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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这时候野猪皮也知道怕了，只是他加大了抢劫力度，下令“著有粮有驮载牲畜之人，限期内将粮食尽数送来”，还声称“若有粮而不肯售於无粮之人，经人首告，则不给价而徒取之”。都这时候了，野猪皮是拆东墙补西墙，他的思路依旧是抢夺汉民的粮食来补窟窿，没粮食的人跑了，有粮食的人被这么折腾一下肯定也是人心浮动。
24.命有粮畜者将粮食售舆无粮者………………460
著有粮有驮载牲畜之人，限期内将粮食尽数送来。至於无粮可给、无牲畜之人，屯中大臣、千长百长等岂不知乎？将此告於已去之李驸马，确实无有，可以免之。令未迁地方有粮之人，售於无粮之人，斟酌其价，从减取之。若有粮而不肯售於无粮之人，经人首告，则不给价而徒取之，赐予无粮之人。迁移地方之人及居本地人，凡长期断粮者，命往边外取粮、由诸申率领前往取之。
一系列逃亡事件中，到处都有毛文龙的影子，野猪皮也急眼了，下令开始甄别、Tu杀：
27.托兰山人谋叛，沿边各官查办食粮…………461
二十四日……
彦庚、王备御奏称：“据袁欣千总前来面告，托兰山有百馀人谋叛等语。我等不信其言，於是遣宋进忠往探，信息属实，并探得毛文龙唆使贾大、贾三二人前来住於该屯，欲於初一日起行。”遂命抚顺额驸往查，并谕曰：“倘事属实，系新迁地方之人，则将为首者带至东京。其他小人，令与周围有粮庄屯之人合居，给与粮田。若非新迁。系原住之人，则将男丁皆杀之，妇孺充俘。
只是对汉民的Tu杀，造成的恐慌不仅不能稳定局势，反倒引起更大的连锁反应：先是****恐慌、逃亡、反抗，然后是有钱人也恐慌、逃亡、反抗，此刻，连汉奸官员也是恐慌、人心浮动，认为野猪皮的强盗集团快不行了，开始给自己谋一条退路。这种现象的典型是抚顺驸马、铁杆汉奸李永芳也不那么铁杆了，也劝野猪皮少杀点汉民，然后被野猪皮臭骂一顿：
第五十一册天命八年五月
13.天命汗训斥李永芳……………………………483
初七日……
闻复州之人欲叛，遣兵之前，抚顺额驸回汗曰：“所传复州人之欲叛者，伪耳。乃惑人之诬谤也。倘信其言而遣兵，则为彼方之人闻之乐矣。”汗怒其言，下当抚顺额驸，曰：“李永芳，昔於抚顺之时，曾念尔乃一通达明白之人，故收之，妻以金之骨肉。蒙天眷佑，使我出兵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及明之四路，至於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东、广宁以及蒙古边塞等处，亦皆承蒙天之眷佑也。对此，尔李永芳却不相信。因尔之不信，故尔等以为明帝久长，而我则为一时耳。辽东汉人屡欲谋反，彼等密谋之书不断传来。我每欲查抄之，因尔心向明，竞以欺瞒相谏。叛逃而往，尔心始快，一经发觉而诛之，则尔之心不适矣。倘尔果然忠诚，兵不劳国不扰，身任管束，平定叛逃，灭其国而取之，则我之过，而尔之所谏信然。尔轻视於我，然我尝闻，尔汉人之刘邦，乃淮下督催役徒之亭长，蒙天之佑而为汉帝；赵太祖乃市上顽徒，蒙天之佑而为帝，且传数世；朱元璋身无父母，独行乞讨，受郭元帅役使，亦蒙天佑而为帝，传十三、四世。尔若通明，但见北京城内河流血二次，各衙门之古树被风根拔，此皆天示之异象也，尔能劝止而成乎？可见尔将辜负於养身之父及岳父矣。然而今既养尔为婿，且蒙、汉、朝鲜皆已闻之，倘予治罪，恐为他人耻笑於我，亦耻笑於尔。故不予治罪，默然处之，然我心怨恨，乃示此由衷之言也。”
没多久，野猪皮就将自己的孙女婿、抚顺驸马李永芳革职，一块倒霉的还有刘爱塔(刘兴祚)等人。
第五十七册天命八年七月
8.革李永芳、戴木布等之职降爱塔之职………536
初三日……
革抚顺额驸、戴木布总兵官之职。革爱塔副将之职，降为参将。革噶海备御之职。升揣尔扎勒游击为参将。
至此，在毛文龙的东江镇对后金统治区的渗透和打击下，在野猪皮自己的倒行逆施之下，大曰本蝗军，哦不，八旗太君在辽东的维持会、黄鞋军系统的建设彻底崩溃，野猪皮对辽东大几百万汉民的伪化战略彻底失败，肥沃富饶的辽东，被野猪皮折腾成粮食卖毒品价的人间地狱，大几百万汉民，曾经一度当了野猪皮的顺民，可野猪皮带给他们的，却是可怕的饥荒，汉民因此对野猪皮离心离德。
老实说，破坏八旗太君伪化辽东战略在这一案例中，毛文龙的东江镇最多起到30%的作用，那起到70%作用的，是野猪皮自己，以及野猪皮一手建立起来的大曰本蝗军，哦不，八旗体系。
野猪皮的八旗体系，原本就是将门的少民版本。要知道，将门体系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以主子奴才制来层层奴化各级奴才，用来管理游牧的蒙古人、渔猎的女真部族或许还能适应，甚至有一定的战斗力，但管理分工已经相当复杂，有相当高级的运行规则的辽东几百万汉民组成的经济体系，那是肯定要出大乱子的。
野猪皮是这样论述他的社会体系的：“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主之子即为奴”，所以“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警念不忘，不起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件，不违法度，竭尽其力，则祸患何以及身也。奴以主为父，敬念不忘，不生盗贼奸宄强暴之事，谨守奴仆之分，尽心效力，则刑戮何以随身也”……从头到尾只有主子跟奴才，可当时的中国，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发展到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了，辽东就算落后一些，主子奴才制也肯定是管不清楚。
第四十四册天命八年正月至二月：
6.天命汗论为君为臣为民为奴之道………………404
二十七日，汗御衙门，谕诸贝勒大臣曰：“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主之子即为奴。汗以天为父，敬念不忘，明修天赐基业，则汗所承基业，何以废也。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警念不忘，勿怀贪黩之心，勿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以公忠自效之则诸贝勒大臣之道，何以败也。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警念不忘，不起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件，不违法度，竭尽其力，则祸患何以及身也。奴以主为父，敬念不忘，不生盗贼奸宄强暴之事，谨守奴仆之分，尽心效力，则刑戮何以随身也。汗受天之恩，而不顺天意，乃以自恃其才力而为之，不勤修政道，逆理而行，天若谴之，欲废其汗，汗能自守其位乎？贝勒大臣受汗之恩，而不顺汗意，乃以自恃其才力而为之存有盗贼奸宄强暴之心，恣行贪邪，汗若谴之即褫贝勒大臣之职，贝勒大臣能自保其爵乎？民违贝勒大臣之法度，行盗贼奸宄强暴悖乱之事，贝勒大臣若遣之，则荧祸及身也。奴违主命，不敬谨效力，而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受其主责之，则刑戮相随也。尝闻古籍有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秉忠善之心而失者无，怀耶恶之念而逞者亦无。故自上而下，凡秉忠善之心而行者，福必积矣。福大岂有不致善之理乎？凡怀耶恶之念而为者，罪必集也。罪大岂有不遭殃之理乎？凡诸申、汉人、蒙古，皆应去耶恶，存忠善。自汗、贝勒乃至刍荛之丁，运水之妇，祸非外来，皆由自致也。何则，汗与贝勒乃天所授，如不修道行善，以副天意合人心，乃存小人之心，则天必谴之，基业废矣天大臣乃汗之所授，如不能以所委之事，竭尽忠勤，乃存耶辟怠慢之心，则汗必罪之，其身败矣。刍荛之丁，运水之妇，如不违其主，敬谨尽心效力於所委柴薪运水之事，则其主又以何罪之？若不尽心效力而怠顽违抗，其主生怒则必将罪之矣。所谓凡人之祸，皆由自致者，此也！”
要知道明王朝初期的军队也是将门模式，但是在明王朝体系里，将门模式只管军队，不管民政体系，将门模式的落后性只限制在军队体系内。即便如此，这还得是朱元璋、朱棣本事大，镇得住场面，可他们死后没多久，卫所体系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军户变成农奴后大量逃亡，卫所体系战斗力严重下降，野猪皮的辽东******不过是历史的重演——加上野猪皮把将门模式当成了政权的全部，所以造成的破坏要严重了不知道多少倍。
更要命的是野猪皮无论是个人品质还是能力远不如朱元璋、朱棣父子，野猪皮的几个措施：不让汉民卖粮食，低价收购汉民粮食高价卖出、强制迁移汉民集中居住导致大量耕地抛荒等一系列措施，把原本就已经一团糟的经济推向毁灭。
还更蛋疼的：为后金反洞政权效力的汉奸官员，他们连祖宗都不要了，更加不可能按圣贤书的要求廉洁奉公——要知道，朱元璋Tu杀起腐败官僚来，那凶狠度达到了“剥皮实草”的恐怖程度，即便如此朱元璋依旧不满意，而野猪皮却不得人心，没得选择，只能选择使用这些毫无底线的汉奸。因此这些人和相当一批“诸申”勾结在一块，仗着野猪皮八旗强盗集团的淫威中饱私囊，这就更加加重了饥荒的严重程度。
八、毛文龙花样做死(三)从******到大Tu杀(下)
经济崩溃了，粮食卖毒品价。对几百万辽东汉民的伪化失败了，接近断粮的辽东汉民，他们的眼里只有对大曰本蝗军，哦不，八旗太君的刻骨仇恨。大辽东共荣圈的维持会建设失败了，各级汉官被东江镇渗透，即便没打算反叛也人心惶惶，更有些如刘爱塔(刘兴祚)之流，暗中为自己谋划后路，这些汉官已经谈不上对自己忠诚，他们的区别只是马上反抗，还是再观望一阵。
按照野猪皮原本的野望，自己手里二三十万女真诸申，几万八旗“铁骑”就能把大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打得丧师失地，一旦完成对辽东这个胜利果实的消化，建立维持会，将五六百万汉民奴化伪化，按20民养一兵的模式，刷出30万黄鞋军，大曰本帝国，哦不，我犬清就能席卷中国，灭掉老朱家，建立起王道乐土，哦不，汗道乐土……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该死的毛文龙老跟自己拆台捣蛋，该死的辽东汉民不肯当自己的狗奴才，一个不留神就跑掉大半，剩下的也饿得半死不活，接近断粮的辽民几乎全是随时可能拿起棍棒反抗的定时炸弹——辽民彻底断粮的瞬间，就是辽民总爆发的时刻。如果说天启元年毛文龙偷袭镇江时的辽东是片一点就着的干草地，那么此刻的辽东根本是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一个应对不慎，八旗太君就会被炸得渣都不剩。
天启四、五年的时候，正是后金那边辽民反抗、逃亡得最激烈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文龙提出他要“二年复辽”，“并乞敕下会议，那借银两，大为接济。于天津、登莱新设之兵，奴断不能舍骑登舟，不如尽为撤去，以其饷实于东边，每岁定以一百万之额，及时解运到鲜。臣二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旧业，抒皇上东顾之忧，即治臣以欺君诳上之罪，臣甘之如饴矣。”
毛文龙作为一个古代人，能敏锐地根据当时的局势判断出后金即将完蛋，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战略上的天才。遗憾的是，他更是个政治上的白痴。
看这句：“于天津、登莱新设之兵，奴断不能舍骑登舟，不如尽为撤去，以其饷实于东边，每岁定以一百万之额”——你触动了多少文官将门甚至太监的利益？！每一支部队都意味着若干粮饷和利益，你要撤去“天津、登莱新设之兵”，还要“以其饷实于东边，每岁定以一百万之额”，毛毛虫，你的吃相也太难看了吧！
就冲这些，“二年复辽”的计划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批准，更何况，一旦后金被灭，老朱家就不会再继续加征辽饷，这可就不仅仅是天津、登莱新设之兵的那点粮饷了，那是涉及到名为每年六七百万两，实际上两千多万两的辽饷！毛贼，你做大死！！！
所以，我们会发现，毛文龙和袁可立的关系，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恶化的，两人从亲密无间的合作，变成了互相弹劾，最后袁可立调走，换上一个妇科学术权威武之望(不许笑！武之望真的是医学学术权威，专精妇科)，跟毛文龙的关系更加糟糕。
“二年复辽”的计划没人搭理，野猪皮这边获得了苟延残喘的宝贵时间。我们把目光重新转向辽东，看看野猪皮都做了些什么？
第五十三册天命八年五月至六月
25.大贝勒等率兵往追逃人………………………503
初九日，闻复州人叛，命大贝勒，斋桑古台吉、阿济格阿哥、多铎台吉、硕托台吉，率每牛录甲兵十五名前往。並颁书曰：“闻复州人叛，是以兴兵。尔等若举出叛人，则不伤尔众生命。否则皆杀之。著按此言加以甄别，令未告发户之族人老幼在一处，已告发户之族人老幼在一处。如此甄别分居四处之後，由诸贝勒监视之。”大贝勒率兵二万前往，甄别复州路之民，大事杀戮。（原注：杀此处之人，分散其路，使之划为多处。）
第五十四册天命八年六月
1.大贝勒等携俘获物还……………………………505
六月初九日，闻复州人叛，命大贝勒、斋桑古台吉、多铎台吉、硕托台吉、阿济格阿哥率每牛录十五名甲兵前往。因叛变属实，故尽杀其男丁，将其妻孥牛马作为俘获带来，於二十八日到达。
大家别觉得血腥，此时还仅仅是杀复州百姓，“尽杀其男丁，将其妻孥牛马作为俘获带来”，别的地方还没怎么杀。期间，野猪皮还想尽量维持住局面，这年秋收前后，以“大斗一斗收银一两”的毒品价向无粮汉民卖粮。到天命九年正月，下令诸申、汉人关闭所有当铺，避免百姓的财物被人偷去当铺当掉换取银子。
第五十九册天命八年九月
11.拨粮售与边外无粮之汉人……………………558
初七日……
诸贝勒曰：“边外各路无粮处之汉人，可以东京海州、耀州、盖州之仓粮粜之。大斗一斗收银一两。恐其不出耘田，故於购运粮食期间，先向有粮人借贷，俟取回所购之粮后偿还之。凡诸申、汉人有粮之官员，可向各该处无粮之汉人粜粮。”
第六十册天命九年正月
4.谕令关闭当铺禁止以银放贷及贩卖牲畜………571
初三日降书：“奉汗谕：令诸申、汉人关闭所有当铺。凭当物给银，势必使盗贼恶人偷窃他人之衣服，典银而逃。此亦并非尔铺主之所愿也。另，以银放债者亦悉令停止。限放债人於正月初十日内收完，不偿还则执而告之。逾十日，则由知情者收取之。又，凡卖马、牛、骡、驴、羊、山羊、鹅、鸭、鸡者，务各以自养者售之。有为谋利而贩他人之物者，一经发觉则由检举者执贩者前来控告，所贩卖之物皆由检举者取之。所有卖牲畜者，皆以两计，一两收税一钱，徵税人取二份，牛录额真、代理章京取一分。汉人之税，由管辖之备御、汉人千总取一份。蒙古人带来之牲畜，由蒙古人卖之，店主不得转卖，其税由徵税人取二份，店主取一份。何故如此，盖因街有盗卖牲畜，国内盗贼将起。”所谕甚是，然所徵之税过重，故从天聪汗即位之年减之，一两取三份。
野猪皮大概觉得他不杀汉民就是对汉民的“恩养”，以“大斗一斗收银一两”的毒品价向无粮汉民卖粮更是天大的恩惠，关闭当铺不让盗窃者销赃更是天大的德政。只是局势非但没好转反倒更加恶化，正月是最冷的时候，小冰河时期尤其的冷，断粮汉民更是接二连三地逃跑，野猪皮于是决定解决“无粮食人问题”。
起初，野猪皮应该还没动杀心，他开始是搞人口普查，统计无粮人，并将“无粮人”抓起来，将丁数、人口数造册上报。
第六十册天命九年正月
初五日，遗书前往量粮之诸大臣曰：“奉汗谕：赴英额、赫彻穆、穆奇、玛尔墩、扎库穆抚顺、铁岭诸路之五牛录额真，著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凡一口有诸申斗六、七斗者，准其居住。一口有五斗者，或所去之人有牲畜者，经核计若可以生活，则准其居住之。计之不敷者，则计入无粮之人数内。并将无粮之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
遗书往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之诸大臣曰：“奉汗谕：著五牛录之额真，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凡一口有诸申斗六七斗者，令该户启程，遣之，给以田宅。一口有五斗者及所去之人有牲畜者，经合计若可以维生，则计入有粮人之数内，以遣其户。计之不敷者，则计入无粮人数内。无粮之人皆收捕之，并将其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汉人之粮食皆称量之，并将石数造册，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诸申看守粮食，倘失一石，即以该大臣罪之。勿剥人棉袍勿以粮饲马。於盖州种棉及看守果木之汉人，令留三千二百名男丁，令析木城、金塔寺、胡水站，威宁营等城周围十、十五里内之有粮人入城留之。”
接下来《满文老档》的几条相关记录显示野猪皮一开头并没打算杀人，是要把“无粮人”编为奴隶。
第六十一册天命九年正月至六月
十二日，汗曰：“前往量粮之诸大臣，尔等於量上一屯之粮时，即遣人去下一屯，命将所有粮食出窖置之，如此则一至即称窖外之粮易也。若不预先派人令将粮食出窖，待量粮之人到後方令出窖，则何时量完？当预先询问有粮无粮，有粮即令取出称量，勿加执之；凡不出报而谎骗之人，则与无粮之人一并执之。不分昼夜，速行完竣。”
二十日，每旗遣十五名大臣赴量粮处，命其尽行办完。且遗书曰：“奉汗谕：著将有粮人之男丁数、人口数、粮数，造册报来。其粮食由量主看守。迁来之户，给以诸申之粮。令诸申往取其粮食之。被杀人之粮，乃仓粮也。将其粮数，另造册报来。由守粮之主一并守之。被杀人之财产、牲畜及什物，皆造册带来。勿解取被杀人妇孺所服之衣，无论其好坏，仍服原衣带来。一口有五斗粮者，即列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粮之人。”
二十一日……
为查明与诸申同居之人事下书曰：“奉汗谕：与诸申同居之汉人，一口有粮五斗者，则计入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粮四斗三斗者，若有牛驴，亦计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有牛、驴则取其户为奴。”
接下来的两条记录，野猪皮说汉人“无粮人”都是“凡偷杀牛马者，火烧积粮、屯舍者，皆乃不耕田，无粮，不定居，流亡各处之光棍也”，下令抓捕“无粮人”：
第六十一册天命九年正月至六月
二十一日降书曰：“奉汗谕：凡偷杀牛马者，火烧积粮、屯舍者，皆乃不耕田，无粮，不定居，流亡各处之光棍也。此等无食闻游之乞丐、光棍，一经诸申、汉人发觉，即行捕送。若有妻孥，则将妻孥赏於捕送之人；若无妻孥则捉一人赏银三两。因得辽东以来，汉人无定逋逃不绝，奸细肆行，务田不勤，故上怒而谕之。”
然后，野猪皮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下令将无粮人全部处死：
二十七日，选派人员前往各处，杀无粮之汉人。
血淋淋的大Tu杀，记录只有这么几个字，前因后果统统的没有！
——估计若干年后整理满文老档的我犬清官员还要点脸皮，把一些儿童不宜的内容给核蟹掉了。
只不过，从杀“无粮人”这个事件的题目来看，粮食卖毒品价的时期，家里能剩下粮食的，没几个是真正种田的，真正种田的****在耕地大量抛荒、辽东气候严寒之下劳作一年，经过后金盘剥汉奸官僚的敲诈勒索之下基本很难剩下多少粮食，也就是说能达到“有粮人”的标准的肯定不多。
而这些人，却是辽民中的大多数。正是这些人，既受到阶级压迫，又受到民族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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