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三十多年前，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偶然得到一枚书签，上面印着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的一段话：“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当时我已堕入文学的渊薮，除了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自己也试着写些文章向报刊投稿，屡投屡退，所以感到罗曼·罗兰这段话很对我的榫儿，一次退稿便是一回创伤嘛，但每被退回一次，也就激发我对自己的文章自省一次，渐渐的，似乎也就摸到了一些写文章的门径，后来，到十六岁那一年，我的一篇文章终于被《读书》杂志刊登了出来（1958年夏天），那以后的投稿，虽陆续有被发表的，退稿量依然不小。二十多岁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数十篇小文章，也很受到些冲击，那时才懂得退稿实在算不得什么创伤，生活的坎坷磨炼，远未穷期，因此对罗曼·罗兰的那段话，也就渐渐有了更深的体味。　　八年前到法国访问，同几位法国知识分子说到罗曼·罗兰，他们都说那是早已过时的人物，现今的法国除了研究文学史的，简直没有人读他的书。平心而论，罗曼·罗兰虽是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那大部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曾风靡一时，而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反对不义之战的立场，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主义的鲜明态度，都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就全球范围以历史眼光衡量他，确也还算不得多么伟大的作家。　　我在少年时代和中年时代读过两遍《约翰·克利斯朵夫》，读得都很仔细，也读过罗曼·罗兰的《革命戏剧集》，以及他其他一些著作，都没有中发现他上述那段话。但这位作家给予我最可警悟的，反不是我读过的那几百万字的成本的书，而是那小小书签上的一句没有注明出处的话语。　　一位作家的一段乃至一句格言式的话语，也是他心灵中开放出的鲜润花朵，竭诚地奉献给读者，有时对读者来说那启迪那激励那引发那愉悦，也并不亚于读他整本的大作。　　自己从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托赖时代给予了机遇，编辑给予了支持，读者给予了厚爱，到1990年在国内和海外已出版了30本著作，忝列在了作家行列。我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也兼写散文、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约我再写一本随想录，我本深感惶恐，不敢应命，但经编辑张珏女士一再代表出版社多方鼓励，我不由得想到了少年时代所看到的罗曼·罗兰的那句随想；我虽绝不敢以罗曼·罗兰自比，但依我想来，世界上凡属欲推进人类文明的作家，无论伟大的还是稚小的，都好比蘸着心血点燃着的火把，伟大的作家也许犹如屹立的灯塔，杰出的作家也许仿佛巨大的火炬，而平常的作家，小小的作家，他那火把也许十分地小，光热十分地微弱，乃至于只不过等于添了一炷红头香，飞着一只萤火虫，但世界和人类的光明，应是这些光焰的总汇吧！因此我不揣冒昧，以这一册随想录，参与了这套书的刊行。我这一册随想，自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支细烛，一根火柴，一只流萤，一定有不少谬误和唐突之处，但句句出自真诚，段段心存善意，因此，我想读者批判了我的谬误，原宥了我的唐突之后，也许还能从中多多少少引发出一些有益的联想，获得一些愉悦的感受。倘这本小书里的某一段某一句，能使某位读者对我获得超过读我那些小说所形成的印象，那于我实在是三生有幸。　　这册随想录共分九个部分，前七篇依次是：谈命运；谈生活；谈处世；谈爱情；谈出名；谈逆境；谈幽默。后两篇，一篇《蓝郁金香》是对“海外奇谈”的随感，一篇《灯下拾豆》是零星随感的汇辑。　　我是以同读者诸君娓娓谈心的口气写下这些随感的，我企盼读者诸君读了这本随想录后，能把你们的批评指教和感想写下来寄给我，那对我来说将十分珍贵！这愿望能够实现吗？从这本书一印出来我就天天恭候着！　　写于绿叶居献给命运的紫罗兰——关于命运的随想“命运”。我们常常想到这个词。但我们往往是朦朦胧胧地那么一想。朦朦胧胧，只滋生出—些情绪，诸如怨艾，沮丧，或所谓“淡淡的哀愁”。让我们廓清薄纱般的朦胧思绪，做些澄明的理性思考。我们要努力地认知命运。　　命是命。运是运。　　命与运固然如骨肉之不可剥离，然而倘作理性研究，如医学上的生理解剖，则需先就骨论骨，就肉论肉。　　何谓命？　　命是那些非我们自己抉择而来的先天因素。　　为什么我或你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性别？　　为什么我或你有着现在这样的生父和生母？凭什么我或你得由他们一方的精子同另一方的卵子相结合，从而经过无数次的细胞分裂，而形成胚胎，成为带有胎盘的胎儿，后来又脱出母亲的子宫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我和你为什么不是另外的一个父亲和另外的一个母亲结合而成的生灵？　　为什么我或你有着现在这样的与别人不同的面貌？即或我们是双胞胎或三胞胎中的一个，外人看去我们与同胎落生的兄弟姊妹“何其相似乃尔”，但我们自己很清楚，归根结底我们还是有着与任何一个他人不尽相同的自我面目。固然遗传学解释了我们的面目，说那是有着父亲和母亲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我们或者有点像父亲，或者有点像母亲，或者竟更像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至于更像某个近亲、远亲，然而揽镜自视吧，我们到头来还是有一个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外貌，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我们竟有着如此面貌，这是由谁暗中规定的呢？　　我们落生的时间，又为什么偏偏是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那一时辰？听说唐朝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我们为什么没生在唐朝？又听说21世纪中期我们国家将整体达到小康的水平，我们又为何不等到那时候再落生？或许你更向往于烽火岁月的殊死战斗，然而你又并未生在抗日战争之前并能恰好在青壮年时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或许我更向往于在20世纪初投入“五四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弄潮儿，然而我却偏没赶上那个时代。我们显然不能再重新安排一次落生的时间，我们必须在一张又一张的表格中反复填写同一个出生时间。　　我们又为什么偏偏落生在我们无法事先择定的地方？我和你为什么偏属于这一个种族，这一个国家，有着这样的籍贯？　　这就是命。　　也有人向命挑战。　　西方国家有那样的人，他们出于对原有性别的不满，找医生做变性手术，改变自己的性别，也有人出于对自己相貌的不满，做整容手术，使“面目全非”。这也许真的改变了他们某些命定的因素。但毕竟改变不了他们的种族、血型、气质、年龄、籍贯。　　当然也有人用伪造历史，隐瞒年龄、改认父母、谎报种族（当然只能往与自己肤色、发色、瞳仁色相接近的种族上去靠）等等方式企图使“我”消弭而以“新我”存活于世，但在游戏人间之余，清夜扪心，他恐怕也不能不自问：我究竟是谁？而他的答案恐怕也只有一个：他到底还是某一男子的精子和某一女子的卵子的特有结合，并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于某国某地某处的一个独特的生命，在种种伪装和矫饰之下，赤条条的他还是那个“原他”。　　命由天定。这不是唯心恰是唯物。　　这也无所谓消极，更无所谓悲观。　　曾见到一位矮个子女士，我很惊讶她穿着一双平底鞋，当我问她为什么不穿高跟鞋时，她爽朗地说：“我喜欢自己的身高，因为这是一个我自然具有的高度，我不想掩饰自己的这一自然状态，并且，我还以自己的这种自然状态而自豪。”　　又曾见到一位肥硕的中年男子，当我问及他为什么不采取减肥措施时，他认真地对我解释说：“人体型的肥瘦归根结底是由遗传基因派定的，我父母都是胖子，所以我天生肥胖，而我没有必要去人为减肥；倘若我是后天突然胖起来的，并且有种种不适，那或许还有减肥的必要……不错，熟人给我取了个绰号叫‘肥男’，我坦然地接受，我确实是个地道的‘肥男’嘛！”　　这二位都对非自我抉择而形成的先天状况持坦然的接受态度，甚至于产生一种自豪感。我以为这是对“命”的正确态度。你以为如何呢？　　“我长得多难看啊！”一位熟悉的姑娘向我吐露心曲，“见到比我长得漂亮的同辈人，我就总觉得无地自容。”我不想向她弹唱“重要的是心灵美而不是外貌美”之类的调调，还是契诃夫说得好：“人的一切都应是美好的，心灵、面貌、衣裳、思想。”　　我也不想教她逃避现实：“你其实并不难看。”又是契诃夫，他剧中一位女子对另一位女子说：“你的头发真美。”另一位就领悟地说：“当一个姑娘长得不美时，人们才会夸赞她的头发。”我熟悉的这位姑娘确实长得难看。难看就是难看，难看是天生的。她把心灵修炼得再美，也终归成不了漂亮姑娘。　　我劝她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相貌。这承认分两个层面：一、自己确实不好看。二、别人确实比自己漂亮。第二个层面很重要，否则，就容易陷入“阿Q主义”：“我难看，哼，你比我更难看！”或“坏蛋才好看哩！漂亮的没好货！”承认了自己难看以后，却还要：一、按自己的实际情况打扮自己，使自己整洁、自然；二、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比自己漂亮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我再见到她，她的相貌依然不好看，但她充满了自尊和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她微笑着告诉我，她在做自己喜欢的事，生活得很畅快。　　她不向“命”抗争，她顺“命”生活下去，她是对的。　　也有另外的例子。美国有位先天脑畸形的人，他五六十年来一直口眼歪斜，发音不清，半身不遂，是个地道的残疾人，然而他不向“命”低头，他学会了运用打字机。他渐渐能用打字机上的句号、逗号、叹号、问号、删节号、括号、和其他符号耐心地打成绘画作品，开始是模仿现成的图画和照片，后来是写生，再后来是根据想象创作独特的画幅，结果他成了一位名人，连白宫走廊上也挂了他的画。他可谓向“命”挑战而获得成功的一位英雄。　　但切勿用这类特例来激励聋哑人去奋斗而成为歌唱家，无腿畸形人去奋斗而成为世界短跑冠军，长相实在难看的姑娘去争取在选美赛中夺魁。上述那位残疾画家，仔细想来，与其说他是与“命”抗争，不如说他是在“命”所规定的范畴之中求了一个最大值，他没有选择去做一个核物理学家，一位芭蕾舞演员或一支军队的统帅，他也没有勉强自己去用常规的方式绘画，因为他的手根本不能握笔；他其实还是顺着“命”所赋予他的条件，去开掘实际的可能性，他艰苦地学会了操纵经过改装的打字机。使可能变为了现实，他因而成功。　　对于“命”即那些先天的、非我们抉择而在我们生命一开始便形成的因素，我们应当心平气和。　　比如我和你，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不管我们现在生活在哪里，持有什么样的护照，在另外一些人眼里，比如在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眼里，我们总还是东方人中的一种，我们的大背景，是一个曾有过灿烂的文明但眼下相对而言经济还不够发达、整体受教育程度不够充分的民族，对于这些不可更改的因素，我们既不自卑，也不必自傲，我们应当非常坦然。我，你，我们就是这样。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　　“生不逢时”是最无谓的感叹。我们没有生在汉唐盛世，我们也没有生在“五胡十六国”的乱世，这既不值得惋惜也不值得喟叹。我们比那些年老的人小许多，我们又比那些才落生的人大许多，这也都没什么好庆幸或羡慕的。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们就生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生日。坦然地接受这个既成事实。既然我们落生在这个时代，赶上了这个阶段，迎接着眼前的时光，那就让我们好好地对待这条“命”。　　为我们的生命，要好好生活。　　要好好生活。　　但生活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这就引出了与“命”相连的“运”。　　“运”是什么？“运”不消说是一种流动、变易的东西。对于“命”，如上所述，我们几乎无法抉择，即使有个别人后来动“变性手术”而改变了“命”，—个重要的因素——性别，那也是他那条“命”形成以后做成的事，毕竟他不能在落生前自我决定性别。然而“运”，就难说了。　　“运”也有无从抉择的一面。比如我们面临的时代，所处的地域，这期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如自然界的地震，人世间的战乱，科技上的划时代变革，文化上的主导潮流，我们就往往很难加以预测，进行预防，或加以回避，与之抗拒。比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在那一瞬间人就无法抉择生死；再比如科学已经充分证明了吞食丹砂不但不能成仙，无异于自杀以后，我们即使仍想寻觅长生之道，也不会再做服食丹砂的抉择；还比如当商业广告不但出现在西方世界也出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不仅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也出现在街头巷尾，出现在运动场和歌舞晚会上，甚至出现在公路旁、乡村屋宇的墙壁上时，我们做出一个“凡有商业广告的地方我一概不去，凡商业广告我都不让它入眼”的抉择时，实现起来该有多么困难！　　不过，“运”毕竟不同于“命”。“运”有其可驾驭、可借光、可回避、可进击的一面，而且这恐怕是其更主要的一面。对于“命”，我主张心平气和，彻底地心平气和。对于“运”，我却主张心潮起伏。　　心潮起伏。起，就是迎上去，热烈响应或者奋然抗争；伏，就是避过去，冷静回旋或断然割舍。　　“命”可以作定量定性分析。比如：性别、出生年月日时、籍贯、父母姓名、年龄、民族、血型、指纹、相貌（一寸至二寸免冠正面照），成人后的身高、肤色、发色、瞳仁颜色、牙齿状况，等等。　　“运”却往往难以作定量定性分析。时代、社会、群体，这三者或许还可做出一些定量定性分析。灾变、突变、机遇，这就很难做出定量定性分析了，特别是在来到之前，而预测往往又是困难的，即便有所预测也是很难测准的。“运”常被我们说成“运气”。没有人把“命”说成“命气”。要用两个字，就说“生命”。“命”是生来自有的。“运”却犹如一股气流。它从何而来，朝何而去，我们或者弄不懂，或者自以为弄懂了而其实未懂，或者真弄懂了而又驾驭不住，或者虽然驾驭住了却又被新的气流所干扰而终于失控，一旦失控，我们便会感叹：“唉，运气不好。”　　“运”又常被我们说成“时运”。　　没有“时命”的说法。诚然，我们的体重、腰围、体温、血压、内脏状况和外在面貌等因素都可能在随时间而变化，但我们的性别、血型，指纹、气质等等方面却无法改变。无论时间如何流逝，直至我们从活体变成死尸，许多“命”中的因素是恒定不变的。　　“运”却随时而变。“运”是外在的东西。“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间正道是沧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不能第二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明日黄花”“随风而去”……这些中外古今无论是悲怆的还是欢乐的，也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感喟和概括，都证明着“运”有“时”，也有“势”，所以有“时运”之称，也有“运势”之说。　　从大的方面把握“时运”和“运势”当然重要。认清时代，看准潮流，自觉地站到进步的一面，正义的一边，这当然是关键中的关键。然而还有中等方面和小的方面。中等方面，如自己所处的具体社区、具体机构、具体群体、具体环境、具体氛围，如何处理好适应于自己同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特别是自己同群体同他人的关系，就实非易事。小的方面，如邂逅、不经意的潜在危险、交臂而来的机会等等，抓住它也许就是一个良性转机，失去它也许就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或者遇而爆发便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躲过它去则就是万分的幸运，都实难把握。　　西方人，特别是受基督教文化浸润的西方人，似乎在承认上帝给了自己及他人生命的前提下，比较洒脱地对待“运”，他们常常主动地去“试试自己的运气”，敢于冒险，比如去攀登没人登过的高峰，只身横渡大西洋，从陡峭的悬崖上往下跳伞，尝试创造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怪诞的“世界纪录”而进入到“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他们甚至在本已很好的状态下，仍不惜抛弃已有的而去寻求更新的，主要还不是寻求更新的东西，而是寻求新的刺激，新的体验，他们不太在乎别人怎样看待自己，他们主要依靠社会契约即法律来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们的这种进取性一度构成了对东方民族和“新大陆”土著居民的侵略，所以他们的“运气观”中确含有一种强悍的侵略性和攻击性。　　东方人，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儒、道、释”熔为一炉的传统文化熏陶下，我们认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我们崇拜祖先，提倡孝悌，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我们要求个人尽量摆脱主动驾驭“运气”的欲望，我们肯定“知足常乐”，发生人际纠纷时我们宁愿“私了”而嫌厌“对簿公堂”；我们这种谦逊谨慎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变为了惊人地好客，我们总是“外宾优先”，我们绝不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我们的每一个个体都乐于承认：“我与群体共命运。”其实“命”是因人而异的，我们表达的意思准确解释起来便是“我们要共命运”。所以我们有句俗话叫“大河涨水小河满”。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只有小河水流充裕时，大河才不会枯涸，然而那方面的自然现象引不起我们形而上的升华乐趣。　　我们不必就东西方的不同文化模式作孰优孰劣的无益思索。既已形成的东西，就都有其成型的道理。　　好在现在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已无新大陆可供发现。连南极冰层下的土地也已测量清楚，连大洋中时隐时现的珊瑚岛也已记录在案。已有“地球村”的说法。东方人、西方人，不过是“地球村”中“鸡犬相闻”的村民而已。　　东西方文化已开始撞击、交融、组合、重构，对“命”的看法和态度，对“运”的看法和态度，越是新的一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相似点或共同点似乎就越多。　　你挺有意思——今天的人类。　　“命”与“运”相互运作时，就构成了所谓的“命运”。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最难忘记那“命运敲门的声音”。单是“命”已难探究，因为“命”即使在最平静的时空中它也有个生老病死的发展过程，非静止、凝固的东西；“运”就更难把握了，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且充满了突变，也就是说，构成“运势”的因素中充满了不稳定因素、测不准因素，“命”加上“运”，而且互融互动，那就难怪有人惊呼“神秘”了。　　这种神秘感是宗教产生的根源。自古到今历久未衰的占卜术，其立足点也在于许许多多世人对自我命运的神秘感。对命运的神秘想取捷径而获得诠释，于是去求助于占卜、看手相、看面相。用生辰八字推算命定因素和运势走向。占星相，勘风水，论阴阳五行。比较高深的是测“易”，从河图洛书到太极图，到先天八卦、后天八卦，进而到八八六十四卦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又从被动地由人推算到自动地投入，从而又笃信气功，努力开掘自己的潜能异能，行小周天、大周天，做动功和静功，接受“宇宙语”治疗并终于自动发出“宇宙语”，达到“天人合一”，获得最彻底的超越感即超脱感。　　我们既不必充分地肯定这一切，也不必彻底地否定这一切。实际上你想充分地肯定也肯定不了，总有强有力的人物站出来给予有根有据的批驳揭伪。而你想彻底地否定也否定不了，也总有强有力的人物包括最受尊崇的大科学家站出来提供有根有据的实验报告和理论推测。　　你和我都不必卷入有关的论争。然而你和我都应当承认“命运”确有其神秘的一面。　　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面对神秘的命运，都应现出一个微笑，就像150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绘制的那个“蒙娜丽莎”所现出的微笑一样。　　那是永恒的微笑。　　你看过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那幅《蒙娜丽莎》吗？　　当然。那还用问。　　然而，你看得仔细吗？　　据说，早有人指出过，画上的那位妇人（传说是当时佛罗伦萨城里皮货呢绒商乔贡达的夫人）实在算不上多么美丽的妇人，你把列奥纳多·达·芬奇别的画也看看，他画的《拈花圣母》《岩下圣母》《丽达》等作品里的女性形象，就远比这《蒙娜丽莎》更丰满、更艳丽，然而《蒙娜丽莎》却成了一幅最成功的作品，不仅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个人创作中是名列第一位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尽管它只有七十七厘米高、五十五厘米宽，在现在存放它的法国巴黎罗浮宫中属于上千幅油画中较小的一幅，然而它却成了罗浮宫最可自豪的一幅藏品。　　再仔细地看看吧。画上的蒙娜丽莎难说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她的眼睛还不够大，更不够妩媚，特别是下眼皮，线条太方直而且泪囊太显。别的不多说了。就算她美，那也是有缺陷、有遗憾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