从小手淫和吸鸦片。地主女性最喜欢的就是调查别人的隐私：叫作听窗户根儿……他表示理解用各种不文明的手段在土改中对付地主婆，例如把一只猫放到地主婆的私处。

父亲崇拜科学，在全家断粮的情势下，他得到一点钱先买一件温、湿度计，认为这种东西有科学含量。解放后我送给过他一瓶鱼肝油，他狂喜地大喝不止，喝得腹痛腹泻仍然兴高采烈。

父亲突然喜爱艺术了，虽然他自称不懂“风花雪月”。他为妹妹王鸣报过京剧班儿的名，幸亏没有录取。对不起，他更注意的是减少子女的生活与教育开支，我以为。

然而父亲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自日本留学归来后再没有出过国门，没有过一笔存款，最后他离世的时候，连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都没有。

我曾经抱着沉痛、同情却也是轻视与怜悯的态度回顾父亲的一生。我认定他一事无成。只是在老父弃世以后许多年，我的一个异母弟弟在父亲的墓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的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走出了龙堂村，他说父亲的墓碑上必须写上龙堂的字样。走出龙堂并不容易，父亲说家乡的地主最希望的是孩子早早吸上鸦片，这样就一辈子不会离开乡土，不会受新潮尤其是革命潮流的影响了。

我很震动，这可是不得了啊。如果没有走出龙堂村，王蒙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呢？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你能混成什么样呢？机遇呀，天地呀，空间呀，平台呀，谁能掉以轻心？

谢谢了，亲爱的爸爸，你的追求虽然不果，但是你毕竟为我们创造了最起码的条件。廉价的取笑与抹杀前人的努力，就是有罪，就是理应得到生活与历史的惩罚。这样的惩罚自然就活该天公地道地落到我王蒙的头上。

5.慈祥与温暖我的四个长辈：父、母、姨和姥姥都极爱我，我从小生活在宠爱之中。五岁时一次父亲带我去看牙齿，等候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他说要去取一点钱。然后他去了一个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我记得他本来戴着一顶西式礼帽，但现在没有了。我问他的帽子哪里去了，他不回答。然后我记得他带我去了牙科医院还磨洗了牙齿。后来我指着那个父亲取钱的地方对母亲说，这是父亲取钱的地方。母亲连忙喝止。后来我识了字才知道那里写着的招牌是“永存当”三字。

父亲和我与姐姐玩搏斗，我们规定谁要输了就举起小拇指，我与姐姐拼命攻击，往往都是父亲认输。

只要买到好吃的或带我们到了餐馆，父亲就说，他像是一只老母鸡，最高兴的就是叫了小鸡来吃它找到的虫子。

我们从小就有一个印象，父亲不好，母亲好。这方面母亲给我们天天灌输。我们对父亲的态度经常不那么好。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经常要教育我们，怎样说话，怎样道谢，怎样行礼，怎样端正坐姿、立姿与行走姿势，必须纠正“八字脚”，还有怎么样待人接物。为此我们觉得自尊受到侵犯，而且产生反感，素日不给我们做饭，不给我们做衣，不管我们的功课，不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人，一见面就教育，多么讨厌！

母亲则多半是为孩子们服务。一次我吃面条，我说太咸了，不吃，母亲就放醋，醋又放多了，更不好吃了，我哭了起来，母亲的表情像犯了大错误一样，一再向我抱歉。这个事我长大后后悔莫名。

我有时感到饥饿，母亲就用白面做成糊糊加上红糖给我吃，我也被理解成被说成爱吃糨糊。还有一种最简单的食品，把馒头或玉米面窝头切成小块儿，放一点葱花、酱油、香油，拌着吃。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说过什么话了，母亲认为我说得太狂妄太“不孝”了，便忽然与二姨联合滔滔不绝地向我进行起教育来，天色已晚，我都快睡着了，还在教育着，我感到极其疲劳。我从小就知道，疲劳教训，只能制造灾难。

姥姥带我去白塔寺庙会，买药给我点（杀）痦子，用一点类似稀释的硫酸之类的东西，抹到痦子上，如火烧般疼痛。几天后，这粒痦子消失了，脸上多了一个小坑，别处又长出了几粒痦子。

我们基本上住在西城，西四——平安里一带。白塔寺、护国寺，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欢乐，大声吆喝着（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那样）卖布头儿的，卖红绒花（春节时戴）的，卖空竹的、卖糖葫芦、大茶壶沏油茶（油炒面）和茶汤的……花样很多。还有练武功卖大力丸的，最可笑的是我记得有一次卖野药者举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例子来推销大力丸，大意是蒋那样忙碌，需要温存，故而需要大力丸。天桥有名的唱戏人“大妖怪”也在白塔寺唱过戏。那座藏式白塔也很好看。我的姥姥董于氏常常带我去这些庙会去玩……你依恋童年，你依恋生命，于是你回忆这一切，使所有的寒酸都变得温煦，所有的匮乏都变成纯朴，所有的恶劣都变成别具一格；何况光阴的逝去确实带走了一些美好的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对过去白塔寺、护国寺庙会的兴奋也给我带来了灾难。一次看过庙会上的“练把式”（功夫表演），回到家我便在床上耍吧起来，一阵头重脚轻，倒栽葱跌了下来，脸摔到了一个瓦盆上，受了不止一处伤。还有一次直接栽到地上，砰的一声，几乎晕了过去。

我第一次书法作业写“红模子”，现成的纸上印着红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学写字也学数数，历代的孩子们这样写下来，亲切而又古远，你觉得中国儿童上学也是源远流长，铭心刻骨。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现成的墨汁，有墨汁也是奇臭难闻，那个时代的防腐剂甚不发达。小学生先要研墨，对于生手来说，研墨已经搞得到处是黑迹了，再用毛笔将红字涂黑，偏偏笔头是想东偏西，自己拐弯出岔，完全不听使唤，我急哭了。姥姥便佘太君亲征，捉刀代笔，没想到她老人家的描红模子的水平比我强不了多少，弄得我们俩一脸黑一手黑，纸上也是黑迹斑斑。最后由于二人用力太过，毛笔头也掉下来了，便去买松香粘笔头。我更加焦躁起来，怎么样收的场，已经不记得了。

离家不远的北沟沿（现名赵登禹路）路西有一家小文具店，姥姥称之为“高台阶”。要上很高的台阶，铺面进深极小，堆满纸张，一进屋就是浓烈的文具味道与白纸的耀目的反光。我的受教育离不开这座高台阶商店。

姥姥没有上过学，识字有限，但是能背诵千家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依柳过前川……”更喜欢背：“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知向谁。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哪得不伤悲……”这是林黛玉的诗，“知向谁”云云，现在一般作“却为谁”，“哪得不伤悲”，现在则多为“焉得不伤悲”了，不知是姥姥背诵有误还是另有所本。

二姨念的唐诗则是：“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想到二姨从十九岁守寡的特殊经历，此诗令人欲哭无泪。

姥姥和二姨吟诗有一种特有的调子：

多——拉多拉——梭~~拉，米米瑞~~米梭梭米瑞~~多多，瑞瑞~~多~~瑞米~~梭——瑞~多瑞米梭~~瑞多拉~~多梭——旋律虽然平板，但仍然有一种烦闷和哀伤的感觉。

二姨似乎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最有“才华”，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最喜读书，有一点小钱就去租书摊租书，张恨水、耿小的、刘云若的言情小说与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都看。二姨说话常带流行小说语言，如冤家宜解不宜结，如冤家路窄、血海深仇……但是我不明白，为何二姨长期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读成“拔力相助”。

二姨常常辅导我的作文，有一次作文题是《风》，描写了一段飞沙走石的大风以后，结语处二姨增添了这样一句话：“啊，风啊，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黑暗吹散吧！”我完全不明白写风为什么要牵扯到世界与黑暗，也不知道到底世界与黑暗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的作文的结语处被老师画了许多红圈，显然二姨代笔的警句，大受赞赏。

二姨也受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影响，提起冰心、庐隐、巴金、鲁迅，她都极表尊敬。在辅导我的作文时二姨也很喜欢用一些新文学的词，如“潺潺的流水”“皎洁的明月”“满天的繁星”“肃杀的秋风”“倾盆的大雨”等。但她们对我的教育，则主要是传统文化，她们多次引用的格言是：满招损，谦受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深处意气平。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父亲的教诲则显然属于新学、西学范畴：关于健康、关于礼貌、关于社交、关于公共场合的行事规则等。

二姨吸烟，喝酒。吸的是几分钱一包的“珍珠鱼”，喝的是散白酒。她爱说的是：“我无夫无儿无女无房无地无钱，我只有这一口烟和酒啦。”

二姨常常自言自语，眉飞色舞。尤其是她早晨洗脸梳妆的时候，她像一个仪式一样地自言自语乃至痛骂啐唾沫好半天，令人惊心动魄。二姨经常梳卷头，用刨花水定型。她直到五十九岁在新疆辞世，她的头发仍然是黑色的。二姨喜欢擦粉，被我母亲戏称为“大白脸”，她擦成大白脸的时候样子吓人，像鬼，擦白以后再洗净，我不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化妆术。

我常常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里而感到幸福，就像有时感到不幸一样。最大的幸福是我们家的孩子不挨打，最多是挨骂和听受训诫。我们住在受壁胡同18号的时候，里院正房住着一家白姓人家，他们有姐弟许多孩子，大姐叫白洁慧，一个弟弟叫白洁莹，一个堂弟叫白洁玺。他们家的对儿童的体罚我也为之丧魂失魄。尤其是姐姐洁慧的挨打，还没有开打已经听到杀猪一样的叫声，据说是要跪下来打屁股，用木板直到藤条抽打。那种呼天抢地的声音，也许差似日本宪兵队的刑讯室。有时候体罚在入夜后进行，我已经入睡，一声惨叫令我发抖。有时候第二天我看到了挨打者的鼻青脸肿与羞耻恐慌的神情。说是挨打是由于逃学或者考试不及格。这更使我知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