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去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向那里的知青借书，胳膊下则夹着用来交换的书。我们夹着书走过土路，那情景竟没有引起农人们丝毫的注意。在他们的传统的眼光里，夹着一本书就跟扛着一杆锄，同样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农人，那是有着上千年的耕读历史的农人。我们大大咧咧地将书夹在腋下，有一些碎页便飘落下来，有时候，一本书就是这样，越传越薄，直至没有。往往不巧的是，我们从早上走到中午，终于走到那个偏远的、没有交通工具的生产队，找到那名知青，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可是他却说，书已经借走，借去了另一个更远的生产队。没有通讯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是隔夜消息。我们只能凭着两条腿，跟踪追击。还有时候，我们走那样远的路，忍着饥渴，是为了见一见某个人，和此人谈谈。因为听说他读过许多书，很有见解。在那么长距离的跋涉之后，结果总有些令人失望。或者那人外出不在，或者人倒在，可却言语平淡，水平不怎么样。我们将许多时间消耗在这种不果的奔波上，收获甚微。可，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的资源相当匮乏的情景之下，我们的精神却分外积极地活跃着。　　就因此，当第一批招工上去的知青在县城里落下脚后，他们的所在之处，很快就成了我们碰头、交流、互通消息的地点。一些书本也汇集到此。于是，也就渐渐产生出一些知名人士。我姐姐所在的农机厂，是这个坐落在淮河沿岸的县份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在这时期内，分配来几名工科大学生。大学生的白净的、斯文的、架着秀琅架眼镜的面孔，出现在既荒凉又破烂的工厂里，这情景是有些伤感的。大学生们自然是不得意的，不顺遂的，苦闷的，抑郁的。环境是粗鲁的，还是落后的，阔大的车间里，寥落地安着三两部车床，车着一些简单粗陋的农机铁件，一个四级工便尽可以胜任。大学生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度过。他们还不像知青，因为一无所有，甘于一味消沉和颓唐。多长的几岁年纪和多受的几年教育也加深了他们的修养，他们是稍加自律的。他们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睡觉，在自制的煤油炉上烹调家乡口味的菜肴，然后在灯下小酌。他们彼此间难免有些门户之见，多少揣着防守之心，交往相当谨慎。是这帮招工上来的知青，将他们从各自的小天地里解放了出来。知青们给农机厂带来了活跃的气氛。他们是没什么顾忌的，也没什么成见。他们从大城市上海来，带来了大城市的风气。他们又都是知识青年，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他们同样还都很苦闷，对境遇不满。他们很快就与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并且，各自都还带着一大串知青同学的关系，使得农机厂一下子涌塞了成群的知青。　　农机厂是我插队后阶段的根据地，我一周或者二周就要进城一次，到农机厂的姐姐处落脚。任何时候，农机厂的宿舍里都有着进城落脚的知青。白天，姐姐他们去上班，我们便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他们下班，再一起上街、下馆子、看电影，或者散步。县城里有一处分洪闸，是这个县城最为壮观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程的产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顶上刻着三面红旗，闸下过着大河，万舸争流。此处是淮、仲、潼、沱，五条河的交汇之处，所以叫作五河。当淮河泛滥时，这道闸能起着分流截洪的关键作用。有一年，为了保蚌埠，分洪闸的闸门，拉到了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站在此处，我们方能体会到这个偏僻县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还有和时代的联系。而其他时候，我们却有着世外桃源的感觉。　　我们在县城仅有的两条街上徜徉，不时遇到另一伙知青，也徜徉街心。天渐渐黑了，就那几盏街灯孤魂似的。路两边的房屋都暗了灯，店铺打烊了，民舍都闭了门。只有我们这些知青，高声大气地走过去，唱着旧时的歌曲，朗读着名章名句。这座孤寂的小城，却也并不因此变得喧闹起来。　　这真是一个孤寂的小城。很多年过去以后，它都没有改变它的孤寂的面目。我们大多离它而去，但也有一些少数，留下了，参加了它的孤寂的命运。农机厂有个大学生，上海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六八届生。就是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已经读到了三年级。这在文化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中间，可算是高学资的了。他显然是个勤奋的学生，热爱自己的机械专业。即便在这个颇为初级的农机厂，他也积极地参与工艺改革，创造发明。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性情宽厚，有兄长风度。人们便在他的姓之前，冠以“大”字，称他“大虞”。大虞他长着一副欧化的脸形，狭脸、高鼻、深目、薄唇，头发微卷，戴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照理说，他这样的长相应当深得女性的青睐，遗憾的是他身量矮小，这使他在个人问题上屡遭挫败。而他又极爱容貌美丽的女孩，总是将目光流连在县城里那几个出挑的女孩身上，不免更贻误了时机。我以为他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自视太高，不自量力，而是天生喜爱美好的东西。他喜爱的女孩不仅形象妩媚，性情也都纯真，甚是美好。实是很有审美的眼光。他对他所爱的女孩终是持尊重的态度，甚至是崇拜的态度。我想，大约这也是他所以挫败的原因之一，这使他表现得无所作为。女孩子往往喜欢男性积极进取，甚至粗暴些也无妨，这可以证明她对他的吸引力。而大虞却温文尔雅，欣赏多于行动。但恋爱上的挫败并没有使大虞有所失态，他依然宽仁待人，心情平和。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可惜这种优质缺乏个性的光彩，它显得平淡无奇。理性的魅力是埋藏很深的魅力，而美丽的姑娘大都头脑简单。这种资质不容易觉察，但它却能给人以感染。我想，这就是大虞特别有人缘的道理吧。人们有了困难，总是向他求助。即便是那些被他喜欢并且追求的女孩，拒绝了他之后也不因此与他拉开距离，以避嫌疑。她们依然能坦然地与他相处，心理上并无负担。就是这样，他从来不给人施加压力，他总是温和、谦让，而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不把他当回事。哪怕他在恋爱上有了这些败迹，也依然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这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可惜在这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机会有限，难有知遇。　　大虞最后是和县城里另一家工厂的女大学生结婚的。也是上海人，学工出身，六八届毕业。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现，即便不能找到审美理想中的对象，那么就尊重实际，找合乎现实条件的伴侣。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惊人，身体孱弱，她一直在暗中喜欢大虞。他们在农机厂里大虞的单身宿舍结了婚，然后大虞妻子就怀了孕。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临盆了。大虞踩着半尺高的雪去找医生，医院关着门。他又找到医生的家，医生家也关着门。于是，大虞只得回到宿舍，自己给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个女孩，像一只猫，不会哭，一息伤存。大虞将孩子裹在棉袄里，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过来，哄过来。可是，天亮时分，孩子还是死了，死在这个雪封的寂静的时刻。这就是大虞的遭遇。其时，农机厂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都走得差不多了，关于知青后来有着许多补偿性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这样分配来的大学生，也都自找门路，走得差不多了。农机厂里只剩下大虞一个上海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结果把孩子生在了这个荒凉的地方。知青们走了之后，这里可真是冷清啊！　　我们在的时候，可说是黄金时代。大虞是我们的兄长，他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们的男生住，为我们打饭打菜，请我们看电影。当我们之间有了龃龉的时候，充当斡旋调解。而当我们闹起小心眼，对他心生芥蒂的时候，他则作浑然不觉，等待我们脾气过去，回复常态，再一如既往。那阵子，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机厂涌来涌去，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吃饭时则挤在最前面，一买一大堆，以致后来的人都没了菜。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背底里闲话也很多。可我们不管这些，老实说，我们压根儿没把这破厂放在眼里，也没把这破县城放在眼里。我们我行我素。在农机厂的知青里，有一个来自上海复旦附中。这是一个市级重点中学，地处上海东北角，学生都是住读。因是高等学府附属，深受学术风气熏陶，学生们与普通中学气质很不一样，学养很厚的样子。这个复旦附中生是个比较母性的女生，很会照应人，集体户的男生得她照顾已成习惯，就很依恋地往农机厂跑着。有的还正式在她这里养病，吃住得十分安心。这些青年都热衷于政治和哲学，到了农村便积极进行社会调查，然后起草“中国农村现状之分析”，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就是得自他们的传播。他们的话听来半懂不懂，但这些艰涩的名词和概念，却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后头隐藏的，是一种与它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更接近文学，这是一个审美范畴内的东西。它的性质到了我们中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学的了，它成了一个艺术的符号。它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句式，那么不同，和现实相去甚远。这些从外来的概念生硬翻译而成的名词，在我们这里，散发出唯美的光辉。它的不同寻常的字和字的组织，由此生发的字形、音节，在我们的实用性语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统。它交流的是一些不名所以，模棱两可的思想。这思想，或许称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种茫无所措、游离失所的思索的片断。它们很像是一种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躯壳，在寻找思考的实质。这是一种虚无的游戏，我们使用着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能衔接得如此严密、紧凑，并且连篇累牍。这一切都带有极强的虚构的意味，也就是文学的意味。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时期，还是指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包含有我们的行为都带有着虚拟的情节的含义。那不是一个实用的年头，真实的世界非常狭小，我们只能享用虚构的生活。　　前面说过，阅读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那首流传甚广的南京知青写作的“知青之歌”。其实，这首歌只是那时期的写作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许多写作都自生自灭，随着时间自行消失了。这些写作所以没有昭示于众，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因这些写作表现的是个人的情感，显然违背社会总体原则；另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自谦的心情，我们深以为是大胆造次，非常害羞，只拿此当作游戏，自己写，自己看。所以，这时的写作倒是纯粹的私人化写作，没有一点功用的目的。我们的写作深受我们的阅读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受旧俄文学的影响。只要举一个作品为例，便可看出这点。那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写作的作品，渐渐地传开了。有时候，我们写了东西，也在私底下传看、讨论、学习。这是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名知青，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在粮站认识了一个压面条的老人。由于她常常去那里买机压面，便与老人熟识起来。老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文雅的气质，谈吐间流露出他颇有来历。他单独一人住一间小土坯屋，在倾斜的河岸。他的屋里有着许多书籍，古今中外，以苏俄的小说为多。知青和老人渐渐成了忘年交，时常上门借书。就这样，她慢慢地知道了老人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右派，被放逐到偏僻的小城。他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剩他孤身一人，患着晚期的结核病。有一次，知青回家过年，再来小城时，粮站里压面条的却换了个年轻人。她又寻到老人的小屋，见小屋锁着门，门前河岸上，却多了一座坟墓。这样的故事遍布旧俄时期的小说情节之中，情景气氛也是西伯利亚式的，但却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契合得很自然。人物以及人物的邂逅关系贴近着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说真的，这篇小说很能反映我们那个时代，那个隐居的时代。我们可在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中，突然发现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这种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可是它却给原先纯粹的历史和社会掺进了沙子，改变了它的稳定的性质，有一些根子一样的东西就动摇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自己就是那种沙子，那个时代的隐居者。　　我们穿行在县城的石子路上，县城的表情似要比乡间冷漠。它不太关心我们，视我们于无睹，我们和它两不相干。乡间却是柔软的，它要温情得多，时常感动着我们的心。可是在乡间的柔软底下，其实是有一股韧劲，它的柔软是因为它的质地特别纯，颗粒细腻，彼此间挤压很紧。它们是更为绵密的结构。而县城则是有杂质的，它的成分比较粗粝，组织比较松散，事实上，它远不如乡间来得坚实。在它的漠不关心的底处，是兼容并收的空子。对于外来的因素，柔软的乡间是有足够的消化力，将其演变为可以吸收的成分，当然在这演变的过程，它自身的性质也在潜移默化。而县城则要粗略一些，它的胃口比较大，它容纳那些不完全对脾性的东西，不消化也不要紧。这就是它杂的缘故。因为它杂，它就没有乡间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是内外和谐、首尾相应、气韵通顺的景象，它有着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而县城别看它外表生硬，实质是要软弱些的，但也还行，虽有些疏松破碎，但足以支撑到底。隐居者们便嵌进了这些历史长壁的裂痕里面，他们孱弱的生存结成了裂痕里的藤蔓植物。　　在我们的文学生涯里，还出现过一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是我们生涯里的过客。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位复旦大学六六届生，究竟是在县城里的哪个单位，他为什么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他肯定就是在这个县城的某个地方，是那四十人一批的上海大学生之一。他们在同一天里从蚌埠乘船来，登上码头，然后分散在县城的各个单位。可是他又明明只露面过这么一次，从此无影无踪。他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他是那类旧式的上海人，中山装像西装一样整齐服帖地穿在身上，袖口里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子，毛料的裤缝笔直，微尖的皮鞋擦得锃亮。他也是戴秀琅架眼镜，但和大虞不同。他的眼镜更像是一种装饰，镜架也是老派的精致。他身左身右伴着我们这些邋遢的知青，走在县城的石子路上，怎么看也不像。人多少是要受环境影响的，来到这里的上海人，即便是像大虞那样严格自守的，也不免要有些妥协和迁就。比如，大虞就经常穿一双高抵膝下的胶皮防水靴，是有些戏剧化，但也是内地式的戏剧，与上海的风气相去甚远。而这一位，却决不。他的步态、身姿、说话、微笑，一丝不苟，没有一点走样。我不记得他是否说过普通话，想来这是不得不说的，要不，他怎么生活呢？而他的上海话则使我印象深刻，那是最最标准的上海话。如我们这一辈的上海人，有许多字词，都不会发音了。这时候的上海话，已吸收了相当多的北京语的字词，尤其是务虚方面的。当要表达思想、感情、观点、概念，我们不得不以北京话来代替。而他不，他坚持用纯粹的上海话来进行，并且贯彻到底。而且，他将上海话说得那么温文尔雅，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开埠不到一百年的上海是个粗鲁的地方，上海话难免是有些俚俗气，还有些江湖气。可他，改变了这种语言的面目。这种上海人，大都集中在上海的西区，世家出身，西学教育，再加欧风陶冶。但也可能只是普通职员家庭出身，是耳濡目染、精心学习的结果。这就是海派，是十里洋场的上海的正传。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县城，来到我们中间。　　他所以找到我们农机厂来，是事出有因。农机厂的这伙人，在县城里相当出名。在我们的周围，渐渐围拢了一些别的单位的知青和大学生，就像我们的外围。其中有窑厂的、手管局的、中学的、小学的，还有文工团的。他找我们，就为了与县城文工团的上海知青接上头，因为他要介绍一个上海待业青年来投考文工团。他就是这样来到了我们农机厂。不知是为了与我们笼络关系，还是真对我们有好感，那几天，他与我们混得很熟。他先是听我们谈，接着就加入了讨论。他一旦发言，我们便全噤了声。我们显然不是同他一个量级的，在他面前，我们都成了小学生，只有听的份，没有说的份。过后回想，其实他是很技巧的。他巧妙地把谈话引开，引入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正是他的强项，而我们都是弱智。这是个什么领域呢？就是杂闻博见。他谈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五十年代的苏联戏剧，还有上海的文坛旧事。他不温不火、不紧不慢地说着这些，在我们听来都像是海外传奇。我们是连提问的准备都没有的，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而他却渐渐地惜字如金，越说越少，在博得我们的崇拜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其时，他的沉默都是有含义的，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思考。他坐在农机厂宿舍的床沿，用我们的搪瓷盆吃着农机厂的饭菜。可他从容镇静，仪态一点不打折扣，上海的风范也不打折扣。这真是一个奇迹，可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　　他也带来了那个从上海来考文工团的待业青年，到我们这里做客。事前，他已经与我们谈了这女生的身世。这女生是因身体原因而划入“待分配”一档的。“待分配”就是免去下乡、留在上海、暂缓分配的意思，是上海的毕业生求之不得的。可这女生却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她母亲早逝，同继母一起生活，继母自然是嫌弃她的，所以她就希望能早有工作，自食其力。她自小就有艺术天赋，尤其表现在戏剧方面，无奈出身是资产阶级，几次报考文艺团体都落榜。这一回，她降低标准，决定到县一级的文工团试试运气。她报考的是导演这一行。听起来就像是个灰姑娘的故事，我们都很向往和她会面。可她的形象却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她老练，大方，还有些傲慢。她长得也很一般，两边耳畔各长有一个绿豆大的肉疙瘩，看上去就不怎么面善。可是，崇拜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将她尊为上宾，卑微地不敢向她提问，也是她说什么，我们听什么。那天上午她已经去过文工团的考场，她说她做了一个“小品”。我们甚至不敢问一问“小品”是什么。看得出她对我们没什么兴趣，主要与她的朋友——那位上海人谈话。他们互相都很懂得地，说着戏剧上的典故术语，我们完全插不进嘴去。下午她就搭长途车离开了县城，考文工团的事情并无下文，而那上海人从此也不再露面。印象中，他的退场也是彬彬有礼的，微笑着，微弯腰，点着头，退下了。　　想起来，那四十个上海大学生登上码头，似乎平静得有些奇怪。这四十个年轻男女，携带着样式摩登的行李，那可不比我们知青，都是凭上山下乡证明购买的式样单一简陋的箱笼。他们是要色彩丰富多的，带着各自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的背景。并且，他们已经是有了职业的人，拿着一份不菲的薪俸。是那时代的有产者。他们下了码头，走过坡岸，集中在县委招待所里，他们闹嚷嚷地说着上海话，讥讽着这个县城里的所有一切。他们照着上海人的习惯，在县城的街道上漫步，竟也没有更多地惊动这个封闭已久的县城。他们一二日以后就纷纷离开了招待所，去了各自的工作单位。这样就更难见其踪迹了。你想象不到，这个结构简单、人口不多、建筑单调乏味的县城，竟有着这样多而隐秘的空间，四十名大学生一下子销声匿迹，生活照常进行。可是，改变还是发生了，它是在最不相干的地方发生。什么地方？就是物价。　　鱼和虾的价格上升了，最令人注目的是螃蟹。县城人从来不吃螃蟹，而上海人视为珍物。于是从一斤五分，逐步一角、二角，最终五角。上海大学生雄壮的购买力和古怪的食欲，重新调整了县城的物价和经济。火油的销售也大大提高。上海人精巧的火油炉抵得上整个单位食堂的工作量，他们可在上面做出正宗的法国菜：铁排鸡、葡国鸡、红烩大虾、奶油蛤蜊。这些奇异的香味飘荡在县城的犄角旮旯里，混进了几百年不变的柴米烟火气中。　　要是你见过河边拉水的车，你就会伤感，是那样古老的营生。生了水锈的铁皮桶盛满了淮河水，在平车上晃荡。拉车人弯下了腰，车轱辘碾过河滩的碎石子，上了堤坝。水从桶口悠了出来，在车下延出长长的水迹。远远望过去，这里，那里，都是拉水的车。县城的地下水矿物质太高，俗话说就是水硬，洗衣服不下灰，烧饭米不烂，吃在嘴里，发咸发涩。因此，日常生计就靠了淮河水。县城没有自来水，有句儿歌是：五河五条河，吃水要人驼。本地话，“河”是念成“活”，这样就押了韵。这种营生啊！是这县城的活化石，给这县城的历史打上了印记。那码头上叮叮当当的下锚和起锚的声音，敲着历史的铜墙铁壁，激起悠然的回声。码头上走来走去的水手，穿着齐膝的胶皮防水靴，大虞穿的，就是这种。码头下的石柱子，长着绿森森的苔藓，还有寄生的贝类。这县城有着它自己的气味，就是酒糟的气味。这也是活化石。大路是不必说了，各条巷道里，都铺着金黄色的酒糟，空气里充满了酸甜的、热烘烘的发酵味。这气味也有年头了，否则怎么能发出这样浓厚的、强烈的酵气，酸得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