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娘”。“娘，你作啥不吃饭？”“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荣城地区一个靠海边的小小村庄的山东汉子们，该是这样跟他们的老母亲说话的吗？我常遗憾那儿对于我只不过是“籍贯”，如同一个人的影子当然是应该有而没有其实也没什么。我无法感知父亲对那个小小村庄深厚的感情。因为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长大在哈尔滨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认为是遇到了家乡人。我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闯关东”者的后代——当年在一批批被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民中，有个年仅十四岁的孑然一身、衣衫褴褛的少年，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遭！那可是你的根土！”父亲每每严肃地对我说，“咱”说成“砸”，我听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儿。我不知我该不该也感到同样的自豪，因为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过一位什么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还是极想去一次，因为它靠海。可母亲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母亲从来也没对我说过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她的老家的话。母亲是吉林人吗？我不敢断定。仿佛是的。母亲是出生在一个叫“孟家岗”的地方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许母亲出生在佳木斯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吧？父亲和母亲当年共同生活过的一个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讲她的往事——兄弟姐妹众多，七个，或者八个。有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来三个——母亲、大舅和老舅。　　“都以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就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吗？’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闭过气去……”　　母亲讲时，眼泪扑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胡子，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胡子们吊在树上，麻绳蘸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你姥姥把我和你大舅一块堆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的嘴，躲在一口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胡子见女人没有放过的。后来胡子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就是我对母亲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我的母亲在她没有成为母亲之前拴在贫困生活中多灾多难的命运就是如此。后来她的命运与父亲拴在一起仍是和贫困拴在一起。后来她成了我们的母亲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贫困上。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最大的责任……　　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这样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以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这一个淫雨潇潇的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隔窗有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几乎一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唯独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欲趁机向建筑部门讨要一大笔钱，而建筑部门认为那是无理取闹。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家。正如我在小说《黑纽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滨逊”。　　小姨回到农村去了，在那座二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卖一个底层女人的廉价的体力。翻砂——那是男人们干的很累很危险的重活。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带着轻伤回家的。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出一片片的洞。　　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共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舍不得花五分钱、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九点来钟了。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二十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四十支光的灯泡。而对于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然而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晃错。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响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们横七竖八陈列一床酣然梦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吃早饭，带上半饭盒生高粱米或生大火..子，悄没声息地离开家，迎着风或者冒着雨，像一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孤单旅人似的，“翻山越岭”，跋涉出连条小路都没给留的“围困”地带去上班。还有不少日子，母亲加班，我们一连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见不着母亲的面儿。只知母亲昨夜是回来了，今晨又刚走了，要不灯怎么挪地方了呢？要不锅内的高粱米粥又是谁替我们煮上的呢？　　才三岁多的小妹她想妈，哭闹着要妈。她以为妈没了，永远再也见不到妈了。我就安慰她，向她保证晚上准能见到妈。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我与困盹抵抗，坚持不睡。至夜，母亲方归，精疲力竭，一心只想立刻放倒身体的样子。　　我告诉母亲小妹想她。　　“嗯，嗯……”母亲倦得闭着眼睛脱衣服，一边说，“我知道，知道的。　　别跟妈妈说话了，妈困死了……”话没说完搂着小妹便睡了。第二天，小妹醒来又哭闹着要妈。我说：“妈妈是搂着你睡的！不信？你看这是什么？”枕上深深的头印中，安歇着几茎母亲灰白的落发。我用两根手指捏起来给小妹看：“这不是妈妈的头发吗？除了妈妈的头发，咱家谁的头发这么长？”　　小妹用两根手指将母亲的落发从我手中捏过去，神态异样地细瞧，接着放在母亲留于枕上的深深的被汗渍所染的头印中，趴在枕旁，守着。好似守着的是母亲……　　最堪怜是中秋、国庆、新年、春节前夕的母亲。母亲每日只能睡上二三个小时。五个孩子都要新衣裳穿。没有，也没钱买。母亲便夜夜地洗、缝、补、浆。若是冬季里，洗了上半夜搭到外边去冻着，下半夜取回屋里，烘烤在烟筒上。母亲不敢睡，怕焦了着了。母亲是个刚强的女人，她希望我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即使穿不上件新衣服，也要从里到外穿得干干净净。尽管是打了补丁的衣服……　　她还想方设法美化我们的家。家像地窑，像窝，像土丘之间的窝。土地，四壁落土，顶棚落土。它使不论多么神通广大的女人为它而作的种种努力，都在几天内变成徒劳。　　母亲却常说：“蜜蜂、蚂蚁还知道清理窝呢，何况人！”母亲即使拼尽她那残余的一点精力，也非要使我们的家在短短几天的节日里多少有点家样不可。“说不定会有什么人来！”母亲心怀这等美好的愿望，颇喜悦地劳碌着。然而没有个谁来。没有个谁来母亲也并不觉得扫兴和失望。生活没能将母亲变成懊丧的怨天怨地的女人。母亲分明是用她的心锲而不舍地衔着一个乐观。那乐观究竟根据什么？当年的我无从知道，如今的我似乎知道了，从母亲默默地望着我们时目光中那含蓄的欣慰。她生育了我们，她就要把我们抚养成人。她从未怀疑她不能够。母亲那乐观在当年所依仗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吧？唯一的始终不渝的信念。　　我们依赖于母亲而活着。像蒜苗之依赖于一棵蒜。当我们到了被别人估价的时候，母亲她已被我们吸收空了。没有财富和书本知识，母亲是位一无所有的母亲。她奉献的是满腔满怀恒温不冷的心血供我们吮咂！母亲呵，娘！我的老妈妈！我无法宽恕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您、体恤您。　　是的，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和体恤母亲。我以为母亲就应该是那样任劳任怨的。我以为母亲天生就是那样一个劳碌不停而又不觉得累的女人。　　我以为母亲是累不垮的。其实母亲累垮过多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几回母亲瘫软在床上，暗暗恐惧于死神找到她的头上了。但第二天她总会连她自己也不可思议地挣扎了起来，又去上班……　　她常对我们说：“妈不会累垮，这是你们的福分。”　　我们不觉什么福分，却相信母亲累不垮。　　在北大荒，我吃过大马哈鱼。肉呈粉红色，肥厚，香。乌苏里江或黑龙江的当地人，习惯将大马哈鱼肉包饺子，视为待客的佳肴。　　前不久我从电视中看到大马哈鱼：母鱼产子，小鱼孵出。想不到它们竟是靠噬食它们的母亲而长大的。母鱼痛楚地翻滚着，扭动着，瞪大它的眼睛，张开它的嘴和它的鳃，搅得水中一片红，却并不逃去，直至奄奄一息，直至狼藉成骸……　　我的心当时受到了极强烈的刺激。　　我瞬忽间联想到长大成人的我自己和我们的母亲。　　联想到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切曾在贫困之中和仍在贫困之中坚忍顽强地抚养子女的母亲们。她们一无所有。她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最出色的品德可能乃是坚忍。除了她们自己的坚忍，她们无可傍靠。然而她们也许是最对得起她们儿女的母亲！因为她们奉献的是她们自己。想一想那种类乎本能的奉献真令我心酸。而在她们的生命之后不乏好儿女，这是人类最最持久的美好啊！　　我又联想到另一件事：小时候母亲曾买了十几个鸡蛋，叮嘱我们千万不要碰碎，说那是用来孵小鸡的。小鸡长大了，若有几只母鸡，就能经常吃到鸡蛋了。母亲满怀信心，双手一闲着，就拿起一个鸡蛋，握着，捂着，轻轻摩挲着。我不信那样鸡蛋里就会产生一个生命。有天母亲拿着一个鸡蛋，走到灯前，将鸡蛋贴近了灯对我说：“孩子，你看！　　鸡蛋里不是有东西在动吗？”　　我看到了，半透明的鸡蛋中，隐隐地确实有什么在动。　　母亲那只手也变成了红色的。　　那是血色呀！　　血仿佛要从母亲的指缝滴淌下来……　　“妈妈，快扔掉！”　　我扑向母亲，夺下了那个蛋，摔碎在地上——蛋液里，一个不成形的丑陋的生命在蠕动。我用脚去踩，踏。不是宣泄残忍，而是源自恐惧。我觉得那不成形的丑陋的一个生命，必是由于通过母亲的双手饱吸了母亲的血才变出来的！我抬头望母亲，母亲脸色那么苍白。我内心里更加充满了恐惧，更加相信我想的是对的。我不要母亲的心血被吸干！不管是那一个被踩死踏死了的无形的丑陋的生命，还是万恶的贫困！因为我太知道了，倘我们富有，即使生活在腐酸的棺材里，也会有人高兴来做客，无论是节日或寻常的日子，并且随身带来种种礼物……　　“不，不！”我哭了。　　我嚷：“我不吃鸡蛋了！不吃了！妈妈，我怕……”　　母亲怒道：“你这孩子真作孽！你害死了一条小性命！你怕什么？”　　我说：“妈妈我是怕你死……它吸你的血！……”　　母亲低头瞧着我，怔了一刻，默默地把我搂在怀里。搂得很紧……　　小鸡终于全孵出来了，一个个黄绒似的，活泼可爱。它们渐渐长大，其中有三只母鸡。以后每隔几日，我们便可吃到鸡蛋了。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吃，对那些鸡我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视它们为通人性的东西，觉得和它们有着一种血缘般的关系……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共和国也处在同样的艰难时期。国营商店只卖一种肉——“人造肉”，淘米泔水经过沉淀之后做的。粮食是珍品，淘米泔水自然有限。“人造肉”每户每月只能按购货本买到一斤。后来加工“人造肉”收集不到足够生产的淘米泔水，“人造肉”便也难以买到了。用如今的话说，是“抢手货”，想买到得走后门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为人民服务》节目中，热情宣传河沟里的一层什么绿也是可以吃的，那叫“小球藻”。且含有丰富的这个素那个素，营养价值极高……　　母亲下班更晚了。但每天带回一兜半兜榆钱儿。我惊奇于母亲居然能爬到树上去撸榆钱儿，那是她爬上厂里一些高高的大榆树撸的。　　“有‘洋拉子’吗？”我们洗时，母亲总要这么问一句。我们每次都发现有。我们每次都回答说没有。我们知道母亲像许多女人一样，并不胆小，却极怕树上的“洋拉子”那类毛虫。榆钱儿当年对我们是佳果。我们只想到母亲可别由于害怕“洋拉子”就不敢给我们再撸榆钱儿了。　　如果月初，家中有粮，母亲就在榆钱儿中拌点豆面，和了盐，蒸给我们吃。好吃。如果没有豆面，母亲就做榆钱儿汤给我们喝。不但放盐，还放油。好喝。　　有天母亲被工友搀了回来——母亲在树上撸榆钱儿时，忽见自己遍身爬满“洋拉子”，惊掉下来……我对母亲说：“妈，以后我跟你到厂里去吧。我比你能爬树，我不怕‘洋拉子’……”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儿啊，厂里不许小孩进。”第二天，我还是执拗地跟着母亲去上班了。无论母亲说什么，把门的始终摇头，坚决不许我进厂。　　我只好站在厂门外，眼睁睁瞧着母亲一人往厂里走。我不肯回家，我想母亲是绝不会将我丢在厂外的。不一会儿，我听到母亲在低声叫我。见母亲已在高墙外了，向我招手。我趁把门的不注意，沿墙溜过去，母亲赶紧扯着我的手跑，好大的厂，好高的墙。跑了一阵，跑至一个墙洞口。工厂从那里向外排污水。一会儿排一阵，一会儿排一阵。在间隔的当儿，我和母亲先后钻入到厂里。面前榆林乍现，喜得我眉开眼笑。心内不禁就产生了一种自私的占有欲——要是我家的树多好！那我就首先把那个墙洞堵上，再养两条看林子的狗。当然应该是凶猛的狼狗！　　母亲嘱咐我：“别乱走。被人盘问就讲是你自己从那个洞钻进来的。千万别讲出妈妈。要不妈妈该挨批评了！走时，可还要钻那个洞！”母亲说完，便匆匆离开了。我撸了满满一粮袋榆钱儿，从那个洞钻出去，扛在肩上，心里乐滋滋地往家走。不时从粮袋中抓一把榆钱儿，边走边吃。　　结果我身后随了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馋涎欲滴在瞅着我咀嚼的嘴。“给点儿！”“给点儿吧！”“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我不吭声，快快地走。“再不给就抢了啊！”我跑。“抢！”“不抢白不抢！”他们追上我。推倒我。抢……我从地上爬起时，“强盗”们已四处逃散。连粮袋儿也抢去了。我怔怔站着，地上一片踏烂的绿。我怀着愤恨走了。回头看，一个老妪蹲在那儿捡……母亲下班后，我向母亲哭述自己的遭遇，凄凄惨惨戚戚。母亲听得认真。凡此种种，母亲总先默默听，不打断我们的话，耐心而怜悯的样子。直至她的儿女们觉得没什么补充的了，母亲才平静地作出她的结论。　　母亲淡淡地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袋子呀！都是孩子，都挨饿。那么小气，他们还不抢你吗？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母亲往往像一位大法官，或者调解员，安抚着劝慰着小小的我们缓解与社会的血气方刚的冲突，从不长篇大论一套套地训导。往往三言两语，说得明明白白，是非曲直，尽在谆谆之中。并且表现出仿佛绝对公正的样子，希望我们接受她的逻辑。　　我们接受了，母亲便高兴，夸我们是好孩子。而母亲的逻辑是善良的逻辑，包含有一个似无争亦似无奈的“忍”字。为使母亲高兴，我们也唯有点头而已。可能自幼忍得太多了吧？后来于我的性格中，遗憾地生出了不屈不忍的逆反成分。如今三十九岁的我，与人与事较量颇多，不说伤痕累累，亦是遍体伤痕。倘咀嚼母亲过去的告诫，便厌恶自己是个犟种。忏悔既深既久，每每克己地玩味起母亲传给我的一个“忍”字来。或曰逆反，或曰“二律背反”也未尝不可，却又常于“克己复礼”之后而疑问重重，弄不清作为一个人，那究竟好呢还是不好？……　　一场雨后，榆树钱儿变成了榆树叶。榆树叶也能做“小豆腐”。做榆树叶汤，滑滑溜溜的，仿佛汤里加了粉面子。然而母亲厂里的食堂将那片榆树林严密地看管起来了，榆树叶成了工人叔叔和阿姨的佐餐之物。别了，暄腾腾的“小豆腐”……别了，绿汪汪的榆钱汤……别了，整个儿那一片使我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并幻想以狼犬严守的榆树林……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将可做“小豆腐”可做榆钱汤的榆树叶儿“共产”起来，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倒是我那占为己有的阴暗的心思，于当年论道起来，很有点儿自发的资产阶级利己思想的意味儿。　　不过我当年既未忏悔，也未诅咒过自己。……母亲依然有东西带回给我们，鼓鼓的一小布包——扎成束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不能做“小豆腐”吃。却能编毛茸茸的小狗、小猫、小兔、小驴、小骆驼……母亲总有东西带回给每日里眼巴巴地盼望她下班的孤苦伶仃的孩子们。母亲不带回点什么，似乎就觉得很对不起我们。不论什么东西，可代食的也罢，不可代食的也罢；稀奇的也罢，不稀奇的也罢，从母亲那破旧的小布包抖搂出来似乎便都成了好东西。哪怕在别的孩子们看来是些不屑一顾的东西。重要的仅仅在于，我们感觉到了母亲的心里对我们怀着怎样的一片慈爱。那乃是艰难岁月里绝无仅有的营养供给——那是高贵的“代副食”啊！　　母亲是深知这一点的。某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被一辆停在商店门口的马车所吸引。瘦马在阴凉里一动不动，仿佛是处于思考状态的一位哲学家。　　车老板躺在马车上睡觉。而他头下枕的，竟是豆饼。四分之一块啊！豆饼啊！　　他枕着。我同学中有一个区长的儿子，有一次他将一个大包子分给我和几个同学吃，香得我们吃完了直咂嘴巴。“这包子是啥馅的？”“豆饼！”“豆饼？　　你们家从哪儿搞的豆饼？”“他爸是区长嘛！”我们不吭声了。豆饼是艰难岁月里一位区长的特权。就是豆饼……我绕着那辆马车转一圈儿，又转一圈儿，猜测车老板真是睡着了，偷儿似的动手去抽那块豆饼。老板子并未睡着。　　四十来岁的农村汉子微微睁开眼瞅我，我也瞅他。他说：“走开。”我说：“走就走。”偷不成，只有抢了！猛地从他头下抽出了那四分之一块豆饼，弄得他的头在车板上咚地一响。他又睁开了眼，瞅着我发愣。我也看着他发愣。“你……”我撒腿便跑，抱着那四分之一块豆饼，沉甸甸的豆饼。“豆饼！我的豆饼！站住……”愣怔中的老板子待我跑出了挺远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边喊边追我。我跑得更快，像只袋鼠似的，在包围着我家的复杂地形中跳窜，自以为甩掉了追赶着的“尾巴”，紧紧张张地撞入家门。　　母亲愕问：“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豆饼？”　　我着急慌忙，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妈快把豆饼藏起来……他追我……”　　却仍紧紧抱着豆饼，蹲在地上喘作一团。“谁追你？”“一个……车老板……”“为什么追你？”“妈你就别问了……”母亲不问了，走到了外面。我自己将豆饼藏到箱子里，想想，也往外跑。“往哪儿跑？”母亲喝住了我。“躲那儿！”我朝沙堆后一指。“别躲！站这儿。”“妈！不躲不行！他追来了，问你，你就说根本没见到一个小孩子！他还能咋的？”“你敢躲起来！”母亲变得异常严厉，“我怎么说，用不着你教我！”只见那持鞭的车老板，汹汹地出现了，东张西望一阵，向我家这儿跑来。　　他跑到我和母亲跟前，首先将我上下打量了足有半分钟。因我站在母亲身旁，竟有些不敢贸然断定就是我夺了他豆饼的“强盗”，手中的鞭子不由背到了身后去。　　“这位大姐，见一孩子往这边跑了吗？抱着不小一块豆饼……”我说：“没有没有！我们连个人影也没看见！”“怪了，明明是往这边跑的么！”他自言自语地嘟哝，“我挺大个老爷们，倒让个孩子明抢明夺了，真是跟谁讲谁都不相信……”他悻悻地转身欲走。“你别走。”不料母亲叫住他，说，“你追的就是我儿子。”他瞪着我，复瞪着母亲，似欲发作，但克制着，几乎有点儿低声下气地说：“大姐你千万别误会，我可不是想怎么你的儿子！鞭子……是顺手一抄……还我吧，那是我今明两天的干粮啊！……”一副农村人在城里人面前明智的自卑模样。　　母亲又对我说：“听见了吗？还给人家！”我怏怏地回到屋里，从粮柜内搬出那块豆饼，不情愿地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