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独写我的父亲，我总有些惶惶，的确我对父亲是有一些成见的，父亲的一生在我眼里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他的人生从某种意义来讲。√是一个完美的人生，他自由自在的活，去干他喜欢干的事情，他自由自在的去死，不考虑一丝忧愁。或许我可以说他是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有朋友，有激情，有生活，有向往。但对于家庭来说。那或许不是一个港湾，而仅仅是一个他流落人间的驻地。

我中年后读过一本书《在路上》，我甚至怀疑我的父亲就是迪安.莫利亚迪，那是一个充满魅力，不惜一切来感觉生命的人。他似乎不是来创造人生，而是来享受人生，无论是幸福，悲伤，或是欢笑，抑是泪水，他都是在享受而不是在承受。也许他们的人生不是我们能理解的。“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义无反顾而又如此绝烈。我们只能向往而不能做到，但世界之大，又有几人能做到相忘于江湖？。

我的父亲，生在蓟县邦均镇白涧村，古之蓟县称作渔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之士。我猜想父亲少年跳脱，必是好动之人。我的奶奶是一个不认字的小脚女人。生了我大姑，二姑和我父亲，在和我爷爷离婚后一年年，又生了我小姑。爷爷并没有认小姑，可怜小姑从小就送给了别人，我四十年后见到小姑，她已是垂垂老矣。

我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懂，为什么我姓汪，而我爷爷姓王。我听说老家的祠堂叙谱时，在爷爷的名字下面，是一片空白。

我的爷爷离休前是中国电影资料库西安分库的主任，由于文革被隔离了好多年，他也就干了一年就离休了，离休后和我的奶奶二婚奶奶住在骊山脚下的陕西省干休所里，他活到97岁，是干休所倒数第二个去世的老干部。我看过他的离休证，司局级，享受正厅级待遇。妈妈说他是国家五级干部。是我们老家出来的最大干部之一。可我这辈子就见过他三次，一次是我7岁回湖北路过西安，一次是我12岁去西安探亲，还有就是他去世前我曾经在医院里照顾过他几个月。除此之外，再无联系。倒是他和二婚奶奶生的两个姑姑对我很好，虽然也常年不见面。

妈妈说爸爸小时候很调皮，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狗不理。除了我大姑姑以外，谁也管不了他，那时候才解放几年，父亲七八岁，满村子里逛，东家扔块石头，西家院墙去拉泡屎，经常让人家的狗撵得到处跑，奶奶头疼万分，就往死里打，打他也不怕。当时大姑姑去北京当兵了，他就无法无天的没人管得了。奶奶只好去求爷爷的叔伯兄弟给已经离婚的爷爷打电报。

就这样，父亲来到他的第二个故乡，西安

当时爷爷是西北局的干部，负责领导安全工作的，在爷爷的安排下，父亲进了一所非常有名的小学，西安保育小学，就是现在的西安育才中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所小学，这是一所据称必须是十三级干部子女才能上的小学，前身是延安保育院和后来成立的延安鲁迅师范学院干部子弟小学，是电影《啊摇篮》中的烈士子女的养育院的前身，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一定记得那首：

八月十五月儿明呀

爷爷为我打月饼呀

月饼圆圆甜又香啊

一块月饼一片情呀

不错，就是那座小学，当时，很多领导的子女基本上都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反正我听说这是相当牛的一所小学，每个班都配有保育员三到四个，还有有专门的医生，学校还有养牛场，每个学生每天都会有牛奶喝，学校实行军事化。我的父亲在新疆每次说到他读的小学，都会鼻孔朝天，鄙视的看着四周的同事，为这事，父亲还被扣上脱离无产阶级兄弟的帽子，被写了大字报。

这段小学的生活对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多才多艺，吹拉弹唱不说，还可以写大字，画版画，做木匠，织渔网，甚至打毛线针都比妈妈强很多，那所学校在当时的物质生活已经远远超出50年代的生活水平，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的同时学习很多生产和生活技能。而不必考虑生活的问题。

但父亲依然很调皮，爷爷对他唯一的教育就是打，打多了，父亲就乎了，他在学校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那里有很多的高干子弟学生都不太与父亲合得来。

父亲挨打的时候，奶奶一般是不作声的，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劝一下，她冷冷的说：做后妈已经不容易，我又何必瓜田李下，自己找不疼快。但如果父亲惹到她了，她照样往死里打。父亲如果不是没法子，一般都在学校住，家里住，在家里也尽量避免和奶奶见面，一个人去食堂吃，我有时候想：父亲和我爷爷接近30年的紧张关系，估计就在当时开始萌芽。

虽然爷爷奶奶不待见父亲，但是他的同父不同母的两个妹妹，尤其是小妹妹，却和哥哥的感情很深，父亲经常背着这个小妹妹在西安城瞎逛，和巷子里的人打架，在西北局办公门房偷偷的拆去信封上的邮票，集了好多邮票去学校显摆，冬天找木板绑两个铁丝做成溜冰鞋，在灞河上滑冰。爬上小雁塔大声唱：“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车子走，轱辘转，公鸡统统不下蛋，出东门，走西口，你家的人会咬狗，”小姑梳着小辫在身边也一起哼哼，伸出白咯生生的手给哥哥打着节拍。

小姑姑性情刚烈，眼里不揉沙子，我在西安照顾爷爷的时候，她经常和医生，护士，甚至是和爷爷吵架：她一边跳着脚骂爷爷：你这个老法西斯。一边把煮好的鸡蛋羹让我端着喂爷爷吃。说小心点，别烫着老爷子。

妈妈说：你小姑最像你爸爸，年轻时自由恋爱，嫁给一个混蛋，生了个女娃就被抛弃，去宝鸡插队，进工厂，还伤了一只眼，后来嫁个一个大她十多岁的教师，又不能生育，也是苦了半生。还好小姑父人很好，也算有个好归宿。

父亲在小学读了五年，上了中学，上中学的时候，那正是父亲十六七岁的时候，爷爷受到政治牵连，关了牛棚，这下父亲彻底失去了管教，他有幸避开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三年自然灾害对他身体的影响，他狂热的学习俄语和数理化，预备去祖国的大城市学习知识，报效祖国，为祖国早日实现是个现代化而添砖加瓦。父亲如愿的考生上海建筑材料学校现在属于同济大学，开始五年制的教育学习。

我知道的是，在我父亲上海学校之后的一年，他的人生从此转折，到底为什么使我父亲放弃成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涯，转而成为一位支边青年，一直是我的一个疑惑和谜团，母亲也对此不甚了解，我也没有刻意在父亲在世的时候问过他。

但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父亲说：以他的性格和当时的环境，如果当初他没有参与支边，或许不会有他这个人了，他很可能在文革中成为一位冲动的造反派而失去性命。

父亲在上海读书时迷上了足球，是校足球队的队长，这个爱好陪伴了他的终生，至今麻城踢过球的70后，不认识父亲的几乎很少，麻城的第一支足球队，恒星足球队就是父亲一手创造的，那时候的东门大操场，这只球队可拉风的很。

在一次回西安后，据说父亲和爷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回到上海后，爷爷停止了父亲的生活费用，父亲就只能靠学校的补贴来生活和学习了。我查过当时的历史，我发现即使是爷爷不给父亲费用，按照当时的学校规定，他依然可以借助学校的补贴而完成学业。而事实上，父亲很快就退学了，戴上大红花，将自己的姓从王改成汪，成为一位光荣的上海支边青年。

我总是试图去了解那时的真相，不明白父亲是如何从一名学生变成了一名支边青年，他加上三点水的用意是不是从此要归于大漠，从此海阔天空，自由自在。

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偶然到我都不信的缘分，我才大致明白

2011年的时候，我在网上聊天，在一个历史群里瞎聊，说起建设兵团，说起上海知青，群里有个上海人说他妈妈就是上海知青，下放到兵团的，后来返城。下放新疆的时间我俩一对，基本上是和我父亲是同期。他说：我的父亲按理说不具备成为支边青年，那时候的建筑学院是不会轻易放自己的学生去参加支边运动的，毕竟培养一个不容易。他听了我父亲的事情特意去问了一下他妈妈，他妈妈说：她记得她那一批只有100多人，只有一个是学院出来的，估计是你爸爸，他可是写了血书给柯市长，特批的一位大学生。听说才上了一年，可惜呀。

至此我才明白，应该是父亲和其他的热血青年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写过血书，估计写的是要誓死前往大西北，为祖国守边疆的豪言壮语。最终让他搭上乌鲁木齐的火车。

父亲也许说的对，如果他不离开上海，也许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在上海，他或许真的因为冲动而惹祸上身，遥远的边疆，也许是他冥冥中的选择。

就这样，新疆阿尔泰成了父亲第三个故乡，这个寒冷的地方将陪伴他走过人生无法忘怀的十七年，也是他最为畅快淋漓的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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