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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与公交车》修改版

作者:大悔忆智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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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与公交车

不可否认,建筑社集中了被学校淘汰的精英。

那时候他们大都反逻辑,反知识,长于形象思维和幽默搞笑。

他们生逢其时,那时候一度停止生产,集中闹革命。

他们比搬运社的人们身体稍弱,文化稍高。搬运社没有高小生,他们有一个高中生。

他们被裹挟在时代风暴中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然后一切以自身为标准。

搞文学的不少,写诗写,除了鲁迅,谁也不认。就鼓吹斗争,诗歌就天空大地红旗——事实上那时候只允许那样写。

他们对哲学如对宗教般敬畏,虽然参加过工农兵学哲学小组的人很少,但年轻人的口头禅都是“我这是哲学,你不懂!”

能歌的姑娘拼命飙高音,善舞的小伙子竟然脱光了在装面粉的大桶里跳黑人舞——伴奏是男青工们合唱的《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有一个唱高了兴,当晚又喝了酒,就爬到水塔上写反标。结果被枪决——幸好是“陪打”,并不真正枪决,判个死缓。

除此以外,他们无论干了什么都没有错,因为他们是不被斗争的阶级。

他们的文艺宣传队男女跺脚,把舞台顿得山响,然后右手握拳,右前臂横放胸前,左臂尽量拉直后伸,右脚前跨,左脚后伸,摆好这个奔赴战场的造型,就有节奏地前前后后动,一边高声呼喊: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世界者,我们的世界!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然后又站起来,列队行进,照样把舞台顿得山响,口中有节奏地反复高呼:

“斗私——批修,砸烂——四旧!

“斗私——批修,砸烂——四旧!

“……”

乐队就拼命擂鼓。

只有一个非常低调,他叫王起盖——不知道他父母为什么要给他取这样一个名字。人们叫他王妖怪,他父亲连忙出来解释:“盖章的盖!”

他伯父王克柔,早年投身革命,原来在首都做官,但被打成xx派,跟着他住的母亲——也就是王才来的奶奶——因“成分不好”被遣返回乡,但谁也不敢接纳她,于是住在山洞。

其实那不是他的亲奶奶,他是他母亲改嫁后生的,他的生父是个船工,正好也姓王。

由于王妖怪的母亲是改嫁给工人的,建筑社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仍然把他按“xx派的孝子贤孙”对待。

那时候钻技术的人被人瞧不起,并且被认为是用生产冲击革命,而他认为他和别人不一样,他只有学好技术一条路。

他不仅“出身有问题”,而且额头只有竖起的巴掌那么宽,还是个独眼。

在他童年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颗“日本地瓜弹”,他拿了一把铁锤,想要锤掉地瓜弹表面的橡胶,地瓜弹倒是没有爆炸,但弹起来的碎屑打瞎了他一只眼。

他进建筑社,被分配在当时谁也不愿意去的泥工组。泥工组又脏又累。要么机器一样搅拌灰浆,要么机器一样往楼上运输材料,要么一天到晚码砖砌墙,要么在烈日下或者寒风里钉房盖。

王起盖干活最多,沉默寡言,对一切报以顺从讨好的笑。

他的独眼很亮,张大瞳孔看一切,好像随时准备逃走。

他小小的脸乌黑粗糙。

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手长脚长。

他不留什么头式,他觉得头式于他无意义,随便理发师傅给他剪个什么。

他父亲是“领江”,在江河上引导着船行的航向,所谓“领江领江,好讨婆娘。领江发烦,就要翻船”。

他父亲告诉他要好好学技术。

他于是遵从父亲的教导,拼命学技术,居然从一个搅拌工和挑灰浆桶的苦力成为技术工人。

可就是因为这个,有一天晚上政治学习的时候,他被社里两个壮汉押上主席台,要他坦白交待“右倾翻案,带头走白专道路”的罪行。

革委会老主任撇了撇他那胡子底下两片肥厚的嘴唇,“啪”的一声把会计刚念完的文件拍到桌子上,打雷似地说道:“想拿技术来专无产阶级的政,你娃娃还嫩了点!”

台下打雷似地怒吼道:

“坦白交代!”

王起盖盯着地面,表情茫然,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就是想学技术而已。

于是他被推到一边,紧接着把今天晚上重点斗争的对象邓承廉押上台来。

邓承廉浓发方脸,绰马雅可夫斯基。他是从外地森林工业局清洗回来的,虽然学徒不久,技术已经非常之好。他下料精确,锯、凿、小刀好似长着眼睛,他刨出来的木板,玻璃一样光滑。社里派他给供销社那家最大的饭馆修房子和桌子,他竟给人家发明了一台“自动做面机”,最神奇的是,没有现成的钢铁齿轮,他就用木头做成来代替。晚上他很高兴,觉得自己又能够为人民服务了,于是拿出小提琴,拉了一曲《金蛇狂舞》。

就因为自动做面机和《金蛇狂舞》,他成了今天晚上真正要斗争的对象。但他认为自己认真改造,脱胎换骨,虚心向工人师傅学技术,用来为人民服务,并没有错,于是他也不开口,着像王起盖一样被推到一边去。

台下山呼海啸地怒吼起来:

“坦白交待!”

“邓承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有人冲上来扇他的耳光,押解他的人搞他的“喷气式”——按下他的头头几乎接触到地面,双臂却被抽得老高,整个人真像一架喷气式飞机!

人们纷纷上台揭发他的罪行,但他一概不承认,他说:“我没说的就是没说,没做的就是没做,做人不要撒谎!”

于是场面越发混乱,他挨了许多打。

然后把他的堂弟邓承厚押上台来,邓承厚是刚从教师队伍清洗到建筑社的。头顶上的电灯明晃晃地照耀,身边是主席台上的办公桌,他好像找回了教书的感觉,把工人们的吼叫当作学生的胡闹,所以他和堂兄不同,揭发他什么他承认什么。由于认罪态度好,他很快下台。

那天晚上斗争最积极的是章定开,他是邓承厚的小舅子。

他在木工组,手艺最差,人称“糙木匠”,又名“红不专”。

是的,他只红不专,成天写革命诗歌。

他姐夫从教师的角度评论说:“你高小都没有毕业,写什么诗?”

运动结束,不写革命诗的诗人们纷纷从地下转到地上,他于是感到招架不住。

社里改革开放,实行自由组合承包,没有一个组要他。一个好朋友承包工商银行宿舍修建,打不破情面要了他,他自告奋勇计算门窗盒子尺寸,结果下料失误朋友损失惨重。

他感到走入人生低谷,“众叛离亲”——本来应该是“众叛亲离”,但他坚持他的说法,认为别人都说错。

他于是写“唐诗”一首,到处去念。

他白净脸皮,胖大,世俗,脂肪堆积。

人们很难想象他这样的当年怎么能够文艺宣传队,那肥大的臀部在跳舞的时候岂不撞了这个,又撞那个?

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他父亲,那老工人上街游行,打一面“工人赤卫军”的大旗,在队伍前面走。

——他在朗诵之前,照例像干部作报告,首先发出一声短促的“啊”。

“啊,

一年过比一年老,

白发多了龄不到。

虚生度过黄金节,

来世不如去世好。”

朗诵完毕,他立刻感觉到自身的伟大,总是情不自禁为自己喝彩:“其实我超过了唐诗!”

社里另一位诗人颇不以为然,此人名叫贺大洲,他自己取个绰“贺知章”。

此时王起盖已经春风得意,他和邓承廉分别是泥工组和木工组的技术权威。

“门窗盒子事件”以后,“红不专”再也找不到木工搭伙,王起盖又拒绝“红不专”到泥工组工作,但他好意地称“红不专”为“李白”。

专职锯木料的“改工大娘”们就趁机说道:“什么李白?李黑!”

这也是报应,因为“红不专”在他的鼎盛时期到处说全社都爱他,甚至公布名单和细节。

还说什么嘴巴在他小肚皮上拱,简直黄色录像!

贺知章对“超过了唐诗”早就越想越气愤,现在听王才盖还叫“红不专”李白,终于爆发:

“你那首‘诗’可以称为《打油诗?发牢骚》。大诗人李白早就写过‘白发三千丈’,你给人家提鞋都不配!主题陈词滥调,啊,过得不好就想死?世界上不知多少人这样写过——用得着你说!再说,你懂不懂‘四声八病’?”

看着咧嘴大笑的改工大娘们,前来找组合被拒绝的“红不专”感到火上浇油,他脱口冒出一句当年斗争会上的话:“你,你这是技术第一!”

贺知章于是说:“没有技术,哪来艺术?”

红不专吼道:“你不懂!”。

贺知章说:“你才不懂!”

那时候,满大街唱着邓丽君的歌。

“红不专”章定开愤怒地走着,回忆着当年他在宣传队的岁月,耳朵里满是扬琴、二胡、竹笛的声音。邓承廉会小提琴,但他是“牛鬼蛇神”;邓承厚会手风琴,但也是“牛鬼蛇神”:他们政审都不过关。

他又回忆起那阳光灿烂的一天,四处高音喇叭里播送着雄壮的歌声: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

而是美帝怕人民。

……”

正午,已经33岁的王起盖白发多了龄不到,在工地木板睡午觉。

“哎,哎哎!我睡不着,我们摆谈摆谈!你有对象没有?”他高声喊叫着推醒王才盖。

王起盖望了望漫天太阳光,再望了望凌乱的工地,揉了揉眼睛,一脸不高兴,但突然想到自己的身份,立刻顺从地笑起来:“什么事啊李白?”

“我是说,你有对象没有?”

“没有,谁要我呢?人,又不好看,天天天天挨斗争。”

我给你介绍一个,西施喔!”

“不要开我的玩笑李白!”

“我开你什么玩笑?”章定开不高兴了,“我好心给你介绍一个——我老婆的表妹的朋友!你干脆说你干不干?”

“干!”王起盖半信半疑,但以最快的速度作出了最明确的答复。

西施被章定开带到王起盖面前,王起盖发现这女的也是独眼。

个子较矮,但人白胖,性感。

当时只有电影,还没有电视。男青工对妇女的评价有三个等级:第一种,“断片”,意为胶片断裂,银幕上没画面;第二种,“黑白电影”;第三种,“彩色电影”。

把“彩色电影”娶回家,叫“安座机”——“座机”是电影院那种,不是流动放映队那种。

王起盖除了独眼这一点不满意,其它都满意,认为可以安座机。

又听说这女人没工作,他也并乎。后来,西施不用王起盖帮忙,自己想方设法进了社,加入了改工大娘的队伍。

在安座机之后,特别是座机成为快活的改工大娘之后,王起盖想让她天天为自己放映彩色故事片的指望落了空。她对王起盖百般看不起,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自己也是独眼。再一点就是王才盖痴迷技术,经常挨斗争,搞得一家政治地位很低。

“干干干,烦!

“又不是吃饭,天天顿顿都要干!

“干你妈个火铲!”

一段时间,几乎每天夜里和凌晨,她都跳起来对大杂院十一户人家现场直播。

这十一户人家中,有崔、曾、喻、王和杜氏三兄弟共七户人家是建筑社的。

“你技术好?你思想坏!你右倾翻案走资本主义道路!”

有时候王起盖老婆还要爆炒豆一般背诵斗争会上别人加给他男人的罪名,以表示他和搞右倾翻案风的王才盖划清了界限。

其他十户人家常常被她闹醒,大家都笑将起来,过后还要交流心得体会,唯杜氏三兄弟不参与讨论,一来他们是书香门第这大杂院土改前是他们家族的财产,二来他们都是从学校或其它单位被下放到建筑社劳动改造的,他们被全院邻居监视管制,没有发言权。

贺知章听说与王起盖同姓同辈的一个中医常常上门为王起盖老婆看病,又听说王起盖老婆曾经爆发过银铃似的笑声,于是给她取一个外:“美国品种”。

改工大娘们更是捕风捉影,添油加醋。

其实“美国品种”由于家庭不幸福,又跟着王起盖受政治歧视,有亲戚上门看病,自然比较开心。

她终于和王起盖离婚。

不久她嫁给一个医生——不是那个上门看病的中医,是个西医。

这西医在医院出类拔萃,学历最高,医术最好,但有些书呆子气,并且常常被批判“政治上不求进步,走白专道路”,所以虽然娶了全医院最美的护士却没有得到她的心,他又没有朋友可以倾诉。

老婆和他离婚后,他和王起盖前老婆结婚,但他依然感受不到爱情,于是积郁成疾。

他患的是癌症,他知道西医没办法了,于是将一切草药乱吃,时常到乡下采药,还退出医院自己在街边开了个诊所,一改平时的清高,和什么人都打交道,和街上那些病友、闲人们无休止地讨论病情和偏方,留着大分头的端正的和善的白净脸孔和白大褂在街边一堆人里格外显眼,他们讨论热烈,都想抓住别人以免独自沉入黑暗。

虽然诊所效益非常好,他也越发受到人们的敬重,新的婚姻也逐渐有了迟到的爱情,但他终究病死了。

王起盖离乡背井,孤身到新疆去打工,想不到凭一手技术,带了许多徒弟,逐渐成了小包工头,本来已经致富,一个有出息的徒弟又全力他,他于是在库尔勒买了房,和一个贵州的打工妹结了婚。

能拿到退休工资以后他不再干活,天天去跳广场舞,还学健身操、民族舞。起初动作笨拙可笑,后来逐渐熟练。

随着年岁增长,他越来越思念家乡,终于带着他的女人荣归故里。

贺知章闻讯说道:“中年离家老大回,老婆已改鬓毛衰。”

听说他一早一晚要去河边跳舞,人们都不相信,这个窝囊的、自惭形秽的、语无伦次的、五音不全的、手足无措的,被老婆抛弃的人怎么会跳舞?

“不可能啊!”人们发出的声音好像连大地都在呼应。

于是都跑去看,当时他在做健身操,大家觉得动作太卖力,有一点像搞劳动。

而且不管什么动作,头都有一点埋。

等他把音响搬到河边,展示出民族舞,人们大吃一惊,并感受到一丝优美,感到非常新奇。

当年的改工大娘们纷纷前往学习。在全镇五支跳舞的队伍里,他的新疆舞独树一帜,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他的部队。他每天晚饭后站在台阶上,要妇女们这样,要妇女们那样,他还说这里没有对,那里没有对。

从河边石栏杆望出去,绿水青山,他的心情一时也非常美丽。收队的时候,成群的白鹤从水面飞过,妇女们就说你看你看,白鹤回家去了!

人们开始叫他“导演”,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部队开始在广场舞队伍中争霸。

后来中年妇女也来参加,其中两个和他最亲近的,被称为“两大秘书”。

他向人们传授心得:“我这辈子就靠学技术!人家跳一遍,我跳十遍就可以。”

他的贵州姑娘觉得一切陌生,又不习惯他那小青瓦平房,最不习惯的是和他的前老婆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那时候,独眼西施已回到王起盖的房子住了很多年。

终于有一天,贵州姑娘回到库尔勒的楼房去了。

建筑社过去有一部座机,乃是全社出身最好、人最标致精灵的谭贵民的夫人。谭贵民出身贫苦,说话风趣。他在工地唱电影歌曲,舞着砖刀,抹着灰浆,咄咄咄地敲着砖头,伸着长颈,昂着漂亮的头,歌声应山应水:

“大理三月好风光,

蝴蝶泉边好梳妆。

蝴蝶飞来采花蜜,

阿妹梳头为哪桩?”

最后他唱他的保留作品:

“阳雀飞过高山顶,

留下了一串响铃声。”

那个“了”字,本来没有,是他唱到高兴时加的。

这些“封资修软绵绵”的爱情歌曲,只有他才敢在工地上唱。他不怕“瓦解劳动人民的斗志”,他就是劳动人民。

他不仅娶了建筑社第二漂亮的座机,还常常逗得刚进社的年轻女工咯咯咯地笑,其中两个特别喜欢他的,被称为“两大秘书”——所以现在王起盖的“两大秘书”不过是抄袭而已。

不幸谭贵民嗜酒如命,因病去世,人们都在猜他的座机谁来接管。

对老婆历来有着不臣之心的章定开甚至已经作好了顺理成章的准备。

可打死建筑社的人也没人相信,座机选择了王起盖。

她督促王起盖结束了那有名无实的婚姻,并且毫不客气地要求王才盖赶走独眼西施。

于是王起盖请了律师,以房屋是婚前财产为由独眼西施消失。

过去,章定开经常在独眼西施第二任丈夫的诊所门前那一堆讨论“尖端科学”的人堆里显示自己的高明,他反驳那外地口音的诊所医生,对他名牌医科大学的学历嗤之以鼻,他宣称他不相信一切书本知识。

自从他听说贺知章为独眼西施取名“美国品种”,二十六年来很不服气,但不知从何说起,直挨到退休以后的一天,他找到贺知章,郑重其事说道:

“你取的那个不恰当!”

“什么不恰当?”

“‘美国品种’!”

“喔,这么多年你还记着呀?”

“她又没出过国,她哪里知道什么美国不美国,品种不品种,不恰当不恰当!依我的看法,取名‘公共厕所’!”

“你看你又来了,老是陈词滥调!”

“那我取‘公共汽车’,最生动,呜嘟嘟的跑!”

“生动是生动,不是你发明!你呀,你就是吃孤陋寡闻的亏。”

贺知章见他不服,想了想,说道:“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个资料,说中国的那场运动,属于世界性的后现代潮流——这倒是一个新观点!我觉得很深,吃不透,但是,运动不是一切解构吗?不过,别国的后现代可没有搞文化毁灭啊!”

章定开吃了一惊,他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后现代”,他认为贺知章又在他面前显摆。

他大叫一声:“错!”

然后补上一句:“大错特错!”

接着他枯肠,勉力回忆运动中的名词术语。

一旦回忆起那宣传队和大批判的时光,他立刻底气十足,他如同作报告一般说将起来:

“啊,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鲁迅是批判现实主义——我们不说高尔基,高尔基是外国,你不懂——样板戏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运动是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你怎么说运动和世界上一样?”

贺知章想不到他会说出这一番文物一样的话来,并回忆起被他斗争的辛酸往事,一时无语。

章定开以为他甘拜下风,便进一步说道:

“你不懂!你不懂!”

贺知章最讨厌章定开那摇头晃脑的“你不懂”,最讨厌他“拿主义打人”,于是说:

“你看过那资料吗?你这样想当然的说!”

“我不用看,我懂逻辑学,你不懂!”

贺知章又最烦他知道一个名词就以为知道了全部,过去他知道个哲学,逢人就说他是哲学,现在知道了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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