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一见我这篇散文的题目，必然的并且立刻的就会联想到日本电影《虎！虎！虎！》；他们中有人还会太自以为是地下结论——看，为了吸引眼睛，连文题都进行如此相似的拷贝了！足见中国作家们已浮躁到何种地步！没什么可写的就不写算了嘛，何必硬写？　　见他们的鬼去！我之写作，非是他们的心所能理解的。我笔写我心，与他们的心无关；与《虎！虎！虎！》更是无关。几天前我做了一个梦。二十几年来，由于严重的颈椎病，入睡成为一件极困难的事。终于成眠，到底也只不过是浅觉，一向辗转反侧，想做梦也做不成的。　　然而几天前真的做了一梦——梦见自己站在半空，仿佛是从我家可以隔窗望到的盘古大厦的厦顶。在更高的半空，在抓一把似能有实物在手，并能像湿透了的棉絮般拧出不洁的水滴的霾层间，有龙首俯视我，龙身在霾中一段隐一段现的，其长难断，然可谓巨。　　我却未觉惊恐。是的，毫无惊恐。反觉我与那龙之间，有着某种亲缘的存在，故它定不会伤我。龙身青虾色，鳞有光，虽霾重亦不能尽蔽。我正疑惑，龙叫我：“二哥……”其声如鼓槌轻击大鼓，半空起回音。听来稔熟，并且，分明是小心翼翼的叫法；又分明的，它怕猝然地大声叫我，使我如雷贯耳，惧逃之。我不惧，问：“你是玉龙？”龙三点首。又问：“玉龙，你怎么变成了一条真龙？”龙说：“二哥，我也不明白。”再问：“你这一变成真龙，萌萌和她妈往后的日子谁陪伴？你们家失去了你的支撑怎么行呢？还有你姐和两个妹妹，没有你的经济接济，她们的生活也更困难了呀！”　　龙说：“是啊！”接着，龙长叹了一声。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一条龙的叹息——如同一万支箫齐吹出“米、发”二音；在我听来，像是“没法”。　　我顿时满心怆然，为玉龙的妻和女儿，为他的姐姐和两个妹妹；也为他自己，尽管他变成的是一条龙，而非其他。在人和龙之间，我愿他仍是一个人，即使是中国草根阶层中的一个人。他仍是一个人，对他的亲人们终究是有些益处的。我想，这肯定也是他的愿望。　　我见龙的双眼模糊了，不再投射出如剑锋的冷光。它双眼一闭，清清楚楚的，我又见有两颗乒乓球般大的泪滴从半空落下。一颗落在我肩头，碎了，仿佛有大雨点溅我颊上，冰凉冰凉。另一颗落在离我的脚半米远处，也碎了，溅湿了我的鞋和裤脚。　　随之，我又听到了一声龙的叹息，如同一万支箫包围着我齐吹“米、发”。　　“没法……没法……”龙的叹息在霾空长久回响。我的双眼，便也湿了。斯时我心如海，怆然似波涛，一波压一波，一涛高过一涛，却无声。我觉喘不上气来，心脏像是就要被胀破了。龙叫我脱下上衣，接住它给我的东西。我照做。龙以爪挠身，它的鳞片从霾空纷纷而落。我喊起来：“玉龙，不要那样！”　　然而，又不能不慌忙地接。龙说：“我的鳞，都是玉鳞，上好的和田玉。每片怎么也值数万元！请二哥分给我的姐姐和两个妹妹，从此我对她们的亲情责任一劳永逸了……”鳞落甚多，我衣仅接多半，少数不知飘坠何处了。也有的落在盘古大厦之顶，发出清脆铿锵的响声，如罄音。“玉龙，不要再给啦！”我眼里禁不住地淌下泪来。抬头望龙，大吃一惊，见龙以一只前爪，抓出了自己的一只眼睛！　　龙说：“二哥，我的一只眼睛，值几千万元。你替我创办一个救助穷人的基金吧。百分之五，作为你的操心费……”　　分分明明的，一颗龙眼自空而落。龙投睛投得很准，使其准确地被我接住了——与那些鳞片一样，带着如人血一般样殷红的血迹。大约中碗，透明似水晶，眸子尚在内中眨动，如在传达眼语。　　我再次抬头望它，见它已掉头而去。我又喊：“玉龙，别走！我还有话对你说！”　　“二哥放心，我会做一条对人间有益的好龙的！空中霾气太重，我肺难受，得赶紧去往空气质量好的地方将养鳞伤眼伤。这是你我最后一面，从此难见了……”霾空传下那龙最后言语，如阵阵闷雷。　　我大叫：“玉龙！玉龙！玉龙你回来……”然而，龙转瞬不见了。　　我将自己叫喊醒了。　　玉龙是我家50年前的近邻卢叔、卢婶家的长子。当年我刚入中学，当年他才上小学。我们那一条小街，是哈尔滨市极破烂不堪的一条小街，土路，一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泥泞的。当年我们那个同样破烂不堪的院子九户人家，共享100多平方米的院地，而我家和卢家，是隔壁邻居，我家28平方米，他家约20平方米。我曾在我的小说《泯灭》中，将那条小街写成“脏街”。我也曾在我的小说《从一个红卫兵自白》中，写到“卢叔”这样一个不幸的人物。那是一部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按普遍经验而言，其中具有了虚构成分的人物本是不该写出真实之姓的。然而，我却据真所写了——当年的我，哪里有什么写作经验呢。　　真实的卢叔，亦即《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的“卢叔”的原型，可以说是一个美男子。我家成为卢家的近邻那一年，卢叔三十六七岁。当年我还没看过一部法国电影，现在自然是看过多部了。那么现在我要说——当年的卢叔，像极了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龙。　　卢叔参加过抗美援朝，这是真实的。　　卢叔复员后曾在铁路局任科级干部，也是真实的。　　不久，卢叔被开除了公职，没有了收入，成了一个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的人，这也是真实的。如今看来，那肯定是一桩受人诬陷的冤假错案无疑了。年轻的科长，有抗美援朝之资本，还居然有张欧化的脸，是美男子，肯定有飘飘然的时候。那么，被嫉妒也就不足为怪了。　　卢婶当年似乎大卢叔两岁，这是我当年从大人们和他们夫妻俩开的玩笑中得知的。她年轻时肯定也是个窈窕好看的女子，身材比卢叔还略高。我们两家成邻居那一年，她已发胖，却依然有风韵。但，那显然是种根本不被她自己珍惜的风韵。底层的，丈夫有工作的人家，日子尚且都过得拮据，何况她的丈夫是个体收废品的。想来，她又哪里有心思重视自己的风韵呢？　　好在卢婶是个极达观的女子、妻子和母亲。她一向乐盈盈地过他们一家的穷日子，仿佛穷根本就不是件值得多么发愁的事。用今天的说法，全院的大人当年都觉得她的幸福指数最高。那一种幸福感，是当年的我根本无法理解的。　　现在的我，当然已能完全理解——与卢叔那样一个美男子成为夫妻，在底层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在对物质生活的憧憬若有若无的她那一类女人心里，大约等于实现了第一愿望吧？何况，卢叔是个有生活情趣的男人，还是个懂得心疼自己妻子的丈夫，同院的大人们常拿这样一句话调侃他——“这是留给你妈的，谁偷吃我打谁！”而所留好吃的，往往是难得一见的一点儿肉类食品罢了。　　玉龙是卢家长子。他的姐姐叫玉梅，弟弟叫玉荣。玉荣之下，还有两个妹妹。他最小的妹妹，是我们两家成为近邻之后出生的。有一点是过来人对从前年代有时难免怀旧一下的理由，那就是比之于如今的孩子们，从前的孩子们真的格外有礼貌。这不仅体现于他们对于大人的称呼，更体现于他们对于邻家子女的称呼。即使年长半岁，甚或一两个月，他们也惯于在名字后边加上“哥”或“姐”的。我家兄弟四个依次都比卢家的子女年长，故依次被卢家的孩子叫作“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我的哥哥精神失常以后，卢家的孩子照样见着了就叫“大哥”的。卢家的子女都很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我只记得玉龙与另一条街上的孩子打过一次架，原因是“他们当街耍笑我大哥”！　　卢家孩子称呼我家兄弟四人，“哥”前既不加“梁家”，也不带出名字。　　玉龙和玉荣兄弟两个，从小又是极善良极有正义感的孩子。我从未听卢叔或卢婶教育过他们应该怎样做人。进言之，他们在这方面是缺乏教育的。我想，他们的善良与正义，几乎只能以“天性”来解释。当年，我每天起码要听到十几次出自卢家孩子之口的“二哥”。卢家五个孩子啊，往往一出家门就碰到了一个，听到了一句啊！　　如今想来，当年的我，每天听到那么多句“二哥”，对我是一件重要之事。那使我本能地远避羞耻的行为。被邻家的孩子特亲近地叫“二哥”，这与被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所叫是很不同的。被邻家的孩子特亲近地叫“二哥”，使当年的我不可能不在乎配不配的问题。　　大约是1984年或1985年春节前，我第二次从北京回哈尔滨探家。　　我已是年轻的一夜成名的作家，到家的当天晚上，便迫不及待地挨家看望邻居的叔叔婶婶们，自然先从卢叔家开始。　　而卢家人正吃晚饭，除了卢婶，我见到了卢家全家人。卢叔瘦多了，我问他是不是病过，他说确实大病了一场。玉龙的姐姐玉梅，弟弟玉荣，还有玉龙的大妹妹，全都从兵团、农场返城了，全都还没有正式工作。除了卢叔，卢家儿女们，皆以崇拜的目光看我，使我颇不自在。我60多岁的老父亲，虽已劳累了一辈子，从四川退休回到哈尔滨后，为了使家里的生活过得宽裕点，在一个建筑队继续上班。经我父亲介绍，玉龙也在那个建筑队上班。我问玉荣为什么不也像他哥哥一样找份临时的工作。　　玉荣被问得有些难为情，玉龙则替弟弟说：“弟弟是兵团知青时患了肺结核，从此干不了体力活了。而要找到一份不累的工作，像玉荣这么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返城知青，等于异想天开。”　　气氛一时就很愁闷。　　我心愀然。事实上，连我返城的三弟，当时也只能托我那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的老父亲的“福”，也与我父亲在同一个建筑队干活。　　我又问：“卢婶怎么不在家？”　　卢叔反问我：“你家没谁告诉你？”　　我闻言困惑。　　而玉龙忧伤地说：“二哥，我妈秋天里病故了。”　　玉龙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从他口中说出“病故”二字而非“死”字，使我感觉到了他心口那一种疼的深重——不知他要对自己进行多少次提醒，才能从头脑中将“死”字抠出去，并且铆入他不习惯说的“病故”二字，吸收足了他对他母亲的怀念之情。　　我的心口也不禁疼了一下。那样一家，没有了卢婶，好比一棵树在不该落叶的季节，掉光了它的叶子。　　我又没话找话地说了几句什么，逃脱似的起身告退。　　“二哥……”我已站在门口时，玉龙叫了我一声。我扭回头，见卢家人全都望着我。卢叔凄笑着说：“大老远的，你还想着给叔带几盒好烟回来，叔多谢了。”我说：“院里每位叔都有的。”卢叔说：“那你给我的也肯定比给他们的多。”而玉龙说：“二哥，我们全家都祝贺你是名人了。”我又不知说什么好。卢家的儿女们，一个个虔诚地点头。因为我哥哥几天前又犯病了，我的家也笼罩在愁云忧雾之中；家人竟都没顾得上告诉我卢婶病故了……第二年春季，父亲到北京来看孙子。父亲告诉我，卢叔也病故了。父亲夸玉龙是个好儿子，为了给卢叔治病，将他家在后院盖的一间小砖房卖了。父亲惋惜地说：“因为急，卖得也太便宜了，少卖了五六百元。如果不卖，等到动迁的时候，玉龙和玉荣兄弟俩就会都有房子结婚了。”父亲最后说：“但玉龙是为了使你卢叔走前能用上些好药，少受些罪。他做得对，所以全院都夸他是个好儿子。”夏季，玉龙忽一日成为我在“北影”的家的不速之客——将近一米八的个子，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一表人才。他说他父亲当年的“问题”得到了纠正，所以他才能有幸成为一名铁路员工。我问他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他说在货场管仓库，说得很满意。他反问我：“二哥，我文化也太低呀！所以应该很满意啊，对不对？”我和我的父亲连说：“对、对。”我和父亲特为他高兴。他怕误了返回哈市的列车，连午饭也不一块吃，说走就走。我和父亲将他送出“北影”大门外。他说：“真想和大爷和二哥合一张影。”可临时哪儿去借照相机啊！当年连我这种人还没见过手机呢！父亲保证地说：“下次吧！下次你来之前怎么也得先通个气儿，好让你二哥预先借台照相机预备着。”玉龙说：“大爷，我爸妈都不在了，有时我觉得活得好孤单，我以后可不可以把您当成老父亲啊？”父亲连说：“怎么不可以！怎么不可以！”玉龙看着我又说：“那二哥，以后你就好比是我的亲二哥了吧。”我说：“玉龙，我们的关系不是早就那样了吗？”望着玉龙走远的背影，父亲喃喃自语：“好孩子啊！也算熬到了出头之日了，他弟弟妹妹们有指望了……”两年后，我有了正式工作不久的三弟“下岗”了。那一年的冬季，玉龙又出现在我面前，穿一件旧而且破了两处，露出棉花的蓝布棉大衣，看去像个到北京上访的人。他很疲惫的样子，不再一表人才。我讶异于他为什么穿那么一件大衣，以为大衣里边肯定还穿着铁路员工的蓝制服。但他脱下大衣后，上身穿的却是一件洗褪了色的紫色秋衣，显然又该洗澡了。　　玉龙说：“二哥，我下岗了。”我一时陷于无语之境。他买了我写的十几本书，说是希望通过送书的方式结识什么人，帮自己找到份能多挣几十元钱的活儿干，说再苦再累他都干，只要能多挣几十元钱。我一边签自己的名，一边问他弟弟妹妹们的情况如何。他说，他弟玉荣的病还是时好时犯，好时就找临时的工作，一向只能找到又累又挣钱少的活儿，干到再次病倒了算。他姐有小孩了，也“下岗”了。　　他两个妹妹同样没有正式工作。我听着，机械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不忍抬头看他，宁愿一直写下去。书中有一本是《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我正要签上名，玉龙小声说：“二哥，这本不签了吧。”我头也不抬地问：“为什么？”他说：“你就听你弟的吧。”我固执地说：“这一本书我写得不那么差。”他沉默片刻，以更小的声音说：“二哥，不瞒你，有看了这一本书的人，撺掇我告你。”我这才想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我写到的一个人物用了卢叔的真姓，但却在书中那个“卢叔”身上加了一些虚构的成分，还是那种有理由使卢家人提出抗议的虚构成分。我终于放下笔，缓缓抬起头，以内疚极了也怜悯极了的目光看定他说：“玉龙，你起诉二哥吧。你有权力也有理由起诉我，那样你会获得一笔名誉补偿金，而那也正是二哥愿意的。”　　我说的是真诚的话。　　事实上每次见到玉龙，我必问他缺不缺钱。而他总是说不缺，说真到了缺的时候，肯定会向我开口的。然而，我觉得他肯定永远不会主动向我开口的。据我所知，卢叔卢婶在世时，生活最困难的卢家，不曾向院里的任何一户邻居开口借过钱。在这一点上，卢家儿女有着他们父母的基因。　　听了我的话，玉龙的脸顿时红到了脖子，当面受了侮辱般地说：“二哥，你这不是骂我吗？哪儿有弟弟告哥哥的呢？我那么做我还是人啊！”我说：“兄弟互相告，姐妹互相告，甚至父母和子女互相告，这类事全国到处发生。你放心，二哥保证，绝不生你的气。”他说：“那我自己也会一辈子生自己的气。我姐我弟我妹他们也会生我的气！二哥你要是不欢迎我了，我立刻就走好啦！”我只得笑着说：“那再版时，二哥一定做一番认真修改。”后来，玉龙又出现在我家时，我送给他一本签了我的名也写上了他名字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告诉他，是一本修改过的书。他又红了脸，笑道：“二哥你看你，还认真了，这你让我多不好意思！”该脸红、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却反倒成了他。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一下。　　他扛着拎着的，带来了两大旅行兜五六十本书。他累得不断地出汗，说经人介绍，帮一位是东北老乡的生意人在北京跑批发，联系业务得自己出钱送礼，而送我的签名书，对他是花钱不多、却又比较送得出手的礼物。　　我不许他以后再买我的书，要求他提前告诉我，我会为他备好签名书，他来取就是。他说：“那不行。这已经够麻烦二哥的了，怎么能还让二哥送给我书呢！何况我每次需要的又多，二哥写一本书很辛苦，绝对不行！”　　到现在为止，他一次也没向我要过书。后来，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两件毫无思想准备的伤心事，先是父亲去世了，几年后母亲又去世了——这两件事对我的打击极沉重。再后来，我将哥哥接到北京，也将玉荣请到北京帮我照顾哥哥，同时算我这个“二哥”替玉龙暂时解决了一件操心事，等于给他的弟弟安排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玉荣在回哈尔滨看望哥哥姐姐妹妹的日子里，不幸身亡。而我四弟的妻子不久患了尿毒症，一家人的生活当时乱了套。　　那一个时期，在我的头脑之中玉龙这个弟弟不存在了似的。两年后，等我将我这个哥哥的种种责任又落实有序了，才关心起久已没出现在我面前的玉龙来。　　那是北京寒冷的冬季。我给四弟寄回了两万元钱，嘱他必须尽早聚上玉龙，不管玉龙需不需要，必须让玉龙收下那两万元钱。不久，四弟回我电话说，交代给他的任务他完成了。春季里的一天，下午我从外开罢一次会回到家里，见玉龙坐在我家门旁的台阶上，双眼有些浮肿，上唇起了一排火泡——他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却没带书，只背一只绿书包。进屋后，他刚一坐下，我便问他遭遇什么难事了。他说他最小的妹妹也大病一场，险些抢救不回生命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我知道四嫂那时候也生命危险啊，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怎么还能告诉二哥我自己着急上火的事呢。”　　“二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两万元钱我不能收。二哥的负担也很重，我怎么能收呢？”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两万元钱，放在我面前。他说等了我将近三个小时，他这次来我家就是为了送钱。两万元钱带在身上他怕丢，所以一直耐心地等我回来。　　我生气了，与他撕撕扯扯地，终于又将两万元钱塞入了他的书包。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我开了门见是某出版社的编辑——我忘了人家约见的事了。玉龙起身说他去洗把脸。他洗罢脸就告辞了。编辑同志问他是我什么人。我如实说是老邻居家的一个弟弟，关系很亲。编辑同志说她见过玉龙。我心中暗惊一下，猜测或许是给对方留下了某种不良印象的“见过”。　　编辑同志却说，前几天她出差从外地回到北京，目睹了这么一种情形——有一精神不正常的中年女子，赤裸着上身在广场上边走边喊，人们皆视而不见，忽有一男人上前，脱下自己的大衣，替那疯女子穿上了。　　我说：“你认错人了吧？”　　她说：“不会的。当时我也正想脱下上衣那么做，但他已那么做了。我站在旁边，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男人为一个疯女人一颗一颗扣上大衣扣子，心里很受感动。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所以不会认错人。”　　编辑走后，我见里屋的床上有玉龙留下的两万元钱。　　那一年，玉龙出现在我面前的次数多了，隔两三个月我就会见到他一次。虽然用手机的人已经不少了，但他还没有手机，我也没有。他或者在前一天晚上往我家里打电话，那么第二天我就会在家里等他；或者贸然地就来了，每撞锁，便坐在我家门旁台阶上等，有时等很久。　　“二哥，你瘦了。”“二哥，你显老了。”“二哥，你脸色不好。”“二哥，你可得注意身体。”　　以上是他一见到我常说的话，也是我一见到他想说的话。每次都是他抢先说了，我想说的话也就咽回去不说了。那一年，我身体很差，确如他说的那样。那一年，他的身体看去也很差，白发明显地多了，脸还似乎有点浮肿。我暗暗心疼他，正如他发乎真情地心疼我。他带来的书也多了。书是沉东西！——想想吧，一个人带五六十本书，不打的，没车送，乘公交，转地铁，是一件多累的事啊！以至于我往往想给他几本我新出的书，由于心疼他，犹犹豫豫地最终也就作罢了。他来的次数多，我于是猜到他换挣钱的地方也换得频了。赠某某局长、处长、主任、经理……我按名单签着诸如此类的上款，而他常提醒我不要写“副”字，“赠”字前边加上“敬”字。我根本不认识那些人，他显然也一个都不认识。他只不过是在落实他“老板”交给的任务。有次签罢书，他起身急着要走。我说：“别急着走，坐下陪二哥说会儿话。”　　他立刻顺从地坐下了。我为他换了茶水，以闲聊似的口吻说：“怎么，不愿让二哥多知道一些你的情况吗？”他说：“我有啥情况值得非让你知道的呢？”我说：“比如，做了什么好事、坏事……”他立刻严肃地说：“二哥，我绝没做过什么坏事。如果做了，我还有脸来见你吗？”我说：“二哥的意思表达不当，我指的是好事。”他的表情放松了，不无自卑地说：“你弟这种小民，哪儿有机会做好事啊！”　　我就将编辑朋友在火车站见到的事说了一遍，问那个好人是不是他。他侧转脸，低声说：“因为大哥也是得的精神病，我不是从小就同情精神病人嘛，那事儿更不值得说了。”　　我一时语塞，良久，才说：“玉龙，我是这么想的——二哥帮你在哈尔滨租个小门面，你做点儿小本生意，别再到北京四处打工了吧，太辛苦啦！”　　他低下头去，也沉默良久才又说：“二哥，那不行啊。在咱们哈尔滨，租一个最便宜的而且保证能赚到钱的门面，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