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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我所掌握的讲故事的材料不多且还真伪难辨。一部分来自于传闻和他本人的叙述,两者都可能含有失真与虚构的成分;还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目睹,但这部分材料既少又不贴近,还由于我与他相隔的年龄的界限,使我缺乏经验去正确理解并加以使用。于是,这便是一个充满主观色彩的故事,一反我以往客观写实的特长;这还是一个充满议论的故事,一反我向来注重细节的倾向。我选择了一个我不胜任的故事来讲,甚至不顾失败的命运,因为讲故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而除了这个不胜任的故事,我没有其他故事好讲。或者说,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他的故事。而且,我还很惊异,在这个故事之前,我居然已经讲过那许多的故事,那许多的故事如放在以后来讲,将是另一番面目了。 有一天,在我们这些靠讲故事度日的人中间,开始传播他最近的警句。在我们这些以语言为生产材料的劳动者的生活里,警句的意义是极大的,好比商品生产中的资本,可产生剩余价值,又可投放市场和扩大再生产。所以,传播并接受某人的警句,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警句是: “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恰巧在这一天里,因为一些极个人的事故,我心里也升起了一个近似的思想,即: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 他的警句和我的思想接上了火,我的思想里有一种优美的忧伤,而我又要保护我个人的故事,不想将其公布于众,因为这是与情爱有些关系的。所以我就决定讲他的故事,而寄托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自私的、近乎偷窃的行为,可是讲故事的愿望多么强烈!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将真实的变成虚拟的存在,而后驻足其间,将虚拟的再度变为另一种真实。现在,故事可以开始了。 他与我并无血缘关系,甚至连朋友都谈不上,所以称之为父兄,因为他是属于我父兄那一辈的人。像他这类人,年长的可做我们的父亲,年幼的可做我们的兄长,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就称他为叔叔。他们那类人倒霉的时候,我只有三岁,而当我开始接受初级教育的时候,他们中间近半数的人已经摘去那顶倒霉的右派帽子,只留下一些阴影,尾巴似的拖在他们身后。等那阴影驱散,云开日出,他们那类人往往成为英雄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成熟的青年了。这便是我与叔叔在时间上的关系。他们那类人倒霉的真相,有的已大白于天下,有的至今还是个不幸的谜,有的很冤枉,有的很荒唐,也有的很活该。叔叔倒霉是因为一篇他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文章描写一头小驴子从过不惯集体生活、自私自利而变为热爱集体、大公无私,来反映从个体农民到公社社员的成长过程。叔叔所以采用这样的拟人化的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手法,是因为他刚读过一本借来的《伊索寓言》。这文章被指责为污蔑农民是没有自觉性的驴子,并借驴子之口攻击合作化运动。我曾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听到或读到叔叔复述这篇文章。其时,叔叔已成为一名讲故事的专家。第一次是在一个全国性作家大会的小组发言,叔叔以他自己的经验来批判极左路线是多么有害,他说他其实是热心地真诚地赞颂合作化运动,好心却变成驴肝肺,他说他愿意滚钉板来证明他的忠诚。他对由之而来的多年的劳改生活充满了赎罪与乞求新生的心情,犹如炼狱一般。他的苦难经历深深吸引了像我们这样的青年,正像我们以我们插队的经历去吸引下一批青年一样。当我们被上一代的经验哺育长大后再操起批判的武器,来做一次伟大的背叛,就像猫和虎的中国童话。叔叔很认真地叙述他这一篇致命的文章,做了许多注释,生怕我们不懂也怕我们看轻了它。这文章有一种刻骨的天真烂漫,令我们微笑不已。第二次听到这文章是在某个刊物举行的笔会上,一日傍晚,参加笔会的人们走在夕照下的海滩,叔叔以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个几乎置他于死地的小文章,他嘲讽当年政治运动的荒诞不经,多少纯洁青年的命运被这荒唐历史演绎而摆布,一个偶然的行为却可成为决定生死的事故,这便是宿命吧!他三言两语地说完文章的内容。那文章显得既简练又富有含义,展露了一个青年的文学才华。这篇文章第三次出现是在叔叔发表于某杂志的文学小传里,这一回已是一篇真正的“伊索寓言”,对当时的世事,充满了具有先知意味的讽刺,作为处女作排列在叔叔的写作历程里,使叔叔的文学生涯一开始便充满了大祸临头的灾难意味。后来我还听别人第四次说起过叔叔的文章。那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他到处声称自己是一名“漏网”的右派,所以没有戴帽完全是由于侥幸和偶然。他说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右派,叔叔则是个假的,而且在叔叔的档案袋里,装满痛哭流涕卑躬屈膝追悔莫及的检查。他又顺便提到叔叔的文章,说那文笔糟得很呀!不如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之所以成了右派,完全是为了凑数。这真正是个错划的右派啊!他脸上布满了痛心的表情。这是叔叔顶顶走红的时候,几乎成为我们这些人的精神领袖。所有的人全都分成两大派:一派是崇拜他的人,一派是中伤他的人。所以,此人提供的情况立即被排除出考虑的范围。我只需从叔叔的三次叙述中挑选一次,作为我讲叔叔的故事的材料;或者是将三次结合起来,这符合我们一贯遵循的创造典型人物的原则。我想:我选择第一次叙述中的那一个真诚的纯朴的青年,作为叔叔的原型;我选择第二次叙述中的那一个他具有的宏观能力且带宿命意味的世界观,作为叔叔的思想;我再选择第三次叙述中的那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作为情节发生的动机。这便奠定了叔叔是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命运的基石。现在,叔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致可以确定了。 叔叔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右派。当时,他年轻得还没来得及谈恋爱,所以他和别的故事里的右派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女朋友,因此就没有人与他联手演出伤感的离别剧。他背了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去了青海。去青海的这段路程,我们可从许多“右派”的回忆录里获得印象:大雪苍茫,车在暗夜里行驶,几临深渊和悬崖,宛如一只白色的虫蚁在千沟万壑里爬行。在叔叔身边,有一个老人,教授模样,慈爱地问他有多大年龄,又说叔叔和他第三个儿子一般大。当别的右派熟睡的时候,这老人给他讲了一个俄罗斯童话,关于喝鲜血而活三十年的鹰和吃死尸而活三百年的乌鸦的故事。当鹰尝了一口死尸的腐肉之后,腾空飞起,说道:我宁可喝鲜血活三十年,也不愿吃死尸而活三百年!老人的童话在这雪夜行驶的货车里产生出奇异的效果,青年右派虽然还不能理解童话的含义,可是却被这忧伤又激昂的气氛感动了。后来,那老人与他分在农场的两个大队里,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一个夜晚就像是一个梦境,却留给青年一个童话。从此这个童话就存在于他的心间。他认为这童话是教导人们要有意义地活着,要健康的人生而摒弃腐朽的人生。他引申到他的错误,心想自己险些儿误入腐朽的人生,于是努力忏悔,恨不能脱胎换骨。可是后来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他开始怀疑道:什么是腐朽的人生?什么又是健康的人生呢?他想他那赎罪的半生经验是绝对算不上健康的,他想他半生的经验全是为了向人们证明他是个诚实的青年,这种证明消耗了他整个的青年时期,这有什么意义呢?再后来,他又想他的半生不是平淡度过,而是获得了宝贵的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于他日后成为一个大作家无疑是重要的财富,于是,叔叔心里充满了鹰的骄傲。 但是,当我认识叔叔之后,才知道他做右派时,去的并不是青海,而是遣返回乡,到了苏北地区的一个小镇的学校里。开头的几年是做校工,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学校后面的几亩菜地,还喂了一口肥猪。后来摘了帽子,便开始教书。在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时候,那些去青海的故事是极易产生并流传的。而所以会有那则出神入化的俄罗斯童话,大约是因为叔叔那一代人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三套马车”永远是他们审美的背景。假如要编一个叔叔的夜晚,大风雪是少不了的,驿道是少不了的,如再要讲一个童话,那就只能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了。 叔叔当年所在的小镇与我后来插队的农村地理上属于一个区域,行政上却跨了两个省份。我们的麦地连着他们的麦地,当他们的孩子入侵到我们湖里割猪草时,我们常常笑话他们有些字的发音,比如将“鞋子”说成“孩子”。当一个女孩丢了她的鞋子时,她便大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样的趣事一个后晌便传遍了我们的村庄。我们和他们还因为争夺土地发生械斗。我是后来才知道叔叔所在的小镇就在我们邻近的地区,这就给我今天讲故提供了揣测的依据。 我想,当叔叔来到那小镇不久,一场大饥荒便席卷了中国的大地。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留存的来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青的人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着:“渴啊!渴啊!”但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了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那时候,我是城市里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记得我们城市流传着抢劫的可怕传说。于是我们便不在街上吃东西,而是带回家来吃。回家的道路总是路远迢迢和险象环生,我们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大手,急急地回家。那时候,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无忧无虑,还没上小学。少先队员是我羡慕的榜样,我的命运的重闸扛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要过很久,我的幸福才会打折扣。下乡的时候,我们跑前跑后,走东串西,要求老乡给我们忆苦思甜,他们不说则已,一说便是一九六〇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割断了我们村庄的历史,为我们村庄留下了一群纪念碑似的坟头,每到清明时分,坟头上便顶了一块碗大的新土,就像我们城市里的一种点心,叫定胜糕。不过,叔叔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居民,每月的定额基本保证供给。饿是人人必受的刑罚,但镇上没有人饿死,死的是那些逃荒路过的外乡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镇上没有猫也没有狗,都被杀吃了。镇上和周围的树皮也被放学的孩子剥光了,野菜也挑完了。后来,据叔叔自己说,这一段日子倒并不难过,那时候的人都讲政策,对人也尊重,见一个右派,至多淡漠一些,倒也平安无事。至于饥饿,由于信念的支持和赎罪的心情,这一场折磨于他几乎成了安慰。他说,他像个自虐狂或者苦行僧一样,随着饥饿一阵阵袭来,便觉得自己逐渐地纯洁了。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幸运的右派,当他第一天走上讲台,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安慰他并且原谅他。这是我从叔叔的一篇小说中读到的,权且借来作为我故事的补充。 这时候,我该是上小学了,当老师走进教室,便随了班长的口令起立,桌椅板凳稀里哗啦一阵响。同学们私底下传说我们学校里有一名右派,但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机密,谁也不知道右派是谁。我们起先怀疑是一位图画老师,因为他脸色阴沉,不苟言笑,看人的目光充满敌意,和社会主义很不合作的表情。后来我们又疑心是一名校工,因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似乎向人们请罪。再后来,我们认定是一位自然老师,她对同学凶恶无情,将粉笔头做子弹,射击同学的头颅。我们觉得黑暗处有一双罪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们,使我们紧张不安。右派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敌人,反革命和地主已在我们出生前消灭干净,只留在我们的某一篇课文上以及一些反特电影里。最后,终于有人透露出来,右派是一位音乐老师。她雍容华贵,总是衣冠楚楚,弹了一手好钢琴,态度高傲,在学校里独往独来,没有一位同事与她做朋友。她和小学教育事业格格不入,她和社会格格不入,她为什么成了右派?后来我想,大约是她不服从大学分配。因为其时我恰好知道,我家楼上那一位深居简出的社会青年,由于不服从大学分配而成了右派。关于右派的经验就这样越积越多。这些右派都无痛心悔改的表现,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我行我素。而我的故事需要有一个忏悔的过程,我不愿意我的故事太平庸。所以,我就直接从叔叔自己的小说里摘录了那样的情节——“当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一齐安慰他并且原谅他。” 在我插队的地方,人们对老师是很尊重的,“养是父母教是先生”的古训流传至今。于是,先生便是和父母一样重要的人了。学生为老师干活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师那里还会成为一个文化的中心,晚上,凡是崇尚知识的青年都喜欢聚集在老师的屋里。后来,我们知识青年下了乡,我们那里便成了又一个中心,并且具有取代学校老师的趋势。我想:叔叔的学校当是一所公社中学,除了镇上的孩子外,还有四周农村的孩子来读书,他们一般是干部和家境较好的孩子。他们因为没有粮票,也没有足够的细粮到食堂去换饭票,往往都是带馍。他们都有一个布口袋,装着芋干面或秫秫面贴的馍馍。他们多数是早上来,晚上走,每天要步行几十里的路程。只有镇上的或者特别富有的孩子才住校,到了晚上,这部分住校的学生往往就到单身老师的宿舍里聚会。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成了叔叔的妻子。 一个偏僻小镇的女学生,爱上一个摘帽右派、一个来自城市的老师,就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可作。其中含有一个朴素的自然人与一个文化的社会人的情爱关系;又有一个自由民与一个流放犯的情爱关系,就像旧俄时代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故事;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家庭与一个漂泊的外乡人的情爱关系。这三重关系搅和在一起,可写出深刻的人性与广阔的社会背景,既有特定的现实性又有永恒的人类性。这样的故事,叔叔已经写过了,而且不止一篇。这些篇章感动人心,脍炙人口,流传极广,使叔叔极负盛名,引起许多爱好文学或者不怎么爱好文学的青年的崇拜。 关于叔叔的婚姻,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题目,于是便也是流言最多的一个题目了。有人说那女学生痴情到了万般无奈,深夜敲门,而叔叔由于右派的阴影,只得压抑人性,将其拒绝,内心却痛苦得不行。那女学生坚定不移,不顾家人的阻挠,心诚石开,终于做成了这桩好事。有人说事情恰好倒过来,是那老师天天要学生去屋里补课,大冷的天,学生握不住笔,他就替学生暖手。另有一个版本是说老师要教学生二胡,帮助学生纠正指法。最客观的一种说法是:那女孩并不是叔叔的学生,而是学生的姐姐。学生跟老师学二胡,学出了感情,便为姐姐作伐,成全一段姻缘。那学生姐弟二人跟寡母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能有一个挣工资的男人进门,显出了那学生的谋略与远见。在那镇上,那年头,大约是一九六三年吧,右派是怎么回事,清楚的人不多,更何况是摘了帽的,就跟没事人一样。结了婚后,老师成了皇上,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这种传说貌似客观,却含有一股隐隐的恶意。它是企图抹杀叔叔这一经历中的所有色彩,使之平淡无光,与叔叔小说里的描写拉开了距离。后来,当叔叔离婚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有机会亲耳聆听叔叔本人的叙述。 外面传说叔叔离婚的最直接原因,是第三者插足,可是等到他离婚之后并没有结婚,这种诋毁便不击自败,烟消云散了。由于叔叔小说中对一位青年右派的爱情过于出色的描写,所有的人都认为这非他本人经历莫属。将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作者合二为一,是当今读者最热衷的事情。于是所有的人都认定了那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一定要叔叔担任男主角,并且不许卸装闭幕。叔叔或者继续演出这段乱世情史,满足观众的需要;或者就将以前的成功的戏剧一并粉碎,破坏观众的欣赏。叔叔先是选择前一种做法,因不堪重负,败下阵来,最后做了一个逃兵,招来人们的怨恨。一种受了欺骗的情绪在群众中可怕地蔓延,似乎货物出门便百事不管,挣了名声就卸了责任,有一种过河拆桥的不仁不义的味道。然而,失望的情绪转眼被好奇心理取代。离婚是最富吸引力的新闻。叔叔的知名度再一次增长,一夜之间,谱写了明星轶事。这时候,叔叔又参加了一个笔会。那时候,笔会是非常多的,开完了这个开那个,笔会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大家见面,免不了要问起此事,尤其是一批女性,她们心里暗暗地期望能够进入叔叔新的浪漫剧中,即使是担任一个配角。这些女性的年龄层次从四十五岁到十八岁,囊括了整整两代人。叔叔说他的婚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带有时代的烙印,作为审美也许有欣赏的价值,现实中却有无数的困难。他说在他无家可归的日子里,妻子收留了他,以她的情爱哺育了他孱弱的身心。如今他健壮了,便要离家远行,这确有一股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味道,可是使生命力衰竭则是更大的不道德和不人道。我们就问他妻子对离婚的态度,我们习惯以叔叔小说中女主角的名字称呼叔叔的妻子。叔叔回答:她只说,人在危难时,就当拉一把,人有了高远的去处,则当松开手。他妻子的回答使我们叹服不已,人人脸上都有愧色。我们相信叔叔是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才跨出这一步的,我们也相信叔叔的婚姻至少在那时候是美好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都是阶段性的,尤其是爱情。所以,我想,事情确是如叔叔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了。但是,离婚的理由却不是那样简单,这理由甚至超出了叔叔自己的理解。它之所以被我知道是因为一个心理的契机。这是一个心理的原因,在整个故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现在仅仅是开头。 在叔叔结婚的第二个春天,便有了一个儿子。这一段日子是叔叔平静美满的时光,其实却是灾难来临前令人陶醉的假象。叔叔在屋前种了喇叭花,屋后种了一小片油菜,油菜花开的季节,就飞来此地罕见的淡白的粉蝶。在这段日子里还发生过一个小小的事件,最后所以没有酿成大祸,全归于妻子对叔叔绝对的信赖和博大的胸怀,可是这却为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这个事件的材料,来源于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叔叔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以及揭发材料,还有叔叔档案袋中一小份思想认识,是被那位“漏网右派”捅出来的。他到处讲右派的坏话,分明是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但由于作的关系,他却能接触第一手资料,所以有时候我也用得着他。这是叔叔绝口不提的事件,也从没在小说中写过。或许这仅仅是一个污蔑和谣言,属于“文化大革命”中许许多多莫须有事件之一。可是它对我的故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它的话,我的故事便失去了发展的动机。因此,我必须使用这个也许是无中生有的材料,它是一件委琐的小事,于叔叔伟大壮烈的苦难有腐蚀的作用。可它却使痛苦与灾难变得真实和具体,而不仅仅是一种风格化的装饰。它像一枚钉子那样,将痛苦敲进人的身体,使之刻骨铭心。 我想,那是在一个夏天的夜晚,蛐蛐儿在墙角里歌唱。叔叔对妻子说:我要去学校一趟。然后就走了。他去学校是因为他的一件什么东西忘在了办公室里,这件东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就没必要晚上去拿,而可以等到明天早上。不过,他并没有和妻子说这些,他只说:我要去学校一趟。然后就走了。学校离家不远,隔了一条常年干涸的小河,再走过一条小路,路两边的人家,院子里种了向日葵。这正是向日葵结籽的季节。这是暑假的第一周或者是第二周,校园里静悄悄的,蛐蛐儿的歌唱更加洪大和响亮。当叔叔穿过白杨树影里的操场的时候,那气氛一定是非常静谧的,这气氛里有一种力量打动了叔叔的心,使他走进办公室之后没有立即去找他特地来取的东西,而是从墙上拿下一把二胡,开始拉一首忧伤的曲子。住在学校附近的人都听到了这琴声,他们说:听,先生又在拉琴了。先生拉了一段就不再拉了。这时月亮也升起了,将小河里的流水照得一片一片晶亮。忽然间,这静谧被打破了,空气里起了一团骚动,人人都有些不安,觉着在这镇上的某一处,正发生着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人们从屋里走到门外,望着月光如洗的地面,等待着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走过他们的门口。有性急的人已经离开家门,四下里跑了几步。这个小镇在它长久的静谧中培养了一种超然的警觉,它能辨别出每一丝不寻常的气息。这时候,从学校的方向,传来一声尖锐的狗吠。人们顿时紧张起来,血液涌上了头,不出所料,果然出事了。小镇上的居民对非常事件的预感从来不会有错。有人低低地呼唤一声,然后一齐朝狗吠的方向奔跑过去,杂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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